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 第23部分

然而，利只是一面，弊是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对于蜀汉政权而言，还是对于诸葛亮个人来说，那场政治斗争遗留的祸根都日益地显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人事上的矛盾。直接当事者李严，仅是其间不会缺少的一个代表，两大利益集团无不涉足其间。前有法正的压抑，后有李严的威胁，对诸葛亮不能不会刺激至深。他担任丞相始于章武元年（221），永安托孤后，建兴元年（223）受封武乡侯，“开府治事”，随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裴注据《蜀记》引晋人郭冲说，“亮刑法竣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尽管裴松之认为“以亮谦顺之体，殆必不然”，但郭冲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陈寿总评诸葛亮，早已指出他“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恶无纤而不贬”。他制定《蜀科》等一系列法令、律例，不仅要治民，而且也要治官。考察一下被他削职、放逐、杀头或者授意杀头的文武官员当中，除了一个亲信马谡是因为失街亭而挥泪斩之的以外，其余的功臣宿将无一不是各具才干，但对诸葛亮又不那么毕恭毕敬。

依照《三国志》本传中陈寿的评语，荆州旧部的大将魏延“以勇略任”，谋臣廖立“以才拔进”，益州新臣的李严、彭羕、来敏也都各自不凡，但都或因事、或因言违忤了诸葛亮而遭致不测。平心而论，这些人纵然确有某种过错，也没有大到非除之而后快那种地步，所以今人写剧欲为魏延平反。

诸葛亮治蜀十一年间，政由己出，“刑法竣急”的背后还搞了“以我划线”。他实际上害怕再出现法正，再出现李严，因而把对他个人的尊崇依附放在第一位，作为“贤”的评估标准；把才干特长放在第二位，作为“贤”的参考条件，另外搞了一条打着他的个人印记的，掺杂亲亲疏疏成分的“任人唯贤”路线。他在《出师表》中推荐的七个文武“贤才”，除张裔一人来自益州新臣，其他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陈震、蒋琬六人均为荆州旧部，而且这些人大多只能“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从来不敢“徇功妄动”。另外一些人，诸如谨小慎微的董和、言过其实的马谡、狷狭忌刻的杨仪也都充斥其间。相反地，不但上述那些分属两大利益集团的功臣良将先后遭致不测，而且就连一身是胆、敢于直谏的宿将赵云，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重用。如此这般的畸重畸轻，与刑法竣急搅缠不清，必不可免地会加剧“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蜀汉后期越来越人才匮乏，倘若不为尊者讳，应当承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千百年以来，多有人指出诸葛亮的知人善任不及刘备，同时又忽视了这样一些深层背景，未尝不是一憾。

另一大遗患出在国事上。魏、蜀、吴三分鼎峙局面既成，蜀汉最弱小，理当凭借巴蜀天险休生养息，励精图治，待到国富兵强再谋对外扩张。诸葛亮本人更如陈寿所评，“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本应趁大权在握，充分施展“理民之干”，努力把小而弱的蜀汉打造成小而强的蜀汉。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继建兴三年（225）三路南征，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贵州西北部）之后，又于建兴五年（227）至十二年（234）的八年间“五出祁山”（《三国演义》写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汉中也算上了）。这五次挥师北伐，再加上一次北上抗敌，除去229年第三次北伐攻占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而外，其他均以失败或撤退告终。长线出击，粮运艰难，连年用兵，耗费靡繁，严重削弱了蜀汉民力和国力，实在得不偿失。诸葛亮本人，也因为军务劳顿，食少事烦，积劳成疾，于建兴十二年（234）八月病逝于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的军营内。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究竟由于什么？不排除诸葛亮从政久了，年纪大了，睿智明略不如从前了，对形势作出误判，盲目出兵以图建功。但更有可能，或者说是很大程度上，是由刘备托孤遗命逼出来的。根据何在？一是《出师表》写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请注意这个字）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请注意这个字）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二是《后出师表》写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更请注意这两个字）臣以讨贼也。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对勘两《表》，再明白不过，刘备临终交办的头等“大事”，不能狭隘地只解释为辅佐刘禅，而是集中在解决“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遗留问题，要诸葛亮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恄諟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纵或明知不可为，他也不得不为之，否则难免于政敌“托付不效”的攻讦。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与诸葛亮的人格道德关系并不大。

由此联想到，成都武侯祠清人赵藩所撰写的那副楹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其上联分明指向诸葛亮连年北伐，而下联分明关涉诸葛亮刑法竣急，有褒有贬，亦褒亦贬，颂扬和推崇之际，隐含多少惋惜和批评。设若诸葛亮九泉有灵，不知当作何感想？我姑且大胆揣测，除了公开严以律己，引咎自责，私下可能会对老伴说，根子还在永安托孤。是耶非耶，需要和可以“深思”的人，何止而今而后区区“治蜀者”？

第十二章　千古美女，貂蝉无觅处

貂蝉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但在史籍上无踪可觅，形象全然出自文艺作品虚构。三国时期确如其人的美女不少，置身男权中心社会的天罗地网之间，尤其在那种乱世动荡当中，鲜能逃避尤物、猎物、礼物、私物、替物、弃物的宿定命运。但她们又好像若干面镜子，照出了一些男人，乃至整个社会经常遮饰着的部分真实面孔。

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图：西施浣纱，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人因图而显，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凌驾于历代其他美女之上，被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为春秋时期越国苧萝（今浙江诸暨南）人，《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绝书》等史籍均有记载；王昭君名嫱，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史籍，以及《西京杂记》也有记载；杨贵妃小名玉环，道号太真，盛唐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新、旧《唐书》都记载于《后妃传》，连生年719年、卒年756年皆可按索。唯独貂蝉不一样，无论是《后汉书》还是《三国志》，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在当下中国，有人鼓吹她是陕北米脂人，指认为“米脂婆姨”的祖宗，不知作过什么DNA的鉴定。很可能，同前些年有人“考证”出了武大郎、潘金莲确有其人其迹一样，出自于发展旅游经济的所谓创新思维吧。

貂蝉其实是一个文艺作品虚构成型的美女形象。从唐代广泛流传三国故事，到宋代平话艺人喜欢说“三分”，再到元代盛行三国戏，民间述闻和文艺加工越来越丰富多彩。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行《全相三国志平话》，亘古第一次出现了貂蝉。《平话》里的貂蝉姓任，原是吕布妻子，夫妻失散多年。她流落到王允府中，在后花园焚香祈祷早日归乡，夫妻团聚时，偶被王允撞见。王允给貂蝉不少金珠绸缎，许诺让她与吕布相见，却又把她送给董卓。两天后吕布入见董卓，见到貂蝉，才知道董卓新妇竟是自己发妻，于是乘董卓醉卧如泥，一剑刺死了这个夺妻老贼。其后的元杂剧又有出《连环计》，貂蝉为忻州（今山西省忻县）木耳村人任昂之女，小字红昌，被汉灵帝选入宫中作宫女，掌貂蝉冠，因而叫做貂蝉。灵帝将貂蝉赐给大将丁原，丁原又将她赐给义子吕布，结为夫妻。黄巾乱起，二人阵间失散，貂蝉流落到王允府中。董卓专权以后，蔡邕向王允进献连环计，王允就借助貂蝉成就连环计，离间了董卓与吕布，并假借银台禅让诛杀董卓。明眼人不难看出，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第九回前半回“除暴凶吕布助司徒”，正是在《平话》和元杂剧相关故事的基础上调整人物身份和关系，增加情节波澜和细节，再创作而成的。其间的貂蝉，已变成了自幼选入王允府中的绝色歌伎，并且深明大义，为报王允多年视同亲女的养育之恩，甘愿牺牲自己而楔入董卓、吕布之间，从而力助王允成就了连环计。这以后，貂蝉成为吕布的妾，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有交代。但接下来的第二十回，只提及曹操“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貂蝉的后来命运如何，就付之阙如了。

罗贯中付之阙如，不是缘于疏漏，而是因为《三国志》一些文字令他为难。《吕布传》正文中记叙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个“侍婢”是不是貂蝉，私通前后的因果存亡，都呈现来无踪去无影的空缺。《吕布传》裴注引《英雄记》，两次涉及吕布“妻”，而这个“妻”替他生的女儿要与袁术之子政治联姻，年龄起码有十三四岁了，“妻”则起码三十岁了，也与貂蝉合不上。而在《关羽传》里，裴注还引《蜀记》写道：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魏氏春秋》所说见《明帝纪》裴注，称秦妻姓杜，归从曹操后产遗腹子秦朗，曹操“甚爱之”，对宾客说“岂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魏明帝年间，秦朗官至骁骑将军，十分受宠信。这两段裴注可谓了得，事实依据于《蜀记》，又有《魏氏春秋》佐证，毋庸随意质疑。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定然是个绝色美女，轻易不求人的关羽才会“屡启于公”，“乞娶为妻”。曹操由于关羽的一反常态，“疑其有异色”，利用权势，抢先一步，派人把秦宜禄之妻“迎”来“看”了，立即“自留之”，全不顾关羽会作何反应。关羽果然“心不自安”，后来复归刘备，未尝与此无关。这场夺美戏，倘若只涉及曹操，小说家的生花妙笔自然可以纵情发挥。就像《三国演义》第十六回下半回“曹孟德败师淯水”，对曹操在宛城占有降将张绣的叔父张济之妻，连日“取乐，不想归期”，导致张绣举兵造反，火烧曹营，曹操只好狼狈逃窜，长子曹昂、兄子曹安民、爱将典韦全都为之送命那样，至少要写上一回半回。然而，偏巧还涉及关羽，并且关羽是最先的意图占有者，如果写了，势必污损到关羽的光辉形象。宋、元那些说“三分”艺人却不管这些，硬说秦妻就是貂蝉；元杂剧更有一出《关羽月下斩貂蝉》，表现关羽被人夺爱，怒火冲天，干脆来了个大家占不成。罗贯中既要尊刘抑曹，特别是要美化关羽，就不能不为尊者讳，不去碰这个敏感话题。所以，艺术虚构出来的美女貂蝉，最终的结局连小说都无从稽考，更难强求与史籍记载对号入座了。

尽管如此，这一个貂蝉竟然鲜活起来，跻身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不但在小说里面光彩照人，而且在世人心中惊鸿时见。

这，究竟为什么？从艺术美学看，当然可以借典型形象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通行理论加以诠释。但在自古及今不乏人众的貂蝉拥趸群里，起作用的决然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对美女魅力的认同。在貂蝉以前，西施那样一个浣纱女，其所以能一个美女俨然胜过十万雄兵，凭的就是她那种沉鱼落雁之姿，迷住了吴王夫差，直令夫差神迷意乱地放了宿敌越王勾践一马，从而给了后者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重振旗鼓，反而灭掉吴国的绝妙转机。王昭君同样来自民间，香溪河水成就了她的天生丽质，但“入宫数岁，不得见御”，及至汉元帝刘姡Ы�她赐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之际，才发现她“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大惊”失悔，“意欲留之”，已办不到了（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在貂蝉以后，“重色思倾国”的唐玄宗李隆基，其所以要不择手段地公开乱伦，从儿子寿王身边夺过杨玉环，将其封为贵妃后“从此君王不早朝”，也是缘于杨贵妃的绝色美艳足令“六宫粉黛无颜色”（见白居易《长恨歌》）。至于貂蝉，王允决计用她离间董卓和吕布，看中的就是董、吕“二人皆好色之徒”，而貂蝉那种闭月羞花之貌，正好让两个“好色之徒”坠入连环计。果不其然，吕布一见到貂蝉“艳妆而出”，就“惊问何人”；董卓一目睹貂蝉“惊鸿宛转掌中身”，“好花风袅一枝新”，就赞誉为“真神仙中人也”，纳为侍妾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回）。貂蝉的美的魅力，十足以与其先之西施、王昭君，其后之杨贵妃联翩颉颃，再加上《三国演义》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谁还会管她似有还无？

不过，美的魅力也者，是我用的现代语词。在中国古代，从有文字记载、文物考证可以确定的夏、商、周三代以降，整个社会无论怎样聚合分崩，改朝换代，都布满了男权中心的天罗地网。尤其是西汉年间“独尊儒术”以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更将一切话语权都集中到男人手里，除了个别因缘时会的权势女人确曾“偶尔露峥嵘”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女人…》小说下栽＋wＲshＵ。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