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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之太守，去古诸侯也无几，辟除赏罚兵刑赋役皆得以专制，而县令听命如其臣，故宣帝诏曰：“与我共天下者，其二千石乎！”太守之权重，则县令之任轻，故天子详于二千石之予夺，而治道毕举矣。唐、宋以降，虽有府州以统县，有禀承稽核之任，而诛赏废置之权不得而专，县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于是天下之治乱，生民之生死，惟县令之仁暴贪廉是视，而县令之重也甚矣。玄宗敕在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诚重之也。重之于举之之始，必将以保任分功罪，其得也，但得文饰治具之士，葸弱免咎，而无以利民；其失也，举主畏连坐之罚，而互相掩蔽以盖其奸；则保举之法，不足以肃官常、泽民生，固已。重之者，岂徒在选举之日乎？夫县令之任重矣，而其秩则卑，故后世多以为筮仕之官，才不才非有前效之可验，欲先辨而使克副其职，虽具知人之鉴者未易也。然士当初受一命，初试一邑，苟非繇胥史异途而升，则其不畏清议、甘为败类、以病国虐民者，固鲜矣。无以激之，其浊不惩；无以扬之，其清不展；轧于上官，其用不登；责以奔趋，其节不立；夫亦存乎上之所以用之者耳。重宪纪以纠其不若，则有所戒也；县清要以待其拔擢，则有所劝也。成法之外，许以因地而便民，则权可任也；供顿驿递之役，委之簿尉，而弗效亵役之劳，则节可砺也。夫然，则贤者志得，而不才者亦勉而自惜；若其尤不肖者，固比类相形，愆尤易见，持法以议其后，亦不患稂莠之难除矣。何事于未试之前，以不可保之始终绳荐举者，而责以所难知哉？开元之制，乍行之以昭示上意之所重，可也；据以为法，而弊即在焉。重者，用之重也，非一选举而可毕任贤养民之道也，用之重而治可几矣。
【一一】罢兵必有所归，兵罢而无所归，则为盗、为乱。张说平麟州叛胡，奏罢边兵二十万人，而天下帖然，盖其所罢者府兵也，府兵故农人也，归而田其田、庐其庐，父子夫妇相保于穹窒栗薪之间，故帖然也。于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无救于国之危乱，审矣。说之言曰：“臣久在疆场，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夫民之任为兵者，必佻宕不戢、轻于死而惮于劳之徒，然后贪酾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乐为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后著籍而不可委卸，则视为不获已之役，而柔弱愿朴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钝懦之材，既任为役，而不任为兵，畏死而不惮劳，则乐为役以避锋镝，役之而无不受命，骄贪之将领，何所恤而不役以营私邪？团队之长役之矣，偏裨役之矣，大将役之矣，行边之大臣役之矣；乃至纨之子弟、元戎之仆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过从之游士，弹筝击筑、六博投琼、调鹰饲犬之徒，皆得而役之。为兵者，亦欣然愿为奴隶以偷一日之生。呜呼！府兵者，恶得有兵哉？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已矣。纵遣归田，如奴隶之得为良人，而何弗帖然邪？无︹悍不受役之气，有偷安不恤役之情，因其有可役之资，而幸收其效役之利，行则役于边臣，居则役于长吏，一时不审，役以终身，先世不谋，役及后裔，天下之苦兵也，不待矢石相加、骼不返、而后怨毒填胸矣。是张说所奏罢之二十万人，无一人可供战守之用，徒苦此二十万之农民于奉拚除、执虎子、筑球场、供负荷之下。故军一罢，而玄宗知其劳民而弱国也，而募兵分隶之议行，渐改为长从，渐改为犷骑。穷之必变，尚可须臾待哉？而论者犹责玄宗、张说之改制异于古法，从事于君子之道以垂法定制而保国安民者，不宜如此之卤莽也。所患者，法弊已极，习相沿而难革，虽与更张，害犹相袭。故自说罢边兵而边空，长从广骑制未定而不收其用，边将承之，畜私人，养番兵，自立军府，以酿天宝之乱。盖自府兵调戍之日，早已睥睨天下之无兵，而一旦撤归，刍粮赢余，唯其所为，而朝廷固莫之能诘也。数十年府兵之流祸，而改制之初受之，乃举而归过于召募，胡不度人情、循事理，而充耳塞目以任浮游之说轻谈天下事邪？
【一二】一议也，而以私与其，则成乎私而害道。唐、宋以下所称持大体、务远图之大臣，未有不杂公私以议国事者，故忮主奸臣倒持之以相挠而相胁。玄宗与宰相议广州刺史裴先之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也，且所以养廉耻也。”其言韪矣，允为存国体、劝臣节之︳谟矣。既而又曰：“宰相时来则为之，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辈。”此与宋人“勿使人主手滑”之说同。苟怀此心以倡此说，传之上下，垂之史策，人主将曰：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而避害，盖古今之通习，其为存国体、奖士节，皆假为之辞，不可信也。贾谊以不辱贵大臣谏文帝，亦与说略同，而谊以新进小臣，非绛、灌之伍，自可昌言而无讳。说怀“行及我辈”之心，与同官尊沓以语，则不可令人主闻，而开后世臣主猜防之衅。念一移而言随得咎，过岂在大哉？且夫士之可杀不可辱者在己也，非挟持以觊上之宽我于法也。居之以淡泊，行之以宁静，绝贿赂之门，饬子弟之汰，谢游客之邪，息党同之争，卓然于朝右，而奚笞辱之足忧？诚有过也，则引身以待罪；言不庸也，则辞禄以归耕。万一遇昏暴之主，触妇寺权奸之忌，而辱在不免，则如高忠宪（攀龙）之池水明心，全肢体以见先人于地下。又其不幸，固义命之适然，虽辱而荣者。规规然计及他日之见及，而制人主以不我辱，士大夫有门庭，而君不能有其喜怒，无怪乎暴君之益其猜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说自诩其识之及远，而自君子观之，何以异于胥史之雄，钳制其长吏为不可拔之根株也乎？天下之公理，以私乱之，则公理夺矣。君臣之道丧，唐、宋之大臣自丧之也。于是而廷杖诏狱之祸，燎原而不可扑矣。
【一三】春秋纪晋盟诸侯于商任，以锢栾氏，讥其不能抚有，而又重禁之于人国，为已甚也。封建之天下，国各私其人，去其国则非其人，于是而有封疆之界以域之。而硕鼠之诗曰：“逝将去女，适彼乐士。”亦挟去以抗其君。上下交相疑贰，衰世之风，不可止矣。天下而一王矣，何郡何县而非一王之土？为守令者，暂相事使而固非其民，民无非天子之民也。土或瘠而不给于养，吏或虐而不恤其生，政或不任其土之肥瘠，而一概行之，以困其瘠，于是乎有去故土、脱版籍而之于他者。要使耕者耕、工者工、贾者贾，何损于大同之世，而目之曰逃人，有司者之讠皮辞也，恶足听哉？民不可使有不服籍者也，客胜而主疲，不公也；而新集之民，不可骤役者也。生未定而力不堪也。若夫捡括之而押还故土，尤苛政也。民不得已而远徙，抑之使还，致之死也。开元十一年，敕州县安集逃人，得之矣，特未问其所以安集之者奚若也。安集之法，必令供所从来，而除其故籍，以免比闾宗族之代输，然后因所业而徐定其赋役，则四海之内，均为王民，实不损，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然则邑有逃亡，可罪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地之肥硗，既其固然矣；征徭之繁简，所从来者非一日也。转徙多，则相其陂池堤防之便而化其土，问其徭役堕积之敞而平其政，非守令之能专，乃抚治大臣所任也。邑多新附之民，可赏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守令之贤不肯，能及于版籍之民，而不能加之新附，若其以小惠诱人之来徙者，又非法之所许也。无旷土，无旷民，解法禁以任所在，而土者仕、农者氓，安集之令，犹为赘设也乎！
【一四】唐多才臣，唯其知通也。裴耀卿之于漕运，非可为万世法者乎？壅水以行舟，莫如易舟以就水；冒险以求便，莫如因时而避险；径行以求速，莫如转递以相续。江河各一其理，南北舟工各一其习，水之涨落各一其时，舟之大小各一其制。唯不知通也，以一舟而历数千里之曲折，崖阔水深，而限之以少载；滩危碛浅，而强之以巨艘；于是而有修闸之劳；拨浅之扰，守冻之需迟，决堤之阻困；引洪流以蚀地，乱水性以逆天，劳τ生民，縻费国帑，强遂其径行直致之拙算，如近世漕渠，历江、淮、汶、泗、河、济、漳、沽，旷日持久，疲民耗国，其害不可胜言，皆唯意是师，而不达物理者也。成天下之务者，因天之雨，就地之险易，任人之智力，为其所可为，不强物以自任；则以理繁难、试艰危、通盈虚、督偷窳、禁盗侵，无不胜也，自宋以后，议论猥多，而不可用者，唯欲以一切之术，求胜于天时、人事、物力，而强以从己而已矣。唯唐有才臣，方之后世，何足述哉！
【一五】帝王立法之精意寓于名实者，皆原本仁义，以定民志、兴民行，进天下以协于极，其用隐而化以神，固不在封建井田也。井田封建，因时而为一切之法者也。三代贡举之法不传，唯周制之散见者，有大略之可考。任以其职，正以其名，寓其纳民于善之心，使习之而相因以兴行，且以昭示人君君师天下，非徒会计民产以求利用，故领之以司徒；而冢宰宗伯不偏任焉。其意深远，虽百世可师也。夫贡举者，一事而两道兼焉。选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以修政而保国宁民，此一道也。别君子于小人，荣之以爵，养之以禄，俾天下相劝于善，而善者不抑，不善者以悛，此又一道也。两俱道，而劝民以善之意，尤圣人之所汲汲焉。人劝于善，国以保，民以宁，此本末之序也。故冢宰者，任治者也，宗伯者，任已登已进之贤才，修其轨物者也；而进贤之职，一任之司徒。徒之为言，众也，合君子野人而皆其司；司君子之教，以立野人之则，而天下万有之众庶，皆仰沐风化以成П和。徒岂易司者哉？乃其鼓之、舞之、扬之、抑之，不待刑而民自戒，不待礼而民自宾，则唯操选举之权，以为之枢机，一授之司徒，而天下咸谕天子之心，曰：上之使牧我养我而疆理我者，莫匪欲吾之善，而咸若于君子之道也。故选举领于司徒，其措意之深切而弘通，诚万世不易之至道与！唐之旧制，贡举掌于考功，是但为官择人，而非求贤于众矣。开元二十四年，改以授礼部侍郎，是以贡举为缘饰文治之事，而浮华升进，民行不兴矣。风俗之陵夷，暗移于上之所表著，而不知名之所存，实之所趋，未有爽焉者也。自贡举不领于司徒，而贡举轻，一人之予夺私，而兆民之公理废矣。自司徒不领贡举，而司徒轻，但为天子头会箕敛之俗吏，而非承上天协君叙伦之天秩矣。士竞于浮华，以弃其实行；民迫于赋役，以失其恒心。一分职任事之，循名责实，治乱之大司存焉。良法改而精意亡，孰复知先王仁义之大用，其不苟也如此乎！善师古者，凡此类勿容忽焉不察也。其他因时随士以立一切之法者，固可变通以行其化裁者也，而又何成法之必仿乎？
【一六】李林甫之谮杀太子瑛及二王，为寿王地也。武惠妃薨，寿王宠渐衰，而林甫欲树私恩、怙权势，志终不移，谋之愈很，持之愈坚，凡可以荧惑主听、曲成邪计者，尤剧于惠妃未死之前，以其为己死生祸福之枢机也，可以得当者，无所不用。然而玄宗终以忠王年长好学，闻高力士乘片言，储位遂定，林甫莫能置一喙焉。繇此观之，奸邪自诩得君，劫廷臣以惧己，其夸诞无实之伎俩，概可知矣。非徒玄宗中载未甚淫昏也，即极ウ懦之主，一听奸臣之然然否否而唯其牵曳，亦情之必不能而势之不可得者。且奸臣孤媚以容身，抑岂若董卓、高澄威胁上以必徇己志而俾君怼怨哉？唯探其意之所欲为于前，秘其事之所自成于后，举凡其君之用舍从违，皆早测而知其必尔，乃以号于众曰：天子固未然而吾能使之然也。恩者其恩，威者其威，群工百姓待命于敕旨既下之余，不得亲承顾问，则果信恩威之一出于奸臣，而人主唯其牵曳，乃以恐喝天下，笼络而使归己，虽有欲斥其奸者，弗敢发也。然则苟有忠智之士，知其术之仅出乎此，则以武氏之悍淫，周、来、侯、索之骤衔天宪，诸武、二张之密侍内廷，而攻击者弗伤，按杀者无惮，直言请斥远之者反见任使，况其乱非武氏之世，犹可与言者乎？特患无明理察情之士，灼见而不惑耳，岂果有不可拔之势哉？恶之、恨之、疑之、畏之，私议于下，徒罹于祸以死屠门，奸邪之所以益逞，忠真之所以益替，人君之所以益迷，可胜悼哉！
【一七】天宝元年，置十节度使，其九皆西北边徼也。唯河东一镇治太原，较居内地。别有岭南经略，长乐、东莱、东牟三守捉，亦皆边也，而权抑轻。若畿辅内地，河、雒、江、淮、汴、蔡、荆、楚、兖、泗、魏、邢，咸弛武备，幸苟安，而倚沿边之节镇，以冀旦夕之无虞，外强中枵，乱亡之势成矣。盖自一行立两戒说，分用文用武之国，于是居轻御重、强枝弱干之术行，而自诧其巩固。方玄宗之世，吐蕃、突骑施、奚、契丹虽倔强不宾，而亦屡挫衄以退，本无可用防御者。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