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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已经赶到，问河北人“咋回事儿？！”
河北人指着老几滚动的方向说：“在那边呢！老小子又想跑呢！咋不开枪呢？！”
这时候老几紧贴地皮俯在草丛里，把他们的话都听见了。
现在不光是解放军赶上来，谭队长也赶了上来，也是手枪在前人在后，如临大敌地侧身冲锋。战斗英雄谭队长大声跟解放军叫喊，谁又吃饱了撑的在他当班的时候开枪。河北人此刻已把手枪子弹打光了，从当兵的手里夺过自动步枪，正要开枪，被谭队长把枪口猛地抬高。
谭队长问解放军和河北干事，老小子为啥要跑？解放军说不知道，他们就是看见他跑才开的枪。河北人说，老小子不跑为啥到警戒线外头来了？！谭队长对着老几藏身的地方喊话，问他好好的怎么又要逃跑。
老几趴在凹荡里不露头，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一点儿也不想跑，是保卫干事命令他追种兔，他不得不跑。河北干事说老王八蛋太狡猾了！谁让他追兔子的？！老几不再说话了。看来他当时的逃亡给了这位河北干事很大的苦头吃，所以现在他铁了心要报复他。一个人铁了心要害你，你是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此刻那边收庄稼的田里热闹起来。有人喊：“往那边跑了！……从这边堵住！……”
两个解放军紧张了，往回张望，发现一大群犯人在田里跑动。谭队长也紧张起来，对犯人们猛吹起哨子。犯人们根本不理会，把刚装了麻袋的土豆又倒出，土豆四散乱滚。一个解放军往吵闹的地方跑去。
只听一阵欢呼：“逮到了！逮着了！”
谭队长大声斥骂：“操你妈的逮到什么了？！”
跑到一半的解放军回答说是犯人们逮到了一只大肥兔子，已经在一麻袋土豆上给摔死了。老几心想，这下物证和眼证一块给灭了。谭队长向老几的方向走来，一面斥骂老几这个老不是东西的，还没害六中队害够？逃跑了几个月，六中队的队干部连探亲假都给取消了，他个老不是东西的倒是四处风光，顿顿两个菜一个汤！老几心里说，错了，三个菜一个汤。
河北人拿着解放军的枪，一副准备射击的姿态。谭队长走到老几趴着的凹荡前面，用脚把老几跑掉的帽子勾起来，又用脚直接甩了老几两脚。老几说土豆田里犯人们逮到的那只兔子如果是种兔的话，就可以证明他不是逃跑，而是接受了命令去追价值不菲的种兔。
谭队长朝狂欢的犯人们叫喊起来，问他们逮到的是不是一只种兔。犯人们说是的。谭队长又说，谁也不准动兔子一根毫毛。犯人们回答说，对不起，这道命令下得太晚了，兔子已经没毛了――连皮都给放在火上烧了。河北干事不动声色，嘴角翘起两撇得意――物证销掉了。
河北干事和老几在六中队的队部办公室开始了对质。河北人不管老几的陈述多么合逻辑，就是咬定老几是借追兔子逃跑。谭队长说：“那好吧，先关两天黑屋再说吧。”
河北人亲自押解老几进了那间一大半沉在地下的黑号子，枪口毫无必要地抵住老几的颈窝。
根据我祖父的记载，我能想象出那个黑号子。一个叫做左之辉的汉口人1961年春天就死在这黑号子里。他也是1954年肃反的那批犯人中的一个，罪行是偷听敌台并传播美蒋反攻大陆的消息。一次在青稞地里播种的时候他跟一个干部顶撞起来，当时的队干部是个刚从福建转业的残废军人，在田头组织了批斗会。他把会场交给加工队掌握，自己骑马去检查各块田地的工作。谁都知道，他这样做是放手让加工队体罚，事后他再跟加工队来一场“周瑜打黄盖”。加工队找来一根绳子，一面把汉口人往电线杆子上吊，一面问他看见台湾和美蒋没有。汉口人很蠢，对加工队的“刑罚杂技”挺配合，一口一个“看不见！”绳子便一直拉，左之辉给拉到电线的高度，绳子松了，加工队员们说，那就算了吧，等哪天建了瞭望台你再上去望蒋盼美吧。左之辉摔落在草地上，骨头并没有如加工队所期那样被摔断。当晚他被送进黑号子，第二天早晨送早饭的执勤犯人发现他已经死了。
还有一次黑号子关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那是1959年，来了一大批新犯人，都是叫做右派机关干部。老犯人一般见了新犯人就像蚊子闻到血一样，一窝一团地扑上去。所有的新犯人都急于想听到当地气候和该监狱生活条件的介绍，马上跟老犯人开始了紧密接触。等到老犯人离开，百分之八十的新犯人都发现自己的东西丢失了。他们向管教干部反映情况，干部们让新犯人到老犯人里面去辨认，被辨认出来的就关禁闭。所有犯人很快发现，当了贼反而合算，不需要下地和上砖窑干重活儿，每一天都成了礼拜天，躺在帐篷里补觉。于是产生了一大批窃贼。人人都明火执仗地偷别人东西，而被偷了的人也不去告状，以免让那人先占有了禁闭的名额，只是设法再去偷别人的。丢了牙膏的人不去偷牙膏，而去偷大号搪瓷缸，因为大号搪瓷缸可以烧煮吃的，利用价值比较高，所以一个大瓷缸可以换到一块旱獭皮，而一块旱獭皮能剪出一对防寒鞋垫，这样的防寒鞋垫可以换三管牙膏。盗窃风暴席卷各个号子，为了被惩罚去坐禁闭。干部们只得调整对策，把偷得最厉害的窃贼关进黑号子。被关进去的时候干部数了数有九个贼，一个礼拜放出来之后，干部就没有再数人数。此后好几天的早点名，干部们也没有在意少了一个人，以为其他干部作了主把那个人继续关黑号子。到再次把某人关进黑号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留下了那群贼当中的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死了的是个贼王，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偷窃其他贼的馒头，而那八个贼也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揍他。大家都认为黑暗里出拳头出脚反正没人看见，于是就把贼王给揍死了。
1964年夏天，老几被河北干事塞进了黑号子。虽然在梁葫芦临刑之前，老几下过黑号子，但此刻对于它的黑还是大大震惊。它可真黑。那黑触在你脸上，手上，是柔软的，冷冰冰的。一顿饭和下一顿饭的间隔，就是你唯一的时间计算坐标。第一天的第三顿饭吃过，老几就要进入一段更长的黑暗，这就是夜晚。老几觉得自己身体和形状被灌注在黑暗里，就像一个琥珀，一旦被取出，人们会看见一个丑陋的老人琥珀。再过一阵，他又觉得黑暗灌进了自己，灌进血管和肌肉，灌进了五脏六腑。
第三天过去，老几习惯了一些。他对自己的伸缩性非常自信，觉得如果要在黑号子里长住，就不该无所事事，而应该接着写作他的散文或随笔了。
老几在黑号子里吃了九顿饭之后就开始盲写他的随笔了。就像棋手下盲棋一样，他盲写的遣词造句以及段落同样在脑子里铺设得清清楚楚。所有润色修饰都是在脑子里进行，一稿和另一稿绝不会弄混。
十多年来他给婉喻写的每一封信，都在他脑子里存了档；每一封信都有两个版本，婉喻收到的，也就是被××信箱后面那些眼睛看过的，是公开版本，而对称每一个公开版本，都有一个私房版本。在黑号子里他写的就是跟每一个公开版本对称的私房版本。比如说1954年秋天，他糊里糊涂被投进提篮桥监狱，不久给婉喻写了封信，公开版本上他请婉喻送几件必需品到监狱：三条短内裤，一条长内裤，一盒万金油，因为常常被蚊子咬。还写到重阳节忘了去看看恩娘的坟，让孩子们替他去补上一次坟。最后他说，小女儿丹珏问他考大学该主修什么。那时他建议她主修文学。但他改变主意了，建议丹珏学生物。对称这封公开版本，他在黑号子里盲写给婉喻的私房版本比较抒情，说被捕后的几天他常常想到最后跟婉喻的告别：婉喻怎样跟着他从楼上书房出来，又怎样跟着他一步步下楼梯，最后又怎样被警察挡在楼梯口。他回头的时候，看见她手里拿着他的那双进口羊皮拖鞋，还以为舒服惯了的丈夫到任何地方都离不得这双舒适的拖鞋。婉喻那样拿着他的旧拖鞋站在楼梯口，使他相信他一定会归家。
老几不紧不慢地踱步，从黑暗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思维奔放让他享受。他现在的境况是笛卡尔求之不得的。把思考当成最大的事来干的笛卡尔为摆脱串门的朋友，把家搬出了祖国法兰西，搬到荷兰。他以为在陌生人的国家他会被遗忘，从而把专职的思考进行到底。但新的熟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荷兰积累起来，因此他不得不持续搬家，以躲避熟人。所以到他离开荷兰的时候，笛卡尔一共搬了二十四次家。对比笛卡尔的无奈和不自由，老几对自己在黑号子里获得的思考自由非常满足。没有一个人比此刻的老几更能体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了。柔软微臭的黑暗中都是他的“思”，他的“在”；他跟自己的“思”和“在”简直肩擦肩，头碰头。他决定从那一天就开始给妻子冯婉喻写一本书信体的随笔。每次写给婉喻的信里，他真正要说的话都无法说，但他都把那些话存进了记忆。
黑号子的洞口每到早晨打开一次，然后便桶和早饭盆在洞口进行交换，等于一次体外的生理循环。有一天，在进行这个体外循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过眼了。不间断的黑暗把他的身体和精神功能弄混乱了，所有的能量都提供给了越来越奔放的思维。一个思路和另一个思路竞赛，不久就有十多个思绪在赛跑。这些思绪把他变成了一支多芯的蜡烛，同时燃烧，疯狂地消耗他。他盲写的句子和段子落在无限的黑暗上，黑暗可以无止境吸收他盲写的成果，无论他写出多少，立刻填进了无底的黑暗，立刻被黑暗消化。每次他筋疲力尽地倒在芨芨草铺位上，闭上眼睛，希望思维停止喷射，希望所有蜡烛芯一同熄灭，但他发现自己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大大地睁开，盲写的句子一个追逐下一个，头一个尚未落定，下一个已经插进序列。
这以后，老几不再有困意，也不再有胃口，对于寒暖的感受也迟钝了。除了在黑号子里来回踱步，疯狂盲写，就是坐在草铺上歇一口气，接着再疯狂盲写。他从记忆里的一摞稿纸盲写到另一摞稿纸，就像一个盲棋棋手同时下五六盘盲棋。他从来没有好好地告诉婉喻，从重庆回上海的大迁徙是怎样的局面，此刻他有太阔绰的时间来写了。
第十八节 还乡
我在1989年第一次阅读我祖父的回忆录时，被那样壮阔的迁徙场面震住。我祖父和其他一些教授、学生和一些回归下江的旅客乘着爆满的船沿江而下，在宜宾被吆喝下船，原因是船的机械出了故障。六个小时后，他和一些旅客去附近的小馆子买吃的回来，发现船已经跑了，岸上的搬运工告诉他们，因为船上装了一批东西装不下人，所以开跑了。旅客们这才发现上了当，船上特等舱的阔佬旅客们为了紧急运送他们的走私货物，制造了一起“机械故障”，让大部分乘客下了船，腾出地方来装载他们从陆路运来的货物。旅客们就在那个小码头等了许多天，江上满载走私品的船只把江面都遮住了，忙得没有一只船停下来载他们。他们走了一天旱路，在一个小码头挤上一条难民船，继续余下的航程。我的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祖父登陆上海时，这个从来不以美德著称的大都市在他眼前是这样呈现的：许多楼房空了，贴着各个衙门的封条，它们都是作为日产被“接收”后，再被暗转产权的。抢占和接收成了同义词；接收还要看谁出手早，出手强硬。街上常常有为一个文件柜或者一张办公桌动拳脚的。还有一些空楼房挂出牌子出售，但自称房主的人可以有三四个。抢不到房产的人把日本人铺的地板在一夜间撬走。没有地板可撬的就卸下百叶窗，门和窗帘框子都剜下抬走。曾被日本人占据的工厂也会同时有几个合法接收者，分不均匀就把机床拆掉卖零件，卖库房里的成品或半成品。
1945年底，我祖父就回到了这样一个上海。
焉识从十六铺码头步行回到家的时候，除了一身污垢，以及一身从难民那里来的虱子，他几乎一无所有。恩娘和我祖母冯婉喻看见一个大个头叫花子走进厨房，用了好几秒钟才把他认出来。其实他也用了好几秒钟才认出了婉喻和恩娘。原来就是纤细类型的婆媳俩此刻形销骨立，棉袍晃荡晃荡的，领口和袖口都成了空洞。靠典当和恩娘过日子的技巧，还是难度无米之炊。恩娘抱住焉识，一口一个“短命打仗啊！……”
家里也变了。陈设和家具大致都在，位置却摆得很奇怪，还添了一个日本橱柜，一个和式矮桌，一面日本屏风。但陆家祖传的几个康熙年间的粉彩缸和几件宋代官窑瓷器一件也没了。恩娘告诉焉识，为了维持一家五口吃穿，1941年底她做主把陆家的房子租给了一个日本家庭，男人是银行襄理，然后用日本人付的租金在杨树浦路租了两间房，婉喻也找了个誊抄信件文件的工作，挣的钱给三个孩子添添营养和衣服。日本家庭在停战第二个礼拜就退了租，他们才搬回来的。
三个孩子回来时，他们的父亲已经洗了澡，刮了脸，换了干净衣服。八年的战争，全家人一个不少，这是桩了不起的事，女人们哭哭笑笑，一面吃晚饭一面试着相信这个奇迹。晚饭也是个奇迹。恩娘抖着双手指导婉喻，把一听美国牛肉罐头做成了一个什锦砂锅，从小菜场买来的雪菜和豆腐，又加了细粉。米饭是碎米煮的，能吃出是三四年前的碎米。
接下去的日子，焉识很快就发现那样的晚餐就是盛宴。物价一天一个高度，一般人的收入只拿到战前工资的百分之七。但上海照样繁华，所有的繁华场所都能看到突然富有起来的人。焉识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去了美国会馆。玩单人扑克的，抽雪茄闲聊的面孔换成陌生的了，但背景毫无变化，爵士乐照旧，酒吧的调酒师老了几岁而已。
那个昏昏欲睡的调酒师对于焉识这样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