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眠之夜都给婉喻盲写书信体随笔。既然跟婉喻和孩子们此生相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他的书信体随笔越来越像给妻子的忏悔。把它们润色到完全满意之后，他计划用存下的钱买稿纸，把盲写了几年的文章落实到纸上。他觉得自己和邓指的交情足够让邓指帮他在死后把稿子转交婉喻。
每个白天，老几跟捕鱼队的犯人们一块到湖边，跟渔船出港。冬天就不用船了，在冰上凿开一个洞，湟鱼会跳到冰面上。犯人们难得开怀大笑，而这就是他们大笑的时候。他们边笑边到处扑腾，企图按住滑溜溜的大鱼小鱼。有的鱼可以跳到人头的高度，自己把自己摔个半死。犯人们像一群冰球运动员，你挤开我，我撞倒你，翻腾蹦跳的鱼就是他们拼抢的球，玩得跟鱼一样冻成一根根冰棍。有时湖边站着一群藏人，沉默地看着群穿黑衣服的汉人玩捉鱼游戏，渐渐都聚到装鱼的大筐子旁边，每人手里都出现了五块或一块的钞票，孩子们肮脏的手心捧着糌粑面。他们拿钱买或拿糌粑换筐子里活着的鱼。一条二斤重的鱼，从一个藏族老头手里换了十元钱。带工的管教干部做主，把那天打的鱼都卖给了藏人，打算以卖鱼的钱去农业中队换粮，到牧业中队换肉，改善改善吃鱼吃倒了的胃口。藏人把几筐鱼抬到冰窟窿边上，低沉的诵经声升起来。随着诵经，一条条鱼渐次被放回水里。
犯人们在五十米以外袖手观望：可惜没人花钱把他们买下放生。
半个小时了，藏人们还是念念有词地围着冰窟窿低吟高唱。
囚犯们相互看看，开始怀疑他们不是在诵经，而是在诅咒；黑鸦鸦地跑到他们地界上来的汉人都是魔鬼，他们真正的罪孽是吃完了高寿的鱼，又来吃年轻少壮的鱼，甚至连幼年童稚的鱼娃子都吃。
这两年冰窟窿越凿越大，却捞不出几条鱼来。于是就用炸药炸。藏人们远远地注视，大鱼小鱼的尸首银白一片。低沉的唱诵和过去不一样，不止诅咒，还有对鱼的超度。
统计员老几不敢看那些藏人。死去的鱼被铁锨铲进筐子，抬到磅秤上过磅。这些一年才一岁、一岁才添一两肉的鱼让给吃得差不多了，极少碰到跟他的囚龄一样长的二十岁的鱼了。
藏人们低着头慢慢走开了。老几开始统计鱼的产量。他想，鱼们长一两肉，他就会认识一批新来的犯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几年了，年年都有各种称号的犯人出现，有的称号老几熟悉，比如“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有的称号说起来绕嘴饶舌，很长的一串字眼，让老几觉得新鲜，比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林彪路线爪牙”等等。他们来了后，鱼的产量下降得更快。
接下去，犯人的称号越来越长，越来越绕口，到了有种叫做“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犯人来到捕鱼中队的那年，湖面上的冰凿开好几个洞都捞不出多少鱼来了。
邓指气急败坏地来到现场，被凿出巨大裂纹的冰层在他急促的翻毛皮鞋下面咯吱咯吱地响。
邓指三年前升任了这个分场的政委。他还穿着当七大队六中队指导员时穿的破旧军装，披着蹭满黑油泥的将校呢大衣，但他成了另一个人，不是沉默就是暴躁。自从邓指差点毙了老几的那个夏天傍晚，老几又去过邓指家几次。在家的邓指也是另一个男人，不再用那种嫌弃在外、疼爱在内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媳妇；现在他看着女人进进出出，就像看着一个人形大疑团，眼睛明明白白告诉别人事情不算完。邓指的脸被青海湖的风和湖面上的太阳晒得越发黑暗，越发像非洲友人，浓厚的头发却突然在头顶秃了一大片。“文革”中来的犯人有一些大知识分子，议论邓指的脱发是神经系统紊乱造成的，而神经系统非常神秘，有时候内心太紧张，太抑郁，都会导致紊乱，所以民间把这种脱发叫成“鬼剃头”。老几觉得，是邓指心里一直没有消解的大疑团剃了他的头。
有一天邓指叫老几到他家去，辅导他小儿子的初级英文，晚上他送老几上马车的时候说，他希望稍微聪明点的小儿子远走高飞，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大城市去，将来到亚非拉国家去。他不愿小儿子长大后跟他的大姐、二姐和哥哥一样，继续留在大草漠上生活。颖花儿嫁的丈夫还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大儿子眼看也要高中毕业，也会留在劳改农场工作。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以后都跟他们父母一样，无期地伴随这样或那样的犯人过完一生。小儿子不离开这里，没有好女人会跟他，最终也会跟他爹一样，找个他妈这样的女人。老几不敢插话，不知他这一番顿悟跟他突然脱发有没有关系。
快走到马车跟前了，邓指拍拍老几的肩膀，感叹老几的好心眼，宁愿自己给毙了都不愿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受苦。老几不知该否认还是该承认。邓指心里什么都有数，连他老几不是个结巴，他都清楚。一个健全人伪装残疾，伪装二十年，邓指尊重这样的意志和毅力。他简直把老几看成了小说《红岩》里装疯的华子良，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男人才有的意志和毅力。
“你还记得咱俩说的那些话不？我说女人明着跟你闹比暗着闹好得多？”邓指问道。
老几当然记得。但是他不想搅和邓指的私事。“不记得了。老了。”老几礼貌地说。
“你现在也挺好，没有女人烦心。”邓指说，尝尽苦头的那种玩世不恭。
老几说他给自己的妻子冯婉喻写了一本书信体的书，将来从脑子里誊抄下来，请邓指帮他寄给冯婉喻。邓指愣了一会，说他先看看，如果内容没有大碍，这个忙他是会帮的。老几又说，这一辈子想跟妻子说的话都在那本书里了。邓指意识到老几在进行临终相托。
“操，老东西你想什么呢？！别胡思乱想，好好改造，争取宽大，说不定还有见她的一天。见了她，你自己把书给她呗。”邓指说道，用训斥的口气来给予老几安慰。
正是那次谈话之后，邓指就得了“鬼剃头”。老几听说他中药西药都用了，非但没有止住“鬼”继续给他“剃头”，而且剃得越来越光溜，有时候光溜的地方长出头发来，有头发的地方又光溜了。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是个农村的大队书记，在犯人里常常炫耀他跟女知识青年的亲热经历，炫耀那些女学生有多么嫩，多么细，怎样在头一次“见红”。话不知道怎么传到了邓指耳朵里，他指使捕鱼中队的一个干部把大队书记用纸铐铐了三天。
这天邓指来到结冰的湖上，蹲在冰窟窿边上观察湖水里的动静。他一侧脸，突然发现自己旁边就是那个大队书记。
“一边儿去！”邓指不是对人说话，是呵斥一条狗。
大队书记脸皮够厚，对邓指说：“我是看政委您蹲的这个地方危险，听着冰在你脚底下咯吱咯吱响呢！”
邓指一下子蹿起来。他心里窝了多少不痛快，积存了多少疑团，现在可找到了发泄口。“你跟谁说话呢？！你以为你是个人，能跟我说上话了？……要我是你，冲一个冰窟窿就扎下去！”他一步步逼上去，手伸到腰间。
谁都明白一个干部把手伸到腰间去干什么。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给吓坏了，两脚打着滑地跑开，一边跑脸一边扭过来看邓指是不是还在逼近，或者手从腰间是否掏出枪来了。这样他什么都顾上了，就是没顾上脚下。冰层还薄，给凿开的冰窟窿带出的大裂纹在大队书记脚下彻底裂开，所有人眼睁睁看着他掉进了洞里。大队书记发出一声“啊呀！”人就不见了。
犯人们转过头来看邓指。邓指却一动不动。过了一分钟，邓指才说：“操，你们发什么呆？还不快捞人！”
犯人们问怎么捞，邓指说打捞了这么多年的鱼了，倒问他怎么捞人？他是政委，主管文件传达，落实文件精神。他挥挥手说，叫大家快捞吧、快捞吧，口气随便，似乎在一盆汤面条面前谦让，让其他人先捞面条。
老几和另外两个犯人找来一根粗麻绳。绳子上结满冰，非常地滑，几乎握不住。绳子的一头系了一个铁皮桶，被放进冰窟窿。过了四五分钟，桶还是没有被大队书记抓住。有的犯人说，这么冷的水，弄不好已经死个毬了。另外一个犯人说，各人体质不一样，这小子跟铁蛋儿似的，经得住冻。第三个犯人说那还是五分钟就冻死比较好，十分钟也是个冻死，多遭罪。
邓指点着烟，一边抽一边看。突然，离人们打捞的那个冰窟窿五十米的一个冰窟窿里，窜出一个脑袋，同时发出“呃”的一声。大家一看，说没错，这小子确实是个铁蛋儿，且冻一会儿才死得了。人们拿着绳子往那个冰窟窿冲去。大队书记等不及了，一个劲扒着冰窟窿的边沿往外爬。但每一次都失败，扒碎几块冰，又落回冰水。
犯人们把大队书记打捞上来以后，大队书记基本没有知觉了。湖边离监号还有三公里，邓指说搬回去肯定没得救。大家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衣服，开始给他做人工呼吸。谁也不知道正确的人工呼吸该怎样做，你来按按，我来按按，眼看大队书记的皮肉越来越青，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器具越缩越小，都要缩到他毛耸耸的小腹里去了。
有人说也许他没有喝多少湖水，只是冻着了，暖一暖说不定能过来。几件棉衣裹在他身上。一小时过去，铁蛋儿似的大队书记真的硬成了一大块铁。
号子里那天晚上的话题自然是掉进冰窟窿的大队书记。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送进来的“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分析这将要成为一个案子，因为大队书记的死跟邓政委掏枪有关。老几知道，“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对邓指怀恨在心，因为邓指打趣过他，说犯法也犯得那么没出息，连反革命那种王法都不敢犯，去盗窃人家打劫来的东西！另一个犯人是“一打三反”运动的成果，他的分析是邓政委在政治上有靠山，不然不会爬那么快，所以靠山会替他顶住。犯人们都参与了讨论：邓政委没有掏出枪来呀！还用掏出来？谁不知道他在掏枪啊？！那掏出枪来和没掏出来在法律上就不是一回事！……
老几希望邓指确实有一座不可视的大靠山，这样无论他有没有掏枪的意图都不会在法律上跟他算账。否则邓指给撤了职，谁替他老几转交书稿给婉喻呢？
第二十三节 忏悔
其实我祖父陆焉识想过，要把他在美国和在重庆的两段情史告诉妻子。那是他在弟弟陆焉得的启发鼓励下生发的冲动。
1947年恩娘去世后，弟弟陆焉得一家赴上海奔丧结束，要离去的前夕，焉得别有意味地要哥哥珍惜嫂子。他觉察出了焉识对婉喻的忽略和淡漠。弟弟说，假如哥哥有过出轨行为，应该跟婉喻谈开，否则这就会成为他自己的心理障碍而无法全身心地爱婉喻。
“我是心理学博士。”得不到行医执照的弟弟此刻真成了个医生，毫无个人色彩地给予哥哥关怀。“你自己的心理障碍从你有了那个美国女友就开始存在。你不是那种可以跟这类心理障碍共存的人。你了解自己吗？女人也是不同的，有的女人不能接受彻底的诚实，有的女人会感激这种诚实。我认为我们都很幸运，妻子都属于后者。你要有点勇气。”
弟弟回到比利时后，写来的第一封信除了仔细问了儿子皮埃尔的情况，就是问哥哥有没有郑重考虑过他的建议。
焉识非常郑重地考虑了弟弟的诊断和建议。他不是不具备彻底诚实的勇气，而是他不具备这种彻底的诚实。至少在弟弟离去后的那一两年里，他不具备。一次他几乎铆足劲了，到临头还是觉得算了。那次他陪婉喻去做衣服，一块米色的海虎绒是弟媳妇送的，顺便送了一本法国时装画报，让婉喻照着欧洲当年流行的式样做一件大衣。
他们雇了一部差头，座位很小，两人被迫亲密无间。他觉得话可以在这时候开始。这时候开始最漫不经心，因此不会把婉喻吓着。他刚要开口，把话头往那边牵，婉喻却说：“你怎么待我这么好？”焉识吞了一口空气，连同那个开场白。天下真有这么容易知足的女人。婉喻化了淡妆，话比平常多，委婉地暗示他：若不是恩娘去世，焉识不会单独陪她出来做这些女人家的事情。都是恩娘的不是，焉识才跟她一样吃苦，在同一个房顶下做梁山伯、祝英台。婉喻的美好误解使焉识本来就不足的诚实更加短缺。
一连几天，他都在想，也许弟弟对他的性格诊断是误诊，他足够无耻厚颜，可以和心理障碍共存，在婚姻中蒙混到底。也许这诊断是彻头彻尾的谬误，他压根就没有心理障碍：为了把一场无爱的婚姻混到底，他必须在外浪荡，以此来平衡自己。
弟弟陆焉得带走了焉识的大女儿丹琼，留下了大儿子皮埃尔。正如丹琼厌恶自己种族的发源地一样，皮埃尔对一切中国的东西都充满眷恋和梦幻。焉得把丹琼带到比利时不久，丹琼考取了牛津大学文学院，而留在上海的皮埃尔考取了同济大学建筑系。一天，焉识跟学校里的高中学生和一些老师参加反饥饿示威游行，看到皮埃尔在另一个游行队伍里，拿着照相机东照西照。他把皮埃尔拉出示威队伍，很火地警告他，假如他留在上海就为了干这个，做大伯的他会立刻送他回比利时。皮埃尔说没关系的，他的父母都知道他同情共产主义；他们家里一切都是公开的，自由的。说完他跟大伯伯扬扬手，跟着队伍跑了。
晚上皮埃尔一脸血地回到家，护送人竟然是大卫·韦。皮埃尔还是乐呵呵的，荒腔走板地跟着大卫唱国际歌。婉喻给皮埃尔上药水的时候，大卫指着皮埃尔说：“你有个好侄子！是我们的人！有理想！不像阁下你！”
当天晚上，焉识到邮局给弟弟拍了个电报，告诉弟弟立刻命令皮埃尔回比利时。电报上他不便说理由，只说上海太乱，怕孩子出危险。第二天，弟弟从比利时打电报来，叫皮埃尔立刻搭船或火车――取决于哪个更快――回欧洲去。皮埃尔一看电报就明白是大伯伯出卖了他。他拿出西方青年的腔调，一会儿法文一会儿英文，独立啊自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