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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离开酒宴后，把贾金南找了来。当从贾金南的嘴里得知，坠机现场早就被人翻动过后，沈醉第二天一早就带人去了江宁县的板桥镇。沈醉到板桥镇后，找来当地县长以及众多的保甲长，一面询问飞机坠毁时的情况，一面查问是否有人捡走了坠机时没有烧完的古珍物品。对飞机坠毁的事大家说的都很热闹，可是对谁捡走古玩之类的事就没有人多说话了。见此情景，沈醉有些火了，他拍着桌子对江宁县长说：“事情发生在你的管辖区内，你要查清此事。”这县长清楚沈醉的来头，吓得直点头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白玉九龙杯和一柄古剑。这白玉九龙杯为宋代雕琢，有一尺多高，上面雕的九条龙中有条龙的头已被撞去。那柄古剑虽然剑鞘都已烧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
这两件珍宝后经军统局清点后，送到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收藏。
但没过多久，不知是谁有意向外界透露了那柄古剑的事，紧接着报纸上就有了戴笠的死亡与这柄古剑有关的报道。
那么真相果然如此吗？这还得从已过了多年的一段往事说起。
第二章
一九三三年的冬天迟迟不肯离去，长城边那厚厚的积雪白的有些耀眼。
这年的三月十一日，日本军队突然向防守在长城要隘古北口的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五师和东北军一一二师发动了进攻。这两个师的将士在雪野里经过近五十多个小时的拼死血战，最终因为伤亡惨重以及弹药不济撤出了战斗。北古口失手后，日本军队又很快进行了集结。蒋介石对日军会如此迅速的集结非常重视，担心华北地区会遭到日本军队全面进攻。但由于对日军的调动部署和一线战事的不了解，对对方进攻的重点始终不能明确。于是，蒋介石要当时已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戴笠，报送这方面的情报。由于特务处成立时间不长，加上戴笠对华北地区情报工作重视不够，对长城前线战事的了解缺乏应有的布置，所以古北口一带日本军队活动方面的情报很少。为此，戴笠面对蒋介石心急如焚地催要这方面的情报，实在是无可奈何了。面对日本军队的逼人气势，蒋介石又了解不到长城战事的切实情况，不由得火冒三丈。他把戴笠找到办公室，大骂戴笠不懂情报工作的轻重缓急，并要戴笠迅速派遣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报告长城战事的真实情况。
戴笠挨蒋介石痛骂后，本想要在北平的特务处华北区情报组立即派人到古北口前线。可他担心这些人办不好事，就自己带了个情报组赶到了离古北口不远的地区。通过多方面收集情报，戴笠认为日本军队虽然摆出步步进逼的进攻气势，但是还不具备向华北地区发动全面攻势的兵力集中和准备，其目的只是想通过军事压力，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削弱以至取消国民党政府对华北的主权，承认华北分治和日本军队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准确情报后心中有底了，于是决定继续把中央军的主要力量留在江西“剿共”。同时，指令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与日本人进行妥协。
但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没多久冯玉祥和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时间得到了八方响应并且声势浩大。蒋介石面对这纷杂的形势，十分忧虑冯玉祥会就此坐大，并担心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会失去控制，打乱他对日妥协的棋局。为此，蒋介石命令何应钦要不惜一切手段，迅速予以瓦解。对蒋介石的意图冯玉祥也有所察觉，为了给哈察尔抗日同盟军争取更多的地盘，冯玉祥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此时，孙殿英控制的地盘刚好与抗日同盟军的区域相会接壤。冯玉祥为了争取孙殿英合作抗击日本军队，多次派人与孙殿英接洽。因为在这之前，孙殿英曾奉张学良之命率四十一军在热河赤峰，阻击日军进攻达七天七夜。接着在猴头沟门，又与日本军队激战了十多天。尽管最后以四十一军撤退而告终，可孙殿英赢得了他一生中惟有的一次光彩。所以冯玉祥觉得只要工作得当，此时的孙殿英是可以争取的。
何应钦得到此消息后，立即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派戴笠和刘健群去天津做孙殿英的工作，以阻挠冯玉祥和孙殿英联合。刘健群祖籍为江西吉安，祖上早年移居贵州遵义，他曾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行营秘书。因刘健群能说会道，并在法西斯理论方面有一套，被何应钦引为亲信。后由于写了《我对党的一点意见》，又被蒋介石引为知己。蒋介石曾赞扬刘健群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要比黄埔系的进步十年。为此，蒋介石和何应钦想利用刘健群能言善辩的口才去说服孙殿英。
戴笠和刘健群到天津已是五月的天气了，但天津还是有些冷。
孙殿英的下榻处在天津的租界内，戴笠和刘健群在租界里费了好些功夫才与孙殿英见上面。因为刘健群在蒋介石和何应钦面前都是红人，所以戴笠此次行事全以刘健群为主。刘健群也当仁不让，与孙殿英见面后就论起了理论。他开口闭口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绝对拥护一个党和一个领袖”、“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等等一套理论，而这些孙殿英听的是云里雾里，好半天还明白不过来。孙殿英本是个流氓军阀，因东陵盗宝而声名狼藉，他一生所奉行的哲学思想便是“有奶就是娘”。就此时的孙殿英来说，正处于左右两难的境地，如果靠向冯玉祥等人的抗日同盟军，万一抗日失败怎么办？他似乎觉得抗日是抗不得的。如果听从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命令去攻击抗日同盟军，那么刚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名誉又要丧失彻底，孙殿英觉得抗日同盟军也是打不得的。
虽然，孙殿英在戴笠和刘健群面前显得左右为难，其实此刻在他心里头什么抗日不抗日、是拥蒋介石还是联合冯玉祥都不是主要的。孙殿英盘算的是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谁能成为自己稳当的靠山，以保住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荣誉和所形成的实力，好更快地发展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而刘健群虽然能言善辩，但毕竟书生气太重，揣摩不了像孙殿英这种人的心理。尽管刘健群把自己的理论发挥的淋漓尽致，但使孙殿英的内心产生了极度的不痛快。不过，孙殿英还是给了戴笠和刘健群的面子，以有要事在身不能久留客人而礼貌地要人送客。孙殿英这么一说，刘健群泄气了，他茫然地站在屋子里不知所措。而此时的戴笠要比刘健群老练的多，虽然在整个过程中戴笠没说什么话，但他的两眼几乎没有离开过孙殿英的脸。戴笠心里清楚，对孙殿英这样的人讲大话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他感觉到有利可图。此外，戴笠还从孙殿英的表情里感觉到，孙殿英对他和刘健群的地位并不看重。
当戴笠与刘健群走出孙殿英的住处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健群。刘健群听后不以为然，他认为主要是孙殿英对他的思想还没有认识。戴笠瞥了眼刘健群后沉默了，心想，如果下次再与刘健群来也许孙殿英连面都不愿见了。为此，当蒋介石要戴笠再次去天津做孙殿英工作时，他避开刘健群，对孙殿英所接触的人员和其周围情况作了仔细的了解。临行前，何应钦听从戴笠的意见，给孙殿英亲笔书信一封，信中以察哈尔省主席或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职位为诱饵，作为拉拢孙殿英的条件。戴笠接过信后，何应钦对戴笠说：“此次，能否成事就看你了。”
戴笠成了此举的关键性人物。
由于孙殿英年青的时候参加过帮会，戴笠此次天津之行邀请了洪帮里有名的老头子张树声，以及孙殿英的好友北方出了名的政客张壁。到天津后，戴笠这次没有上孙殿英的门，而是到英租界里的利顺德大饭店开了豪华包间。利顺德大饭店建于一八六三年，完全是英国古典建筑的风格，该饭店是中国最早的涉外饭店，也是中外各界社会名流的高级社交场所。溥仪居于天津时曾多次到该饭店用餐，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胡佛在此居住过多年，还有孙中山等人也多次在此下榻。在天津有钱和有势的人中，没有人不知道利顺德大饭店的。戴笠心里清楚只要住进利顺德大饭店就是地位和权势的象征，更何况他要的是这饭店里最豪华的房间呢。
当该考虑的都考虑后，戴笠本想让张壁和张树声一起去孙殿英的门上，邀孙殿英来利顺德大饭店见面。临走时因张树声突然身体不适，只好把他安置在另外的房间后，让张壁一个人前去了。当张壁敲开孙殿英的门时，孙殿英正在烧烟土。多年没见张壁的孙殿英赶忙丢下烟枪让座，并吩咐边上的人上茶。茶上来后，孙殿英问起了张壁的来意。张壁呷了口茶说，有人要见你。孙殿英不解地问，谁？张壁放下茶杯接着说，就是上次到你门上来过的戴笠。听说是戴笠，孙殿英马上就没有了好脸。张壁看在眼里，目光在孙殿英的脸上停留了一下说，此人可绝对不能小看，他可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听到这里，孙殿英不好看的脸上有了惊愕的表情。张壁又说，戴笠手中的权力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孙殿英愣了好一会，听张壁说戴笠在利顺德大饭店等时，马上让人准备了厚礼后，就轻装简从地跟着张壁到利顺德大饭店见戴笠了。
孙殿英毕竟是个混江湖的老手，见戴笠后还没有说话就倒地拜了三拜，一再地说：“失敬！失敬！上次相见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哪！”戴笠绝没有想到孙殿英会这样，尽管他觉得有些突然但心里一下宽慰了许多，因为眼前这个“东陵大盗”显然是来讨好的。戴笠连忙搀扶起孙殿英，还没有来得及客套，孙殿英把声音嚷的响响地说：“我们都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耳朵。今日见面实属难得，为了表示我的心愿，就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看着孙殿英江湖豪杰的样子，戴笠仿佛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以前的影子，而正是这使他缩短了与孙殿英之间的距离。
孙殿英说完，向戴笠递上了一个非常考究和精美的盒子。戴笠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两颗光泽润厚的红珠子。这时，孙殿英附着戴笠的耳边悄悄地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原本有一百零八颗，数这两颗最大，都是无价之宝呀！”虽然孙殿英没有明说这两颗是送给谁的，但戴笠接过珠宝后马上表示，回南京后定面交蒋委员长。过后，在张壁的撮合下，戴笠与孙殿英谈的相当的投机，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难耐和压抑。是的，孙殿英认为戴笠是位难得的知己，往日可以利用。而戴笠觉得孙殿英确有江湖上的豪气，今日正好网罗。当两人谈到如何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时，戴笠向孙殿英递上了何应钦的亲笔信。孙殿英凝视着信沉思良久，他明白何应钦要给的这份礼也不薄，但如果就任察哈尔省主席无疑会与抗日同盟军作对，还不如退往西北开垦青海。于是，孙殿英接受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位置，并再三感谢戴笠的好意和厚恩。
戴笠此次的天津之行无疑是成功的。
当戴笠把两颗乾隆皇帝的御用朝珠面交蒋介石后，蒋介石十分高兴地对戴笠说：“好！好！你肯用脑子，能办事。”
一九三四年开春后，孙殿英的队伍开拔，远赴青海。
孙殿英原本以为这样既能屯边守土又能远离内战旋涡，但他绝没有想到就在他的队伍向西北推进不久，蒋介石暗中给宁夏军阀马鸿宾和马鸿逵发了电报，说他并不支持孙殿英出兵西部抢占回族兄弟的地盘。这可激起了马鸿兵和马鸿逵的不安和愤怒，在他们联络了青海军阀马步青和马步芳后，准备发起“四马拒孙”之战。孙殿英对西北有恶战是有考虑的，为此他派人与在陕西的红军和杨虎成做工作，以求能得到帮助。当时，孙殿英还给红军送了一千支步枪和一百挺机枪。为此，孙殿英部队过黄河时也得到了红军和杨虎成部队的协助。但孙殿英毕竟是孤军深入，在宁夏久攻不成后，被蒋介石撤消了青海督办的官职，而且还停发了孙殿英整个部队的粮军饷。这时的孙殿英已掌控不了部队了，许多部下阵前倒戈。就在孙殿英左右为难的时候，山西的阎锡山出兵断了他的归路。顿时，孙殿英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之下只得到山西太原的晋祠隐居了起来。
这隐居的日子过了三年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晋祠里闷的快透不过气来的孙殿英觉得是出山的时候了。终于在一个雨天里，孙殿英只身溜回了北平城。在经过好一阵口舌后，孙殿英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借了五百条枪。接着，他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出乎孙殿英意料的是，当他来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已收容到二千多人了。就这样，孙殿英又拉起了一支队伍，他把这支队伍编成了四个大队。队伍有了，可孙殿英的心是悬着的。他知道要想进一步扩充实力，给自己在政治上重新造成气候，不从蒋介石那里取得正式的“名号”是不行的。要不然仅靠这二千多条人枪，顶多也只能做一时的江湖枭雄。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但因与戴笠已多年没了交往，孙殿英对已权重位高的戴笠心里没了底。为了摸这个底，孙殿英先派擅长外交的一个亲信通过关系与戴笠取得了联系。随后，孙殿英又用东陵盗来的宝物打通了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的关节，要刘峙电请蒋介石能见他一面。当这一切都做妥当后，孙殿英觉得是动身去南京的时候了。
孙殿英是带着大量珍宝去南京的。
此时已是八月的天气，南京城里骄阳似火。
孙殿英首先会的是戴笠，是戴笠手下的人把他带到鸡鹅巷五十三号的。由于这里都是不起眼的低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