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位置，随时将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况向胡宗南和汤恩伯通报。为加强通讯时的保密性，戴笠要军统局的机要室，在他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电讯联络时必须使用几套密码本，不同的内容不能使用相同的密码本。“三王”当时还有个约定，对非常重大的事情，则使用“亲译”密码本。这种密码本，平时均由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自己带在身边。每当遇到“亲译”的电报，由他们自己或指定极个别的亲信译电员代译，以防止内容外泄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不过，这种“亲译”的电报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之间较多，而胡宗南与汤恩伯之间就很少了。
为了给“三王”的结盟造成声势，扩张力量和巩固地位，戴笠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以及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中，为胡宗南和汤恩伯穿针引线和评功摆好。同时，戴笠还利用陪梅乐斯到西安和河南等地视察的机会，把胡宗南和汤恩伯介绍给梅乐斯，并卖力地在梅乐斯面前说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好话。梅乐斯在与胡宗南接触后印象很好，认为胡宗南是中国军队中很有才华的年青将领。在这期间，胡宗南和汤恩伯为了能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以增强自己的国际背景，对梅乐斯是极力逢迎巴结。戴笠为了“三王”的结盟是极尽了心事的，他经常代胡宗南和汤恩伯给重庆的一些要人送礼物，以拉拢人际关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见面后是无话不谈。尤其是戴笠与胡宗南之间，虽然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但毕竟有患难时留下的情意，加上两人志趣相投，有时谈起来总是没有个完。胡宗南因年青时婚姻不顺而一直未娶，是在戴笠的劝说下而动了心。胡宗南的老婆叶霞翟原来是戴笠的情妇，戴笠为了能得到胡宗南在军事上的支持，他先保送叶霞翟到美国留学，当叶霞翟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就有意促成了胡宗南和叶霞翟之间的婚姻。后来，戴笠通过叶霞翟了解和掌握了胡宗南的许多情况，而胡宗南对这是否清楚没人能知道。不过，胡宗南和汤恩伯为报答戴笠的支持，对戴笠提出的要求无不全力协助。戴笠的军统局也正是依靠了胡宗南的势力，在新疆成立了军统局的下属组织，并调用胡宗南的人员加强了忠义救国军的力量。戴笠与汤恩伯的合作大都在策反汪伪军队上，当然在经济走私上也多次合谋以此赚了不少的钱。
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在龙门石窟的结盟，把“三王”之间的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此时的结盟使他们成了国民党内一个极有力量的派系集团，但也正因为它的强大而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了。戴笠发起结盟的本意是想借助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力量，来稳定他在蒋介石那里的地位，可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戴笠也许以为参与了结盟的胡宗南和汤恩伯，决不会把三人间的约定作为向蒋介石邀功的资本，其实他内心里的盘算错了。戴笠不也是在中原之行之后告了汤恩伯的状吗？对这，汤恩伯在短时间里可不明白，可时间长了不可能不清楚。还有胡宗南，他确实是戴笠最知心的朋友，两人几乎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而且戴笠在做出许多重大的抉择前都要听听胡宗南的意见。但戴笠绝对没有想到是，蒋介石在随后秘密组建监视和控制戴笠的五人小组时，指定胡宗南为该小组的组长。
显然，蒋介石对戴笠已不仅仅是警惕和戒备了。
第十三章
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刚过，军统局经济研究室代主任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统计和研究，认为随着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和对日本的封锁越来越严密，日本的经济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枯竭和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国的战败。戴笠对邓葆光的惊人推断是认同的，但他没有向蒋介石汇报此事，他觉得在这位已对自己心有疑虑的领袖面前不能不留一手。其实，此时的蒋介石为了加强对戴笠的控制，下令在原先情报特工部门建立的甲种会报和乙种会报之外，又建立了年度会报。第一次年度会报是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的，并由蒋自己主持。在年度会报之后，蒋介石又要求有月度会报。月度会报地点设在军统局大院对面的漱庐。月度会报由唐纵主持，他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对军统局及其他情报部门呈送的情报提出意见和指出应当注意的问题。而此时的戴笠，除了负责召集和接待外在月度会报上没有更多的地位。自从有了年度和月度会报后，蒋介石除有重大情报自己亲自掌握外，其它的情报和行动全由唐纵整理分析后上报。这就使唐纵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他出任军统局的帮办后，已看出蒋介石对戴笠有猜忌和戒备之心，为此他对戴笠及军统局内部存在的问题能及时如实地向蒋介石密报。
蒋介石要求建立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表面上看是为了发挥情报特工部门的整体效率，更重要的是他是想通过这两个会报以唐纵的特殊作用来抑制戴笠。对蒋介石的这种手段，戴笠是十分敏感的，为此他在对邓葆光的分析性情报上的做法也就能理解了。可是没过多久，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一九四五年四月，德国的希特勒自杀，强大的苏联军队攻克了柏林，紧接着德国宣布投降。这年的六月，美国军队攻占了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所有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此时，苏联按雅尔塔会议的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本军队的作战。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尽管有些出乎戴笠的意料，但他已感觉到一个新的时机正向自己走来，那就是掌握胜利大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和立足打下基础。于是，戴笠把京、沪、杭等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他在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列举的理由是：一、京、沪、杭一带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失去了对京、沪、杭一带的控制，不但国民党还都计划将成泡影，而且没有江浙财团的支持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二、京、沪、杭是日伪统治的中心，掌握和控制了这一带的大中城市，也就控制了沦陷区的大局，不致在接收过程中酿成大的动荡和祸事；三、东南沿海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势力强大，如何在国民党军队没有到达之前，不使这一带的中心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是当务之急。
说实话，蒋介石也没有料到抗战的形势会有如此的突变，更没有想到戴笠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即将到来的接收工作提出自己的想法，特别是戴笠所列的第三条理由正是蒋介石的心病，因为他所有的正规部队大都在西南和西北一带，一时很难赶到东南地区。所以，当戴笠提出他亲临东南沿海布置接收工作时，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戴笠临行前，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召见时，蒋介石多次以“雨浓”称呼戴笠，说话的语气也恳切有余。蒋介石此时心里非常明白，在抗战的这些岁月里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员和特务武装，是在沦陷区里与日伪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现在他需要利用戴笠这支力量来完成还来不及做的事。戴笠对这心里也是明白的，为此在蒋介石面前他有了已好长时间不曾有过的兴奋。至于，在完成了蒋介石还来不及做的事后，是否真的还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戴笠似乎还没有认真地去想过。
戴笠是带着梅乐斯和杜月笙，一道来到浙西山区里的小镇淳安的。
戴笠邀请梅乐斯和杜月笙同行，目的是借用美军在东南地区以及杜月笙在上海的帮会力量，控制和稳定东南地区的接收局面，不想让异党和异军来插手。淳安虽然镇小，但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进退带来了便利，而且此地与上海和南京及杭州都相隔不远，所以戴笠选择此地作为他准备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就在戴笠紧张地部署工作时，他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日本政府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公告。于是，戴笠在淳安发出了最初的接收指令：（1）电令忠义救国军军调室主任刘方雄，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身份立即从余杭去上海，与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传达受降事宜；（2）电令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处长李崇诗从建阳赶来淳安，部署“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特务武装立即向沦陷区的各大城市集中，并严令忠义救国军阮清源纵队和郭路洲纵队，在三至五日内必须徒步赶到上海。
从戴笠发出的这些指令来看，他的目光已紧紧地盯住了上海这个地盘。
为了抢时间，戴笠在淳安就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在任命电中，戴笠要周佛海利用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防止汉奸内部生变和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维护好上海的秩序等候重庆方面的接收。戴笠后来考虑到周佛海手中的军事力量有限，也只能起到维护上海秩序的作用，如要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可能性就很小了。为此，戴笠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为国民党太湖剿匪总司令。任援道早就投靠了军统，此时他手下有七个师的部队分布在京、沪、杭的铁路沿线。当接到戴笠的密令后，任援道迅速把手下的部队集中到上海和南京附近，指挥随时准备阻击新四军的进城。在这期间，戴笠担心周佛海会有变故给接收上海带来麻烦，遂给程克强发了密电，命令他在暗中必须要掌控好周佛海。
没多日，程克强给戴笠复电说，周佛海已同意戴笠的指令，但考虑到以“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好指挥各部门的伪军力量，建议把“上海行动总队”改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后，同意了周佛海的要求。此时，周佛海对戴笠来说非常重要。应该说，在接收京、沪、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特别是对接收上海的工作，戴笠“抓住周佛海”的策略是对头的。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政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行政院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首脑”。但是，周佛海对在南京的职务并不十分看重。自从投靠戴笠后，周佛海通过手段迫使陈公博把伪上海市市长的位置让给了他。当上上海市市长的周佛海自兼上海的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并把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的任上调到上海市任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让他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周佛海如此安排，本来就有要把上海完整地交到戴笠手中的意思。为此，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回电后，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佛海仍然兴奋异常，因为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汪伪政府里的高官所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
此时，周佛海既为自己能在这以前就及时转舵而感到庆幸，也为自己能重新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而感激不已。
不过，周佛海毕竟是个有心眼的人，戴笠是要他维持上海的秩序，等候国民党重庆政府的接收，而这“等候”两字是很有讲究的。在这“等候”期间，如果不出差错那最后的结果尚有可为，而一旦出了乱子就很有可能被戴笠抓住把柄借机除去。周佛海思量再三，把“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实际权力交给了程克强，把要实行的重大任务全都交给了军统局的人员去办，而他自己只做临时性的配角。其实，这时的周佛海如何做才算是尽职的，戴笠已没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衡量了。在戴笠紧张而又有条不紊的遥控指挥下，归属于军统局的忠义救国军和各路特务武装都先后火速赶往了上海。在用武装力量接收上海的同时，戴笠的眼光盯到了稳定上海的经济上。当他找特地从重庆赶来淳安的邓葆光个别谈话时，特地交代邓葆光到上海后要对上海的经济现状进行周密的调查，并提出一个平稳内地及光复区物价的方案。戴笠对邓葆光说：“此事马虎不得，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并报给委员长，我要让委员长看到我们这个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很有眼光的。”看得出，戴笠为了使蒋介石看重军统局的分量可谓用心到家。
戴笠为了使邓葆光到上海能尽快地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再三吩咐邓葆光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周佛海大家已知，这周作民笔者在此叙说几句。戴笠所说的周作民，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经常就金融问题向蒋介石献策，可算得上是金融界的奇才。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了香港，利用与日蒋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继续做银行的业务。香港被日本军队攻占后，周作民被日本人拘留，并被押回了上海。不管日本人如何威逼和利诱，周作民就是不肯出山帮日本人做事，却暗中与戴笠保持着联系。而且军统地下特工人员使用的一部电台，就密藏在周作民在福开森路的公馆内。有段时间，当军统在其它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后，戴笠就是通过周作民公馆里的这部电台与上还的潜伏人员保持联系的。除此之外，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义救国军八十多两黄金以及给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局在经济上的后台老板之一。正由于这些原因，戴笠所以要邓葆光到上海后必须要找周作民。
上海的接收工作在戴笠的安排下进行的较快，而对伪首都南京的接管就不那么顺利了。
问题出在军统局南京站站长周镐的身上。
在周佛海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后，戴笠立即委任周镐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南京的接收工作和临时治安，并要周佛海从伪税警总团抽调出二百多枝短枪交给其妻舅杨佐华，由杨佐华组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然后派到南京以加强周镐的力量。此时，戴笠的意图是不管上海的指挥部还是南京的指挥部，都是“维持会”的性质，只要维持到中央的军队到达指挥部的工作就算圆满完成。对这一点，周佛海是早已心里有数，所以不敢多说一句话，做事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