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农民的儿子，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学，吃的是助学金，我是一定要进步的，我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事事冲在前头，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气候里的活跃分子……”
老人说：“后来我一直都是积极分子。我是个不甘落后的人，事事都要抢在前边。所以，在那些年月里，有那么一段，我是很红的。我办的第二件坏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贴了一张大字报。那时候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字报的海洋，人人都贴大字报……不料，就是这张大字报惹出了事端。一个对我最赏识的老领导，在我贴了这张大字报之后，跳楼自杀了！当然，在那个时候，一个‘走资派’，死了也就死了，那时候叫做死有余辜，也没人说什么，可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其实，我那张大字报也没揭发什么，就写了一件小事，写他吃蒸馍剥皮……说实话，在我心里，也还有保护他的意思，因为别人写的问题比我写的严重得多，那时候写什么的都有，有写他是历史反革命的，有写他是国民党特务的，有写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多了。我也就写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有一次，我看他吃蒸馍剥皮，我真的非常吃惊。他是一个九级干部，资格很老，可他吃蒸馍剥皮，这也是事实。可就算是吃蒸馍剥皮，也罪不至死，是不是？可他就那么死了，当天晚上，他从被关的那栋楼房的窗户里跳了出去。那座楼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还是在他的主持下盖的，刚盖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楼一共七层，他从最高处跳下来，就摔在楼前的水泥地上……我想，这是饿人与包子的故事。在吃前八个包子的时候，他都不饱，到了第九个包子，他饱了。也许，是我让他伤心了。别人贴大字报，贴就贴了，无论说什么他都还能挺住，可我是他一手培养的，连我也贴了他的大字报，他就彻底绝望了。‘文革’后期，他家里的人到处告状，说是我把他逼死了，我也因为这件事被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一直不服。现在想来，我的确是有责任的。也许，就是我把他逼死的……”
当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而后，他用火钳子拨了拨土盆里的炭火，接着说：“这件事，我一直不清不楚地背着。后来，我离开了原来的岗位，就下放到这个林科所来了。那时候，我已不愿再跟人打交道了，于是，我选择了树。我本来就是学林业的，可二十五年之后，我才找到了树。就在我找到树之后，我又犯下了第三个错误。”
老人说：“来到林科所之后，离开了原有生活轨道，我就像是一条鱼被人甩在了干岸上，有很长时间不适应。生活是有惯性的，在斗争的环境里泡得久了，猛一下来到这么一个清静之地，当我重新面对树的时候，真的不太适应。这并不等于说我没想清楚，我还留恋什么官位，不是的。那时候我已想得很清楚了……可是，人就像火车一样，你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开，而后突然刹车，那巨大的惯性仍然会带着你往前冲，它不管你怎么想，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惯性。你已经看到院中的那些盆景了，那就是我犯下的又一个错误。那也是离开斗争之后，斗争的信号仍然在脑海里起作用的结果。不与人斗，就与树斗。要是说得更难听一点，不让你收拾人了，就收拾树。那时候，我利用当所长的便利条件，让人从山里挖了一些树根，搞了一院子盆景，当那些树长出枝条的时候，我就用铁丝把它们一道道地捆绑起来，压弯弄曲，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人为地搞成各种各样的造型……开初的时候，我还沾沾自喜，觉得这就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可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看着这满院的‘扭曲’，那折、那弯、那捆、那绑，全、全都是病态呀！那不是植物的正常生长状态，那是一个一个的痛苦哇！树就是这样长的吗？……”
老人说：“后来，当我检索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身上是有‘穷气’的，那个‘穷’字一直伴随着我。人一穷，志必短。那所谓的‘进步’，只是一种藏在内心深处的图谋罢了。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气候决定导向的。在你面前，我并不是想为自己辩护什么。我要说的是，我一直是一个跟着潮流走的人。从大时间的概念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也就是这些年，一个民族都醒了，我也醒了。不经过一些反复，人是很难认识自己的。况且，还有思维的惯性，那惯性也是很可怕的……当年，在‘文革’中，我和我的女人斗了很多年，斗得很辛苦，也很虔诚。那时候，就在家里，我们俩对着主席像辩论，你一派，我一派，两种观点进行辩论，而后是互相揭发，老天，揭着揭着就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了……那会儿，我们两个还互相比着背语录，你背一条，我背一条，背着背着，一激动就背错了，错了就对着主席像请罪，一次次地鞠躬、请罪。在那些日子里，她几乎天天让我请罪……互相之间已没有了爱，只有恨。而后，我们就分手了。从此，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现在想来，那所谓的‘家庭革命’是多么滑稽，又是多么的可怕！在那个年代里，人们都渴望纯粹，可纯粹的结果却走向了极端。真是不敢想啊！……”
老人说：“现在，时代的气候变了，人也会跟着变。我成了一个种树的人，我喜欢树，树就是我的亲人。那时候我们有那么多的理论，现在想来，吃饱饭，过上好日子，才是最好的理论。”接下去，老人竟用求告的语气说：“孩子，种树吧。树是人类的天然庇护。你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树，会是什么样子？树是氧之源，也是水之源，是人类呼吸的根基，是大地之上的唯一可以给人类带来好处，而无任何不利因素的植物……你要是想种树，就来找我，找我吧。”
刘汉香默默地望着老人，说：“树？”
老人肯定地说：“树。”
刘汉香像自言自语地说：“树能给人什么呢？”
不料，老梅一下就火了，说：“树能给人什么？我告诉你——一切！吃的、住的、用的，一切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说，树是生命之源！”这时候，老人的眼亮得就像是两盏灯！他喃喃地说：“孩子，你要是有耐心，就听我给你讲讲树吧。你想听吗？你愿不愿听？你不怕我唠叨吧？树……”
刘汉香被打动了，她郑重地点了点头。可是，紧接着，她说：“老伯，我有一个条件，你能答应吗？”
老梅说：“你说，你说。”
刘汉香说：“我想当你的学生，在这里跟你学一年，就学植物，学种树。可以吗？”
老梅望着她，说：“一年？”
刘汉香说：“一年。我可以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打扫卫生……这就算是我交的学费，成吗？”
老梅沉吟片刻，说：“还要加上一条。”
刘汉香望着老人，迟疑了一下，说：“你说吧，只要是我能做的！”
老梅说：“——听我唠叨。你还不能烦！”
刘汉香笑了，说：“成。”
老梅说：“那就一言为定？”
刘汉香说：“一言为定。”
一把笤帚的力量
冯家昌病了。
这么多年来，冯家昌从没请过一天假，也没敢害过一次病（农家子弟，正是“进步”的时候，害不起病啊），就是偶尔有个头疼脑热的，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可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他觉得他应该“病”一下。
这病也不完全是装的，他确实是有些心力交瘁！近段日子以来，他几乎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常常是瞪着两眼直到天明。是啊，漏洞总算堵上了，还会出什么问题呢？他分析来分析去，为了那个职位……心焦啊！
他知道老侯还在活动，老侯一直没有停止活动！
这一次，老侯把他的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他几乎天天晚上往一、二、三号首长家跑，不断地施展他那“打耳”的绝技。更为要紧的是，突然有一天，四号首长家来了一位小保姆，那小保姆是个四川姑娘，这姑娘长得很秀气，俩大眼忽灵灵的，很讨人喜欢，首长的夫人特别满意。不用说，这一定是老侯推荐的。还有消息说，那其实是老侯四川老家的一个表妹！据说，就在前天晚上，已退居二线的赵副政委去了五号首长的家，老头是拄着拐杖去的。在更早的一些年份里，五号首长曾是赵副政委的老部下。可以想象，老上级屈尊去看昔日的下属，那一定是游说什么去了。于是，就有风声传出来了，说政委说了，这么多年了，猴子也该动一动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冯家昌能不急吗？！
冯家昌也不是没有行动，只不过，他行动的方式跟老侯不同罢了。他是把事情分做三步走的。首先，他跟远在京城的老首长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这样的信，他原打算写三封，就是说先投石问路，继而是交“心”，接着再谈自己的问题，期望他能在最关紧的时刻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早了不行，打晚了也不行……可是，就在他刚要写第三封信的时候，老首长突然患病住进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事情就没法再提了。冯家昌心里清楚，一个重要的砝码，就这么失去了。他心里不由得暗暗地埋怨说，老首长啊，你病得可真不是时候！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他采取的第二步行动，是主动凑上去给动员处帮忙。动员处的小马，马干事，人是很灵的，就是笔头子差了一点，他说他啥都不怕，就怕写材料。过去，每逢写“材料”的时候，小马总是让他帮忙看一下，提提意见什么的。可这一次，时逢年底，动员处要写总结的时候，他就凑上去了，很主动地去给小马帮忙。而且，还不辞劳苦地帮他跟各县的武装部打电话，统计数字……小马对此很感激，还专门要请他吃饭。可是，小马并不清楚，他这样做是另有用意的。趁着给小马帮忙的机会，他详细了解了动员处历年的工作情况。而后，他一连熬了几个晚上，呕心沥血，终于写出了一篇题为《动员工作的新思路》的文章。此文他一共打印了四份。一份直送军直系统的《内部通讯》，另外三份通过机要处的小郭送给了一、二、三号首长……为了不漏一点风声，他先是以李冬冬的名义，给打字员小黄送了一套进口的化妆品；接着，给机要员小郭塞了一条三五烟；而后，又托人给《内部通讯》的编辑老戴捎去了一幅名画。老戴这人不吸烟不喝酒，酷爱收藏字画（这幅名画是从李冬冬父亲那里要来的），条件是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近期刊登出来。在电话上，他对老戴说：“戴主任，那个那个那个，收到了吗？噢，那就好。真迹，绝对是真迹！……戴主任啊，托你那件事，十万火急！拜托了，拜托拜托……”待这篇文章登出之后，可以说墨汁未干，冯家昌就以航空邮件的方式，快速地寄给了李冬冬在大军区的一个叔叔，期望他能在最佳时机（既早不得，也不能太晚），以简报的形式批转下来——他知道，由上边批转下来的简报，首长们是都要看的！
冯家昌采取的第三步行动，就有些卑劣的成分了。他本来不想这样做，也曾经犹豫再三，可他实在是太想得到这个职位了！于是，他孤注一掷，背着李冬冬，硬着头皮去找了他的岳父。李冬冬的父亲是一个外表沉闷、而内心却极为丰富的人。像他这样做了几十年官的老知识分子，在感情上，多多少少都是有些纠葛的……前些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冯家昌撞见了岳父的又一个秘密。就此，他判断，岳父与那个人早已不来往了。所以，冯家昌存心要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那天下午，在李慎言的办公室里，冯家昌站在那里恭恭敬敬地说：“爸，有件事，我得给你说一下。”李慎言坐在一张皮转椅上，漫不经心地瞥了他一眼，说：“啊？——噢。说吧。”这时候，冯家昌停顿了一下，像是有难言之隐似的，吸了口气，说：“有个叫严丽丽的女子，她找了我一趟。她说，她说她认识你……”李慎言拿起一份文件看了两眼，而后，随手在“同意”二字上画了一个不大圆的圈儿，龙飞凤舞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片刻，他又拿起一张报纸，就那么漫不经心地翻了几面；接着，端起茶杯，吹了一下漂浮在上边的茶叶，抿了那么两口，突然说：“你过来。”冯家昌怔了一下，忙走上前去，站在了办公桌的旁边。李慎言指着报纸说：“这上边有个字，你认得吗？”冯家昌凑上去看了看，他本想说不认识，本想“虚心”地请教一下，可那个字也太简单了，那是个“妙”字……冯家昌不好说什么了，就吞吞吐吐、虚虚实实地说：“——妙？”李慎言“噢”了一声，又说：“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吗？”这么一问，冯家昌倒真是被问住了，什么是“妙”？他还从来没想过。他探身看着那个字，心里暗暗揣摸，此时此刻，这个老岳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时，李慎言轻轻地“哼”了一声，说：“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从声音上说，它是春天的意思——叫春嘛。从字面上说，它是少女的意思——妙不可言哉——少女是也。”
话说到这里，冯家昌就不得不佩服了。他想，姜还是老的辣呀。什么叫大器？这就是大器。什么叫涵养？这就是涵养。什么叫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这就是呀！往下，他甚至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愣愣地站在那里，竟有了一脚踩在棉花包上的感觉。
这时候，李慎言站起身来，顺势抿了一下头发，就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踱起步来……而后，他突然站住了，就那么背着双手，旁若无人地望着窗外。在冯家昌看来，仿佛有一世纪那么久了，他才像蹦豆子似的，蹦出一句话来：“人生有七大妙处，你知道吗？”
冯家昌觉得自己越来越小了，他头上都有点冒汗了，喃喃地说：“不知道。”
又过了很久，李慎言又蹦出一句话：“年轻，年轻哇。”
有那么一会儿，冯家昌觉得自己这一趟实在是来错了。岳父站在眼前，就像一座大山似的压着他，压得他一直喘不过气来。他很想反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