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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隆吉回国时，川岛芳子特地赶到上海送行。
当田中隆吉回国的消息被马汉三得知后，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那支“龙泉宝剑”。据马汉三自己分析，田中隆吉是因在中国战败而被招回国内，为此他不可能冒险将那宝剑带回国内。于是，马汉三开始多方面了解田中隆吉回国前所接触的人员。没过多久，他清楚了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之间的关系。为证实“龙泉宝剑”是否藏在川岛芳子处，马汉三派人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的身边，但那宝剑的事始终没有消息。就在马汉三要失去信心时，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马汉三忽然间觉得有了希望，他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说情，不但被任命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而且还争取到了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的位置。没过两天，马汉三带人在平津地区整肃汉奸行动开始前逮捕了川岛芳子。然后，又命人在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三十四号川岛芳子的住处进行了大搜查。这是一处建筑相当考究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是原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川岛芳子的。经过几个小时地毯式的搜查后，终于在房后的地窖里查到了那把“龙泉宝剑”。当马汉三复得此剑后不久，孙殿英在战后又重新投靠国民党，并且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这使马汉三坐立不安了，他心中明白只要戴笠和孙殿英一见面，自己私藏宝剑的事就会暴露。而戴笠一旦清楚了真相，以他的手腕，马汉三自知就是有几个脑袋也是保不住的。
就在马汉三为自己的活路苦思冥想时，没有想到戴笠来北平后就秘密提审了川岛芳子。
如果说当戴笠从川岛芳子的嘴里清楚了那“龙泉宝剑”的真实情况后，对马汉三的隐瞒和欺骗顿时感到非常恼怒的话，那么马汉三的背叛投敌更激起了他的愤恨。戴笠在军统局用人也跟蒋介石一样，首先是浙江人或是出生于南方，再就是在黄埔军校就读过。而马汉三这两点都不具备且多次得到重用，有人私下里就问戴笠用马汉三的原由。戴笠说：“马汉三眼不正，其心也不正，这点有谁不知？我现在用他，是他确有可用之处。马汉三自加入军统后，他在北方干了许多的大事，而这些事别人是干不了的。对马汉三，我放手让他干事，同时我严密掌握住他。他在樊笼之中，难道还怕养虎遗患不成？”而事实是，戴笠并没有控制住马汉三这只樊笼之中的虎，他一想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疏忽，身子就有了寒冷的感觉，真恨不得把马汉三生吞活剥了。但此时此刻的戴笠毕竟是冷静的，马汉三的“叛变”只有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而川岛芳子本是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还有，戴笠曾对孙殿英说那“龙泉宝剑”是献给蒋介石的，而他内心实在是想自己秘藏，所以从没有向外透露过，也更没有向蒋介石报告此事了。如果马上以宝剑的事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介石处于死刑，蒋介石如果要了解“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戴笠觉得难以向蒋介石解释。为此，戴笠心里已有考虑，对马汉三只能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再对马汉三发难。
当川岛芳子该说的都说了以后，戴笠马上让人把她又送回了监狱。
戴笠离开北平住弓弦胡同十四号后，也许是实在想念那把“龙泉宝剑”，他要随行的军统局人事处长龚舫仙去马汉三处递话，说是想看看从川岛芳子处搜查出来的那把宝剑。戴笠虽然没把话说明，但当龚舫仙向马汉三提到宝剑的事时，马汉三即知戴笠以从川岛芳子那里了解到了所有。生存的本能促使马汉三与“无人能敌”的老板戴笠作次生死的较量。就在马汉三为自己的行动作最后决定时，他偷看了戴笠发给军统局的一封信。信中不但肯定了他马汉三抗战期间的功劳，而且戴笠在信中要军统局报蒋介石给马汉三给予重用。马汉三见到此信后，顿时那种走向死路的感觉消失了，他觉得戴笠在听了川岛芳子的话后并没有全信她的，而对自己只不过多了些猜疑，要不戴笠是决不会在这个时候还想到用他的。于是，马汉三极快地交出了那把“龙泉宝剑”，并且再三地向戴笠说他是如何出生入死地保护了这把剑。
戴笠的精明就在于心中有数，但引而不发，他对马汉三那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话只是笑而不语。其实，那封信是戴笠的一计。因为，当时的北平是李宗仁桂系的天下，马汉三在这里不但党羽遍布，而且他与李宗仁的关系密切，戴笠自知一旦打草惊蛇，会激起狗急跳墙，而这后果不得不防。这戴笠的心事马汉三是难以揣测的，他在戴笠收下那把“龙泉宝剑”后，又预备好十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和古董及一些金银财物送到了戴笠的住处。戴笠含着笑全收了，此时在他的眼里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马汉三是个利用权力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已无疑，要不然这些宝物从何而来？
不过，戴笠是来不及深查这其中的原由了，他急着要去青岛和柯克见面而后去上海与胡蝶商谈结婚的事，还有蒋介石的连续催逼……。戴笠是带着那把“龙泉宝剑”和十大箱的金银和宝物离开北平去青岛的，临上飞机前戴笠对前来送行的马汉三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了。”据当时在场的事后回忆说，当时马汉三听了戴笠所说的话愣了好长时间，直到戴笠的专机起飞了还是失魂落魄的样子。也许此时此刻的马汉三已感觉到，戴笠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此，当戴笠的专机与那把“龙泉宝剑”一同坠毁后，马汉三当即与人说：“我又活了一次。”这话传出去后，新闻界就有了“马汉三为了先置戴笠于死地，派心腹秘书到青岛沧口机场戴笠的专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的说法。不过，没多久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专家到坠机现场勘查后，很快否定了戴笠专机是因“炸弹爆炸”而坠毁的说法。
但不管怎样，在戴笠坠机死亡的过程中确有许多蹊跷之处。
于是，有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说，曾是上海滩“斧头党”党魁王亚樵的手下把戴笠送上了死亡之路……
第三章
戴笠曾追随过王亚樵。不过，那时他叫戴春风，还没有把名字改为戴笠。
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其父既行医又开棺材店，一边救人活，一边又盼人死，一生都在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下生活。王亚樵虽然早年攻读经史并苦练书法，但始终没能摆脱父亲对他的影响。不过，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亚樵似乎变了个人，他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并宣布独立。此后，王亚樵因为与同盟会上海总部任命的合肥军政分府总司令等人发生矛盾而被通缉，只好逃亡到南京参加了社会党的活动，并任为社会党安徽支部负责人。
不久，社会党安徽支部被宣布为乱党而受到镇压，王亚樵匆忙之中只身逃到上海，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小组，立志要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权。过后，王亚樵在上海用五十把斧头强行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专事接待旅沪的皖籍穷人，并积极地在皖籍上海工人中开展帮派活动。在此基础上，王亚樵组织了一支腰插利斧的敢死队，只要有事这帮人就一涌而上，抡起利斧横劈竖砍凶猛异常。不要说一般的地痞流氓不敢如此拼命，就是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流氓大亨对此也惧怕几分。由于“斧头党”声名大振，王亚樵也由此成了上海滩上的名人，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有十万之众。
王亚樵在上海滩得势时，戴笠正在上海底层的人流里寻找着“铲除强权，报效国民”的出路，一心想寻找一个真正为国为民的队伍。尽管在这之前，戴笠与杜月笙有过较好的交往，杜月笙也不只一次地要他参加他们的帮会。但戴笠与杜月笙交往越深，也就越瞧不起帮会。他认为上海滩的青帮也好或者是洪帮也好，无非是民间的一些无业游民，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纠集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于是，王亚樵成了戴笠所追求的理想人物，但苦于没有门路晋见，也就只好在上海滩上茫然地等待着。
就在戴笠觉得投门无路时，一个在王亚樵手下颇受信任的江山老乡，把戴笠引到了王亚樵的面前。王亚樵见眼前这位双手侍立于前的青年人面色微黑，两眼炯炯有神，所露的神态给人以谦逊的感觉。顿时，王亚樵见棱见角的脸上有了和蔼可亲的笑容。他热情地与戴笠握手后，即扶着戴笠的肩膀关切地询问他的情况。戴笠一一如实相告，并表示了想拜师的想法。王亚樵听后二话没说，就痛快地答应了下来。王亚樵的慷慨热情，对已入困境的戴笠来说自然是感激不尽，回去后连忙写了张门生贴子让老乡呈送了上去。此后，戴笠混在王亚樵的门徒中，帮着跑腿和抄写东西，这种日子倒也轻松自在。
但这日子久了，虽然生活用钱不成问题，可戴笠见王亚樵等人老是用“斧头”去对付那些欺侮工会会员的工头和老板，渐渐地觉得这种生活不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特别是当他了解到王亚樵的团体也是个属于洪帮的帮会组织后，心中不由得有了悔意，而且越来越觉得不能再跟着王亚樵混下去了。戴笠见王亚樵为筹集经费而办学校和组织工会，心想，自己为何不能回到家乡，也从乡间教育开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呢？主意定后，戴笠即告别王亚樵返回江山保安村。临别时，戴笠对王亚樵还真有些依依不舍，他觉得王亚樵确实够朋友讲义气。而王亚樵对戴笠也是印象极好，认为他是个有抱负的年青人应该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当王亚樵明白了戴笠的想法后不但不责怪他的离去，反而给足了他返乡的路费。面对王亚樵的慷慨和大度，戴笠走时向王亚樵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说：“我会终身不忘！”
戴笠回到江山保安村后不久，由于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不承认靠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的地位，福建的军阀孙传芳为此准备讨伐浙江。消息传来，江山保安村一带的百姓顿时恐慌不安，因为如孙传芳要入浙江，位于保安村附近的仙霞关是必争的险关要道，而保安村正处在仙霞关下，若有兵乱，必首当其冲，这一带的乡民必遭兵乱之苦。在外混了多年的戴笠深知其中的道理，在乡绅们的资助下发起组织了保安自卫团，并自任团总。每日里，戴笠除了领着青壮年操练备战外，还要为购置枪支和自卫团的伙食而不得不到处赊借。结果没过多少时间，戴笠就负债累累。他自己无力偿还，那些乡绅们又不肯多负担自卫团的供给，终于使戴笠到了骑虎难下而又欲罢不能的地步。就在这时，王亚樵给戴笠来了信，说是他已被浙江督军卢永祥命为浙江别动队司令，正在湖州等地招兵买马组织军队，希望戴笠能前去协助工作。这对绝境里的戴笠无疑是“大旱里遇到了甘霖”，既然王亚樵被本省督军卢永祥委任为别动队司令，已不再是当年上海滩的那个洪帮头目了，他觉得此时再投奔王亚樵正是时候。
于是，戴笠在接到王亚樵信的第二天，就悄悄地瞒着众人的耳目去了湖州。当戴笠与王亚樵见面后，才明白了他当上别动队司令的原由。原来，曹锟靠贿选当上总统后，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江苏的督军齐燮元属直系军阀，而浙江的督军卢永祥却隶属于皖系军阀，两者为争夺上海这块风水宝地，已明争暗斗多年。上海本属浙江管辖，卢永祥已派有亲信坐镇，而齐燮元的人在上海任淞沪警察厅任厅长，手下拥有好几千武装警察。卢永祥担心直皖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这些武装警察会直接进攻杭州，故买通了王亚樵，将那个淞沪警察厅长给杀了。按照事先的约定，王亚樵就当起了这个别动队的司令。王亚樵见戴笠能接信后就来，心里甚为高兴，当即就任命他为分队长。
值得一提的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在流浪杭州时认识的胡宗南也来投靠王亚樵了。胡宗南原是浙江孝丰县的一个小学老师，他在王亚樵处待了不长的时间就考上了黄埔军校。虽然，胡宗南与戴笠接触的时间很短，但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从此两人结下了长达近二十五年的交情。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戴笠当分队长后，凭借自己在乡间当自卫团团总时积累的经验，练兵一丝不苟，极为严格，有时几近残忍的程度。有一次，因一个士兵操练时规定动作没有做好，戴笠罚他在中午的太阳下暴晒，致使该士兵因中暑而昏死过去。王亚樵得知此情况后勃然大怒，他把戴笠找来训斥道：“爱兵如爱子哪，只有平时爱兵才能使兵在阵前甘冒危险和冲锋陷阵。你用残兵立威的办法进行训练，貌似从严，可是兵的心里不服，甚至产生仇视心理，将来我们必受其害。”这件事后，戴笠从王亚樵的身上懂得了驾驭人不但要树威慑服，更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