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朋友是穷人，是无产者。④因此，他谈到广泛宣传真理的必要性时，号召人们正应当向无产者宣传真理。⑤他首先是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与无产阶级结合起来。但是德萨米既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不可能坚持这种阶级立场，有时竟离开了这种立场而堕入纯粹唯心主义的立场。例如，他宣称，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有一切“好心人”的赞助；于是，他号召人们向富人和穷人宣传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①可见，他似乎认为有必要让资产阶级也参加实现公有原则的事业。他显然是针对七月王朝“发财吧！”的口号而提出说，不是人民应当成为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应当成为人民。
②《公有文集》，1843年法文版，第69页。
③《公有法典》，第3页。
④同上书，第209—210页。
⑤同上书，第92页。“要畅谈真理，要把真理灌输到无产者头脑里去”。
①同上书，第1—4页。
德萨米也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空想主义者（如布朗基）一样，他所用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和“人民”、“穷人”等概念十分相近。他引用雷诺的话说：“我称之为无产者的，是这样的人，他们生产全国的一切财富，而所有的只是自己劳动所得的日薪，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只能得到很小的份额，而且这部分还由于竞争而不断减少……我称之为无产者的，是耕种我们的田地，培植我们的葡萄园，而不能享有其收获物的无数农村居民。”
我们看到，德萨米在给无产阶级一词下定义时没有能够提高一步指出基本的、生产的标准。一般说来，他对社会的阶级划分的认识，不是从这个或那个阶级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着眼，而是从他们的收入着眼的。他说：“1．我们所说的无产者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公民，或是其收入甚至不足保证得到必需品的公民。2．我们所说的小私有者是其收入可以保证得到必需品的公民。3．我们所说的大私有者，资本家、富人、资产者，乃是其收入超过合理需要的公民。”②德萨米又说，无产者占一国的绝大多数。这是两千二百万无文化的、孤苦伶仃的、每天只有六个苏来维持生活的不幸的人。③德萨米说，这些为贫困和绝望所激怒的不幸的人们暴怒地挥起自己身上沉重的锁链并高呼“或工作而生，或战斗而死”，这是毫不足怪的。
②《公有文集》，1843年法文版，第79页。
③同上书，第69—71页。值得注意的是，德萨米在这里加了一个注，除上述的无产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外，又加了第三个部分——收入极为菲薄（17—18法郎）的小私有者。
德萨米说，现在掌握着权力和财富的人，只有在“人民的社会组织”的压力下才会把权力和财富让出来。①显然，德萨米所说的“人民的社会组织”是指“无产阶级”的组织。他说，必须要有一个能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共同纲领，必须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统一，以便使它能在适当的时机作为一支力量而突起。德萨米大声疾呼道，无产者！各国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有时会碰到一个百年难遇的时机。当这个时机到来时，切切注意不要因自相争吵而错过了它。②我们已经知道，德萨米极其重视哲学的社会意义，并认为最重要的是哲学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在他看来，哲学原理的统一是“无产阶级”组织统一的必要条件。因此他认为任何违背原理统一的行为都是对人民事业有害的。
这样，德萨米就使他的读者想到（虽然他表达得不十分明显）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如果无产者只是参加某一个现存的政治“核心组织”，即使这个组织是激进的，也只能证明无产者还很不了解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德萨米称这种应将无产者联合在自己周围的党为“人民党”。用这种名称来代表的，看来不是某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三十至四十年代间此伏彼起的许多政治社团。德萨米说，人民党本来是动摇不定，人数极少，备受迫害，零落涣散，并被认为已被消灭了，现在，这个人民党已奋发起来，已是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的了。它只要一接触到真正平等的土地，就能恢复自己的力量，它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它掌握着未来的命运，因为它能真正消除人类的苦难。③
①《公有法典》，第217页。
②同上书，第219页。
③同上书，第109—110页。
德萨米说，为了根除现存社会关系中的罪恶，为了“使压迫者变得博爱”，必须用顽强的反抗来对付不公平；要使人民前进，就必须冲破现存特权制度。①这样一些说法恐怕不能把它理解为和平改造的思想。《公有法典》一书也和德萨米的其他著作一样，其基本精神是革命的。德萨米避免（需要从应付检查制度考虑）直接和详细地谈到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有时他甚至好象还指出一些防止这种“危险”的措施。他说，我们的呼声警告那些在悬崖边缘上睡着了的人。②他主张宣传富人和穷人利益一致，认为这是“保全世界，避免流血革命”的最好的方法。③他建议官人们作一些让步，在生活的宴席上给穷人一席之地，以封住革命的深渊。他声称，实现他的体系不需要“流血牺牲”④。但是，所有这一切警告显然都只具有纯粹修辞的性质。革命是社会改革的必经之路的思想，在德萨米的体系中有着巩固的地位。他把公有原则叫做是革命的箴言；那些往往成为革命策源地的大城市中有时发生的革命发动，照德萨米看来，可为自由事业加以利用，如果这种运动能为有理智的人们（大概就是前面所谈到的那个“人民党”）所掌握的话。他谈到向新秩序过渡的时期时，就象谈到革命时期一样，在这期间，青年将习惯于军营中的生活。十分明显，这里指的也就是青年参加国内战争。⑤象这样的论点，在德萨米的《公有法典》和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我们看到，德萨米一般都以人民作为搞革命的力量；但是，也常常给这种力量以更明确的名称：无产阶级进行革命。⑥然而，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个别的词句，而是革命在德萨米所描写的改造事业的前景中所占的地位：没有革命，则他所拟就的改革计划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①《公有法典》，第196—197、217页。
②同上书，第204页。
③同上书，第12页。
④《公有文集》，法文版，第7页。
⑤《公有法典》，第7、29、143—144页。
⑥同上书，第217页。
德萨米十分敬仰1793年的活动家。他们造成了全国的政治统一。但是他们没有解决未来的基本问题——未能保证社会的统一。为此需要公开地高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但是，这些革命家竟然没有明确地了解公有制作为对敌斗争的可靠工具的意义。因此他们没有能挖去封建制度和垄断制这支大树的最危险的毒根，没有能依靠真正的民主。在1793年的宪法中，平等的信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结果，无产阶级和国民公会中一部分“规规矩矩”的人麻痹地停止了一切努力。革命就被“热月政变的利斧”结果了。如果当时的革命家按照公有制的精神采取了应有的措施（人民已本能地这样做了），则革命当会有另外一种结局①。
如果人民现在因被奴役而沉睡不醒，那也不应绝望：人民是沉睡中的狮子。他一朝醒来，就会威风凛凛，凶猛异常，谁想拦阻它，谁就会倒霉。②德萨米毫不怀疑，起义人民必将获得胜利。在德萨米看来，人民群众的自发运动是新生力量成长的证明，新生力量要想和法律效力相抗衡，法律无论如何是对付不了它的。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实际解放就要来到了。③值得注意的是，德萨米在对社会革命准备过程的描述中，几乎丝毫没有谈到秘密社团的作用和通过密谋实现变革的可能性。大概是1839年起义④的经验使他对密谋家的斗争方法抱有怀疑的态度。
①《公有法典》，第187、202页。
②同上书，第186—187页。
③《平均》杂志，1840年法文版第1期。
④1839年5月12日布朗基在巴黎组织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是一次密谋性质的起义，第二天就被镇压下去。——译者
德萨米清楚地看到革命后人民将要遇到的危险。革命家在为实现平等博爱原则的斗争中，既要行动迅速，勇往直前，又要小心谨慎。他们的口号应当是：机会难得，当机立断。我们看到，虽然德萨米认为在公有制彻底胜利以后根本无所谓专政，但对于过渡时期来说，他却赞成雅各宾党人的精神和同意巴贝夫主义者的观点，承认革命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①。但是我们要强调指出，德萨米完全没有阶级专政的思想。
①《平均》杂志，1840年法文版；参阅作者所著《法国秘密社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一文，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49年第3期。
德萨米反对卡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中提出的不彻底的办法：在五十年内保留私有者的财产权，放弃义务劳动等等。特权的最后余迹一天不消灭，人民就一天要担心它会复辟，而要想改革成功，必须人民有信心。另一方面，贵族必然是心怀不满的，而行动迟缓只会使他们继续保持对新制度的仇恨。让他们保留私有财产，必然会放纵他们使尽各种阴谋诡计和投机取巧的手法利用财产来反对人民。恐怖方法这种反对革命敌人的手段，照德萨米看来，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这种方法只会造成更多的敌人，何况还让他们保留着最危险的武器——财产和金钱。
必须同时剥夺财产和金钱——这是暴政的神经。如果人民胜利了，已使绝望的敌人缴了械，却马上又把凶恶的武器还给敌人，这不能称之为人道主义和宽大。这不是人道主义，而是愚蠢。决不能说剥夺就是暴力和压迫。我们决不应容许枷锁再落到人民身上。一旦公有制最后建成，它就会比任何别的制度都更宽宏大量。共产主义社会将没有任何的暴力。但是人民也不会让任何人保留有害的财产垄断权。②
②《公有法典》，第255—256页。
在社会革命的“次日”，临时革命政府应当颁布一系列的过渡性措施，这些措施应能直接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这样的措施包括：将一切财富集中于公共商店，平等博爱地分配产品，利用家具和衣着的储备（德萨米确信这种储备够用十年），重新分配住宅。德萨米大声疾呼道，不幸的无产者，高兴吧，丢掉你们的茅棚小屋吧！就要有十分清洁而舒适的住宅了，问题仅在于正确地加以利用。①
①同上书，第247—248页。
在德萨米看来，这些措施能使一切小土地所有者，一切小私有者一心归向革命政府。对公有制事业的热情将会鼓舞不幸的人们，而这些人占全体居民的十分之九。他们宁死也不愿放弃这个事业。在公有制建立后培育起来的下一代，也将完全忠于这个事业。甚至被剥夺了财产的人也将放弃其自绝于人民的情绪，以求在“博爱的宴会”上占有一席。
德萨米说，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不分肤色、种族和国别，都将象兄弟一样地生活”。②各族人民的友好不应有界限；共产主义是把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的最好的手段，是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的最好的手段。③德萨米认为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在世界一切国家的胜利。他幻想那时各国之间的一切屏障都将拆除，各民族将会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他设想，这个统一的民族将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基础将是拉丁语。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里的胜利，这只是开端。德萨米相信，有了这个最初的胜利以后，在若干年内各民族就会全部解放。
②同上书，第229页。
③同上书，第250—252页。
德萨米认为，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丝毫不必害怕专制君主们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它。在它有了巨大资源的时候，它不难击破这个反动的同盟。德萨米认为，在这个可能要与专制国家进行斗争的时期，革命的国家保留武装力量是必要的。他和邦纳罗蒂一样，认为这支军队对公有制的彻底胜利可能起很大的作用。他说，在万不得已时，共产主义国家将派遣三十万至四十万战士到国外去，要不了十年功夫的战争，这支军队就会取得各族人民的共同解放。①
①《公有法典》，第257页。
随着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将出现许多大规模的共同的经济工作，这些工作将由劳动军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不仅会导致科学的发展和艺术的繁荣，而且将使气候大为改善。社会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不影响到人，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外部世界。毫无疑义，德萨米的这个改变气候的思想，以及劳动军的思想，都是从傅立叶那里承袭来的。
公有制最终确立以后，照德萨米看来，“生产大军”就要完全代替破坏大军。德萨米认为劳动军是实现公有制的一个极好产物。劳动军将使自己的活动遍布于全世界，耕地，肥田，美化大地，象变戏法一样地进行一些现在连想也想不到的巨大工程。他们将排干沼地，灌溉荒地，开凿水渠，改造河流。
组织劳动军，在德萨米的想象中；不仅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其活动的精神效果也同样重要。德萨米说，青年总是想做一番大事。在十八世纪时，新大陆使青年心向往之；现在新大陆已失去了其诱惑力。在公有制条件下，青年的这种愿望部分地可以通过旅行来满足，旅行起着很大的文化作用，就象是能使公有制大厦巩固起来的水泥。旅行将促进各国人们的交往，消除一国与他国隔绝的屏障，促使公有原则遍及全世界。但是，在这个联合的过程中，各国派代表参加由劳动军进行的许多共同的大工程，无疑地也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②劳动军中的工作将比公社中的一般工作更能够吸引青年。在那里，劳动将同庆祝会、戏剧表演交替进行。使青年向往的是由一国往另一国的旅行，与一个个新地区的居民联欢，为文明而不断开发我们这个行星上的各洲。劳动军的活动和科学与艺术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