一直赶到当阳长坂“径迎”刘备，“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见到诸葛亮，马上表明“我子瑜（亮兄诸葛瑾字）友也”，套上近乎，“即共定交”。刘备正自巴不得，即派诸葛亮为使，跟鲁肃前往东吴见孙权，结成孙、刘联盟。裴松之判言，“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一点儿也没有虚夸。这些事表明，周瑜与鲁肃作为知交，同为儒将，智勇双全并驾比肩，布伍用兵以周瑜为上，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战略眼光、运筹能力和应对水平却是鲁肃胜过一筹。
鲁肃回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复命，恰逢风云突变，曹操送来了“会猎于吴”的心理战书，东吴群臣响震失色。当年接受孙策托付遗命的元老重臣张昭等人，“皆劝权迎之”，亦即效法刘琮，降顺曹操，仅鲁肃“独不言”。待孙权起身更衣，他追到宇下，对孙权说：
“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他以己设喻，力陈“肃可迎操也，如将军不可也”的理由，恳请孙权“早定大计”。犹豫未决的孙权豁然开朗，慨叹“诸人持议，甚失孤望”，只有“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当时周瑜“受使至鄱阳（今江西波阳）”，鲁肃建议孙权速召还。周瑜一回到柴桑，即对孙权作了政治分析和军事分析，指出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孙权“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指出曹操有四大“用兵之患”，“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他主动请缨，“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多赖鲁肃和周瑜出以忠心，洞明形势，力挽狂澜，才促成了孙权下定联刘抗曹的决心。于是任周瑜为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以吴军为主，联合刘备的部队，共同取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对这次胜利，裴松之也有评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我认为，平实一些说，当是军事指挥周瑜功第一，战略建言鲁肃功第一。
赤壁之战中和赤壁之战后，一些相关的故实，彰显出了周瑜和鲁肃各自的风采。孙权决计抗曹后，委派的统军都督实为两人，亦即周瑜为左督，程普为右督。在最早追随孙坚、孙策的将领中，“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周瑜人称“周郎”，时年三十四岁，老字辈的“程公”“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然而，小字辈的“周郎”却性度恢廓，“折节容下，终不与校”。程普终于感动了，“自敬服而亲重之”，并对他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三国演义》将周瑜矮化成为气量狭小的典型，让诸葛亮“三气”而死，简直是过分污辱斯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干也得到了敌手的钦佩，据本传引《江表传》说，曹操在“瑜之破魏军”以后，表示输在周瑜手里，“孤不羞走”。而鲁肃胜后“先还”，孙权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大请诸将迎肃”，鲁肃“将入阁拜”，孙权又“起礼之”。孙权问鲁肃：“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鲁肃趋进答道“未也”，众皆愕然。及就坐，他才不紧不慢地举起鞭子解释：“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
文孙权一听，抚掌欢笑。周瑜的气度宽宏，风流儒雅，才华横溢，鲁肃的思度宏远，心胸敞亮，志气高迈，殊非寻常人等可及。
人赤壁之战后，周瑜任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驻节江陵。当时刘备在刘琦死后已领荆州牧，驻节公安，联合的双方实际上对峙。建安十五年（210），周瑜到京口（今江苏镇江）面见孙权，建议趁刘备前来完成政治联姻，“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扣留在吴，从而与关羽、张飞分开。这样“各置一方”，再让他去对付关、张，那就“大事可定”。但孙权顾虑曹操重振实力，担心刘备难以“卒制”，没有采纳这一个方案。他又提出另一个方案，趁曹操赤壁“折衄”尚未缓过气来，让他和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后兼并汉中张鲁，结援西凉马超，然后留孙瑜镇蜀，他则回师前据襄阳，进逼曹操，“北方可图也”。孙权同意了，周瑜立即回江陵准备行装，不料路途中病逝于巴丘（今湖南岳阳），时年36岁。噩耗传到柴桑，孙权素服举哀，悲恸地说道：“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大有其今后“国有疑难我问谁”之慨。19年后称帝，仍在感慨“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对于三国前期东吴政权的交替、稳定、发展和巩固，周瑜起着砥柱中流的作用，他人无以替代。
书徜若他未曾英年早逝，他所念念不忘的“取蜀”大计得以实行，那么孙、刘联盟能不能维系下去，三国分峙会不会终究成形，容当另是一说。
屋周瑜病困时，上疏孙权说，“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孙权即拜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周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但鲁肃与周瑜虽是多年至诚知交和亲密战友，战略眼光和斗争策略却有差异，他坚定地主张和维护孙、刘之间的战略结盟。他不赞成扣留刘备的意见，反而力劝孙权，把荆州南郡借给刘备，即所谓“借荆州”。他如此主张，实际上是从实际出发。因为赤壁之战后，孙权集团占有的荆州只有江北南郡、江夏两郡，江南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四郡都为刘备集团所控制，要拿过来双方势必会兵戎相见，坐让曹操集团渔利。倒不如把南郡暂借给刘备，把他推到直接面对襄阳曹军的一线，事实上变成一道隔离带，让吴军可以收缩西部防线，集中优势力量在东部图强。而且名曰“借”，今后一旦形势改变了或者条件适宜了，随时可以收回来。这样做，既维护了孙、刘联盟，又减轻了孙吴压力，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对孙吴最为有利。用鲁肃劝孙权的话来说，那就是“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尽管后来的事态反复表明，孙权并没有充分领悟鲁肃这一战略建言的深远意义，但当时是“即从之”了。曹操作为一个高出孙权，更高出刘备的战略家，当即就看出了其间的厉害，因而“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与当初刘备闻言失箸相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肃接任后，从江陵移师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陆溪口），“恩威大行”，扩充军备，部众从四千余人发展到一万多人。他治军严整，“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深得孙权赏识，升任汉昌太守、偏将军。建安十九年（214）跟随孙权攻破皖城（今安徽潜山），又升任横江将军。回镇陆口，防地与关羽留守荆州之地临界，免不了发生边界摩擦，鲁肃以大局为重，“常以欢好抚之”。但他并不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老实有余，勇毅不足，在关羽面前流于怯懦，总被戏弄，而是临危有静气，处事不糊涂。
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已得益州，孙权派诸葛瑾出使成都，讨还荆州。刘备耍赖不答应，孙权怒不可遏，即派吕蒙出兵夺取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自然输不起，亲自从成都赶到公安（今属湖北），督令关羽夺回三郡。孙权针锋相对，也亲自赶到陆口督战，令鲁肃屯兵益阳（今属湖南）抗击关羽。双方剑拔弩张，恶战一触即发。为了挽救行将破裂的孙、刘联盟，鲁肃表现出了政治家风度，主动邀请关羽会晤。诸将疑恐有变，纷纷劝阻。鲁肃胸有成竹地说：“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毅然决然出席会晤。他与关羽都驻兵马于百步开外，带单刀相会。关羽先发制人，说刘备乌林之役“戮力破魏”有功，“岂得徒劳无一块壤”，指责鲁肃“欲收地”。鲁肃义正辞严，指出刘备是“私独饰情，愆德隳好”，“贪而弃义，必为祸阶”，面斥关羽是“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反而“负恃强众以图力争”，必然不能得逞。
说得关羽哑口无言，不好动武。《三国演义》所写的“单刀赴会”，抬关羽而压鲁肃，不足为信。结果是这场仗未能打起来，双方讲和，割湘水为界，孙权占有江东四郡，刘备占有江西三郡。客观上固然有曹操攻汉中，刘备不得不退保益州的原因在，但鲁肃大义凛然，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鲁肃如此尽心竭力地维护孙、刘联盟，确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评，做到了“守之终身而不易”。
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病逝，时年四十六岁。孙权为他举哀，并且亲自送葬。诸葛亮也表示哀悼。吴国史志《吴书》评述说，“肃为人方正，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陈（阵），手不释卷。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后，肃为之冠。”本传中裴注照引，说明裴松之心目中的鲁肃，正是这样令人景仰。后来孙权对陆逊谈到他对周瑜、鲁肃、吕蒙三个人的评价，称鲁肃初次“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赤壁之战前鲁肃独言不可迎曹，“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来劝借荆州给刘备，“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孙权“忘其短而贵其长”，常将鲁肃比方为东汉初年的大功臣邓禹，可见倚重之深。直到称帝时，孙权还特别对公卿们提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
接替鲁肃出任东吴西部战线主帅的是吕蒙。吕蒙（178—219）
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人。与周瑜、鲁肃出身世族富家，自幼博学多识不同，他出身贫贱，粗野无文，十几岁便跟随姐夫邓当投到孙策麾下参与征战。那时他就有“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的英勇气概，孙策“奇之，引置左右”，邓当死后即任他为别部司马。
孙权统事后，“从讨丹阳，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领广德长”。建安十三年（208）跟随孙权西征黄祖，黄祖令都督陈就率领水军堵截，吕蒙作先锋奋勇争先，“亲枭就首”，大呼猛进，夺得首功。孙权论功行赏，擢升吕蒙为横野中郎将。实践中屡建军功，孙权倍加关爱，对他和蒋钦说“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推辞说：“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就用自己“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开益”，以及“（汉）光武（刘秀）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曹操“老而好学”作例子，苦口婆心地指导吕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吕蒙听进去了，从此“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从一介武夫变成了一位儒将。
鲁肃代周瑜前往陆口就任的时候，途经吕蒙驻地，“意尚轻蒙”。吕蒙问鲁肃“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鲁肃竟说“临时施宜”。吕蒙认为“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当即替鲁肃谋画了“五策”。鲁肃大为惊奇，“越席就之”，拊其背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日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特地拜见了吕蒙母亲，然后“结友而别”。后来孙权对陆逊评说吕蒙，还作出了“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高下之分。
从用兵打仗看，孙权所说确有依据。赤壁之战中，吕蒙协助周瑜、程普“西破曹公于乌林，围曹仁于南郡”，战功卓著。其后双方争夺南郡，周瑜派甘宁“前据夷陵（今湖北宜昌东）”，曹仁分兵围攻夷陵，甘宁“困急”而求救。周瑜兵力不足，不少将领都反对分兵救援，吕蒙却建议留下凌统留守大营，保其“能十日守”，自己则随周瑜“解围释急”。又出险道设伏计，周瑜全部采纳了。结果取得了“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的完胜，因功擢升为偏将军。建安十六年（211）跟随孙权到东线抗御曹操，孙权打算在濡须口（今江苏无为）夹水设坞，不少将领都说“上岸击贼，洗脚入船，何用坞为”，只有吕蒙支持。他分析道：“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入水，其得入船乎？”孙权称“善”，遂得“备御甚精”。十八年（213）曹操率军来攻，相距月余不能下，只好退去。曹操委任朱光为庐江太守，在皖城（今安徽潜山）大开稻田，并且派间谍到鄱阳（今江西波阳）招诱内应。吕蒙对孙权说：“皖田肥美，若一收孰（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于是有十九年（214）孙权亲征皖城之战。孙权问攻城方法，好多人主张作土山，吕蒙认为土山“必历日乃成，城备既修，外援必至，不可图也”，必须“四面并攻”，速战速决。孙权依计攻皖，甘宁督攻在前，吕蒙精锐继之，拂晓发动进攻，食时即已破城。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生俘朱光及其参军董和，虏还部众达三万多人。曹操大将张辽引军来援时，半道得知皖城已失，只好退转去。在鲁肃逝世后，东吴将领不乏优秀者可以继任，但唯有吕蒙最能让孙权放心。
吕蒙作为一个杰出军事家，战略关注与周瑜接近，主要着眼于有利东吴的现实军事利益，而不像鲁肃那样，更加重视相对长远、相对全面的大局把握。鲁肃主持西线军务时，他就密陈过意见，认为关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应当“于（东吴）强壮时图之”。孙权曾打算北取徐州，他认为不妥，“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孙权“尤以此言为当”。因而他一继鲁肃担任汉昌太守，主持西线军务，便着手实施“取羽”计划。他深知关羽勇武骄矜，不宜力攻，便决定纵其骄气，伺其疏漏，准备智取。第一步，初到陆口时，表面上做出比鲁肃还鲁肃的友好姿态，“倍修恩厚”，麻痹关羽。第二步，关羽北上樊城与曹魏作战，“留兵将备公安、南郡”，他看穿了关羽是对自己不放心，害怕自己趁机进攻公安、南郡，便“以治疾为名”返回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