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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做好杨钦典的策反工作，以备同志们越狱计划所用。”这是狱中党组织定下的一项特殊任务。在监狱所有革命者的生命攸关时刻，党的这项决定便成了特别重要的任务。狱中的同志一致认为：策反杨钦典这样一个人，比党组织企图通过内外接引实施营救计划更实际，也更容易实现。
革命者在狱中一直注意捉摸狱方看守人员的情况，平日很注意观察看守人员的一举一动，伺机进行策反工作，以争取其在关键时刻能提供帮助。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比较，它更需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看守们长期受到当局的欺骗教育，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怀有本能的敌对情绪，没有经过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的艰难过程，是达不到目的。在对敌策反过程中，稍有不慎，即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这方面是有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如许建业烈士被捕后，看守陈远德的欺骗手段给地下党组织造成的破坏。杨钦典表现中的细微点滴，都没有逃过狱中革命者的眼睛，他被列为争取教育和策反的对象。一有机会，革命者就给杨钦典谈形势、讲政策，鼓励他立功赎罪、弃暗投明。特别是陈然，对杨做了大量工作，影响至深。陈然是河北人，杨钦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陈然就与杨拉北方“大老乡”关系，从谈乡情，拉家常，到讲社会为什么贫富不均，进而讲我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经过长期的循循善诱，再加上陈然的性格直爽刚烈，很为杨钦典敬佩，所以杨对陈然的话深信不移，同时感到自己接触到共产党与长官宣传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大部分是好人、是汉子。除了陈然之外，罗广斌也是杨钦典很佩服的人。罗广斌家里很有钱，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甘愿过苦日子，徐处长几次让他只要签字就可释放，但他都不签，也是条汉子。在狱中革命者的的感召下，杨钦典从心底里愿帮助狱中革命者，他值班看守时，有意延长放风时间，见政治犯在传递消息，也视而不见，后来他还甘冒风险给难友们转达消息，从狱外带回药品、食品等。特别是陈然的牺牲，对杨钦典触动极大，他觉得陈然这么好的人，政府都要杀，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在这次大屠杀中，他想躲避不参加，但又怕特务组织的疑心和残忍，稍有不慎，自己也会人头落地，只好跟着杨进兴行动。在屠杀现场，他总是装出一副被吓坏的胆小样子，经常连枪都掏不出来，气得杨进兴大骂他是个废物。
杨钦典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中这样写道：“我和罗广斌、李荫枫、陈然最好，开始我对国民党是不满，爱发牢骚，看见国民党腐败、做事不公开，常吹牛拍马的就吃得开，不这样干就吃不开……经常和罗广斌、陈然、李荫枫等在一起，看到他们思想正确，一切谈话都是有条有理的，比方说，法官叫罗广斌写悔过书等，写好就放他出去，他都不写，你要放就放，我是不写。陈然也经常说他们革命不是为私人，一切为后代，我们讲话一般在放风、散步及我当值日时讲的多，因为上面叫了解犯人的思想情况，谁挑皮呀，谁捣蛋呀；都要报告，所以当值日的时候的多一些，都是年青人，又是北方人，能说得来。上面要放罗广斌出去，他都不出去。我看共产党是有办法的，他们不是为了私人，为了私人他还不出去？这些事情都感动我……”
在谈起当年白公馆大屠杀后的情形时，他这么说：“雷天元带着便衣们到渣滓洞去后，白公馆这边就乱了，也没有我们的人了，大家都在愁，说就这咋办呢？我们几个看守的很恐慌。狱中的那些人又在紧张地问我们咋解决，是杀，是放。我只能说只有听候命令，罗广斌他们就说：杨班长救了我们吧，开开门我们一起走吧！又说：你只要把我们救出去，保证你没啥问题。我说，天还早呢，我不敢走，慢慢等吧。大约十来点钟的样子，我告诉警卫把东西收拾好，就到楼下和罗广斌他们定了个计：我说到时我出去把岗撤了，我们看守的人先走，我再把锁打开，把白公馆的院门闭好，然而将把锁好好挂在门上——其实是假锁着。我再到楼上蹬三下脚，你们听到人的暗号后，等上十几分钟等我们的岗哨撤了你们就出去，顺便把门上的锁扔了，各跑各的。我当时心里想，如果有雷天元方面的人看到了，一看锁是扔掉的，就会认为是监狱里的犯人把锁砸开的，这样我的责任就轻了。计谋定下后，罗广斌、李荫枫对我说，你出去后千万别跟国民党的部队跑，如果那样你走到那里也跑不了。李荫枫还说，你出去到我家里住，解放了我们会再见的。我说中，我坚决不跟部队走。说完上面这番话，我就出去和三班长安文芳把哨岗撤了。这时，我又假装拿东西，到楼上蹬了三下脚。出来后我和三班长一帮人就往市里跑。一路上，有的人往汽车上趴，往成都方向去了。我没有走。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号，解放军部队就到了重庆市里。又过了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解放军贴出的布告叫我们这些国民党的散兵残余去登记，我就到军管会登记了，当时还交了一只美国左轮手枪，后来在街上碰见罗广斌、杨其昌、周居正他们，还有那个女的和她的两个小孩，他们说叫我到脱险同志招待处去登记。我又去了。再后来我就回了河南老家当农民，接受改造……”杨钦典的问题在罗广斌等同志的证明下，得到了政府的正确处理，他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另一位被地下共产党人们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反动看守李育生，是四川绵阳人，贩过大烟，开过铺子，还当过土匪、袍哥，因为盗卖军统物资，1946年被捕入狱关进白公馆。他为人仗义、豪爽、热情、 肯帮忙，平时最喜欢同“政治犯”们交往，狱中革命者也经常给他讲如何做人的道理。李育生被关押一年多后，就被安排在白公馆内做杂工，有半自由身份，煮饭、购物什么都干，利用这些机会，他为难友们做了些传书带信的工作 ，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信任他。大屠杀之前几个月，狱方要他取保释放，但黄显声、谭沈明等都劝他不要走，将来一起出去，他就借口找不到保人留了下来，继续暗中帮助难友们。
听了杨钦典说的情况后，罗广斌他们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看警卫部队是否撤走，如果撤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牢房里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飞如雨。在这紧要关头，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同志们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紧接着，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三人。他要大家团结合作，一齐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打开了，难友们在夜幕掩护下，相互照顾着外出监狱。未料他们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亮着明亮车灯的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过来，在车灯的照射下，车上的特务发现行人，“什么人，站住！”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二处的，不要误会。”机警的人回答到。“口令！”没想到特务会问口令，当然答不上来。“哒哒哒”，特务开枪了，密集的子弹飞过难友们的身旁，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尖厉的枪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难友们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明，乱石满山，杂草从生，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在树林草丛乱石堆中摸爬。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此时也被冲散了……
在刚刚经历大屠杀的残暴恫吓之后，又要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逃亡，这对每一个亲历者来说，都是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们来听听几位脱险志士的回忆吧——
郑业瑞回忆：“当大群特务在渣滓洞杀人放火的时候，我们在白公馆的同志得到争取过来的特务杨钦典的帮助，打开了牢门的铁锁。当时杨钦典和几个交警队的特务兵监视我们那间屋，准备等杨进兴过来后动手杀我们。杨进兴回来之前，李育生同志割断了白公馆的电线，所以杨回来后摇不通电话，以为重庆解放了，慌忙跑到白公馆下面的交警队去再换电话，就在这个片刻间，杨钦典骗走了大门口的哨兵，我们室内同志分作两组，由罗广斌和我任组长，他开路我断后，冲出了白公馆的大门。但还未到篱笆边就遭到马路上的哨兵的射击，小组失去联络，只好分散突围，我向着歌乐山的方向爬行，在半山遇见另一冲出的同志王国源（民革党员）与他一道继续前进，天拂晓时爬到了杨公桥后面的小山，在一家破烂的农民房子中躲了几个钟头，后换下囚衣，洗净了血迹，经南开中学后门逃到了重庆大学，途中又遇见逃出的杜文博同志，于是我们三个人冒险向重大一个看来较和善的女同学自介请她帮助，幸好这个同学不是坏人，把我们藏在基督教青年会内的小室中，并给我裹伤（我头部轻伤）。第三天重庆解放，我们才算完全脱险……。”郑业瑞在解放后对川东地区的农业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他喜欢思考问题，对社会政治也颇有研究。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位农业科学家必定有对社会更大的贡献。可惜英年早世。
脱险志士杜文博这样回忆他从白公馆逃出的经过：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四点左右，敌人先在白公馆各牢房提出了几人，我们同室的有刘国鋕、谭谟（受伤后未死），说是转押别处，以后事实证明是被杀害了。当晚，又把其他牢房的一些人集中在我们牢房，大概有十五六人，看守员杨钦典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指伪二处抓过的人）立即要到渣滓洞去，现在有机会可以冲出去，他愿意帮助我们。（据说此人是由王朴、陈然、刘国鋕、罗广斌利用特务内部矛盾争取过来的，解放后曾由当时市委或军管会送给路费，遣返回他原籍。）并设法给我们一些枪支弹药，后又在我们牢房外向我们说，枪弹没有，他设法找一斧头给我们打开牢房。又说，除罗广斌一人押运台湾外，其余的人都要处决，并与我们留有暗号，在楼上踏脚三下，你们就冲出去没有脚声就不要动。这时我们就听到渣滓洞那个方向有密集枪声，判断那边一定出了事。深夜，我们听到楼上三响脚声，罗广斌立即对我们说：‘我是共产党’，他带队去前头，一个年轻的人照顾二三个老年人，排成单行走出牢房。……刚走出大门，就听到坡下的人问‘什么人？不知是谁答复的‘二处的’，又问口令，就没有人答上了，立即从坡下就有人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十几人在黑夜里被打散了。……我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二天。29日晚上我才从南开中学（现第三中学）后来走到沙坪坝我一个远房兄长那里。”杜文博又回忆说：“27号前几天，我们从特务的行动，如清理图书、档案，神色慌张，并把我们的头发剃光、不放风等现象，以及从杨钦典手里给了罗广斌一点报纸，和他给我们透露的一些消息中，知道重庆不久快解放了，我们曾公开向另一位姓宋的特务说，要他协助我们出狱，他答复我们‘上面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们向他担保以后负责他的生命安全，但没结果。解放后，此人被捕枪决。杨钦典是承认帮助我们的，此人遣返回原籍后，就不了解了。解放后几天听看守员杨钦典告诉我们，原来特务的计划是要陆续处决白公馆的人，再处决渣滓洞的人，时间比较长。因听说解放军从各方面包围了重庆，才恢复原先的计划，因渣滓洞的人多，所以要集体屠杀，后又用煤油毁尸，27日晚上，因他们要赶快在渣滓洞处决二百多人，所以有这个空隙时间，我们才脱险。”
杜文博解放后长期在民革重庆市委工作。他为宣传烈士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他与刘德彬、郭德贤、孙重在重庆与第29中学与该校的老师一起共同开展了“红岩班”的创建活动，广受群众欢迎。
另一位脱险者毛晓初这样回忆他及罗广斌等人脱险的经过：
“1949年11月27日，晚上，大约到了十一点钟光景，特务突然停止了提人出去枪杀，直接把各囚室还未提出枪杀的集中到二号牢房（二号囚房未提出枪杀的有五个，由其他囚室押进的有十个，在楼上的郭德贤及其子女三个未动）共十五个，集中以后，原站在监狱内的岗哨特务（这种岗哨是执行大屠杀时临时站定的，不是日常固定的岗哨）陆续撤出去了，继后，杨进兴等看守所的特务到楼下各处巡查后也出去了。当晚值班看守特务是杨钦典，一直没有离开楼下，记得杨进兴等特务出去了一段时间后，只见罗广斌走到二号房风门口找杨钦典悄悄地谈话，我的位置距风口较远，事先杨又叫喊：大家不能动，我听不清，他们谈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把大家集中到二号房到底要干什么，我想他们的谈话，对于到底怎样处置我们会有关系的，出于打听点他们谈话的心理所驱使，我慢慢地向风口移近了些，还听到罗广斌对杨说什么：‘你要想坐飞机跑台湾，根本没你的份，搞那么多年，你还不是个上士，只要你设法能救出一个，把今晚大屠杀公诸社会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你要相信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