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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民间野史广泛流传“萧朝贵是左宗棠指挥下打死的”这个版本。但《左宗棠评传》作者杨东梁指出，左宗棠与张亮基于10月7日才从长沙北门登梯入城，而萧朝贵于1852年9月12日在长沙南城已经被城中炮火击中，伤重而亡。左宗棠到长沙时，萧朝贵已阵亡20多天了。
按前一种说法，左宗棠与诸葛亮出山时惊人地相似：“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按后面一种史实，尊重史家说法，则左宗棠出山时已经略微显得姗姗来迟。
真实的情况是，左宗棠第一次出山的作用，无疑被野史流传夸大了。左宗棠真正发挥的作用，是在张亮基幕府呆了一年，做了两件大事：
一、1853年1月12日，江忠源配合他，用12天时间，将浏阳的农民起义军，周国虞、曾世珍组织的“征义堂”镇压下去，斩首七百，解散万人。
二、1853年2月，在太平军力克汉阳、占领汉口，半个月后，攻克武昌，取得第一座省城。左宗棠入主湖北，经过8个月奋战，将太平军驱逐出武汉。
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战果丰硕，但相对于后来大开大合、风起云涌的大战，更像是左宗棠一生战斗的小演习。
张亮基在1852年调任湖南巡抚，授权左宗棠不到一年，就因左宗棠指挥得力，战功显赫，被提拔署湖广总督。
太平军见攻湖南无望，便将兵力转到湖北。左宗棠在湖南指挥，张亮基便亲自率领清军在黄安（今红安）、麻城夹击太平军，不料大败于田家镇。
1853年10月17日，张亮基被免去署湖广总督，改去山东做巡抚。冠冕堂皇的调任理由是他善于守城，山东济南府需要他才守得住。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僧格林沁亲信大将胜保。
太平军在长沙受挫，便从湖南转向江西、湖北、安徽、江苏，一路杀过去，指哪打哪，一路攻城略地。长沙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成了当时全国唯一一座没有被太平军攻进的孤城。
这也预示着，左宗棠将要成为太平军的最大克星。
眼下，张亮基要动身，离开湖南去山东赴任了，他有点舍不得左宗棠，力邀同往。左宗棠像上次拒绝做林则徐的幕僚一样，婉言谢绝了。张亮基知道，自己去年被提拔做总督，是左宗棠“防守湖南之功”，自己领了功劳，丢下左宗棠就这么走了，怎么也过意不去。他向皇帝“奏保知县加同知衔”。左宗棠又坚决辞谢。
张亮基终于纳闷起来。与左宗棠合作了一年，他居然还没弄明白，左宗棠这样卖命地帮政府办事，到底图的是什么？
事实上，左宗棠对县官看得很重的。早在1845年10月，妹夫张声玠到河北保定元氏县做县令，左宗棠写信给他说：“天下有两官员好作，一宰相，一知县，为其近君而近民也。宰相不可得，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矣！”
县官既然跟做宰相一样，左宗棠为什么不要？“同知衔”即“相当于知府”，已经不低。何况，左宗棠此时已41岁了。经历了世事的困苦，战争的残酷，他不再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高调青年书生，而是务实的中年办事人。
根本原因，是左宗棠将自己看得很清楚，在陶家自学成材，自己的才能，“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这次合作，他更加看清楚了，自己如果得个“同知衔”，职位权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卡在中间，以自己的个性，不但办不成事，而且搞不好关系，一时利令智昏，终将一事无成。
左宗棠同时看出官场关系的复杂与微妙，他不愿放弃湖南根基而去山东，于是决定辞归，回老家湘阴。他对张亮基拱手道谢，表示领了心意，说：“虽已固辞，然其意则可感矣。”
回想这一年的合作，左宗棠与张亮基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都履行第一次见面时的诺言：所有需要批复上报朝廷的奏章，张亮基全部放手交给左宗棠办理，左宗棠跟张亮基谈主意、策略，张亮基全部同意按左宗棠的意见办。左宗棠既感激，又高兴，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埋头苦干，死气沉沉的清军，被他用激情与智慧盘活了。（“所有批答咨奏，悉委吾手。昼夜劳思，竟无暇晷，委任之专如此，言行计从又如此，虽欲不感激奋发，其可得乎！”）
40岁时第一次出山，比诸葛亮晚了14年。但出山第一年干得不错，比诸葛亮26岁强出不少。
“人生起步四十始”，左宗棠开创了一个先例。他胯下那头慢驴，开始变成一匹骏马。
出山大捷，前路光明；卧龙入湖，鳞爪飞扬。（W//RS/HU）
左宗棠如何从湖南地方小幕僚，出湖入江，将事功迅速做大？
＇1＇ 举孝廉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孝廉是功名，可实授官职。孝廉方正科是清朝特设的制科的一种。仿照汉代的“孝廉”、“贤良方正”，将两者合为一科。雍正元年（1723），曾下诏直省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高中者赐六品服备用，并规定以后每逢皇帝即位即荐举一次。到乾隆五年（1740），定荐举后赴礼部验看考试，授以知县等官。道光间改在保和殿考试。此科历朝荐举颇多冒滥，汉朝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晚清与汉朝类似，完全流于形式。
＇2＇ 1847年春，郭嵩焘第五次进京会试。这次他一口气接连通过“会试”、“殿试”、“朝试”三关，成绩列最优等一类，道光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这年农历11月，他离京南归省亲，1848年农历三月抵家。正碰上湘阴洪灾，他随叔父在家救灾，忙乎了一年多。1849年，忙完正准备回京，湘阴再次遭遇洪灾，灾情比去年更严重，城中水深数尺，仅城北一隅不为水侵，郭嵩焘只得继续留家救灾。正当他日夜操劳救济灾民，置个人仕途于不顾之时，父母先后病倒，农历九月母亲张氏先期因病去世。隔半载，父亲相继去世。1850年9月到1852年9月，郭嵩焘一直居家守丧。除为父母寻找葬地，没有离开过湘阴县城，闲时读书著作，静观局势变化。
＇3＇ 团练源于周朝时的保甲制。是中国古代地方民兵制度，在乡间的民兵，亦称乡兵。唐代设有团练使一职，类似民间的自卫队队长。宋代置诸州团练使，北宋苏轼曾任黄州团练副使。清代团练源于嘉庆时期对分布式暴动的白莲教起义，当时八旗、绿营严重腐化，不足以御敌，合州知州龚景瀚上《坚壁清野并招抚议》，建议设置团练乡勇，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坚壁清野，地方自保。办团经费均来自民间，且由练总、练长掌握。
＇4＇1853年10月，节节胜利的江忠源犯了轻敌的毛病，以为太平军从南昌撤围西上，赶到湖北田家镇（今武穴西北）增防，被太平军击败，退至武汉。12月率部入守庐州（今合肥），陷入太平军的重围。因兵单粮乏，援兵不至，1854年1月14日被太平军攻破城墙，自己投水自杀。清廷追赠他为总督，谥号忠烈。
＇5＇ 据美国学者石景迁在《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中描述：这一次落榜，洪秀全彻底绝望，他甚至失去了徒步回家的勇气，雇了两个轿夫抬他回家。等到半个月后回到家，已经气息奄奄。
第七章 牛刀大试
再顾左庐
1853年10月25日，左宗棠回到湘阴，暂时告别幕僚生涯。
从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场，再次来到鸟鸣山更幽的白水洞，左宗棠的心态，经历了一次大转换。
总结前段经历，他发现，幕僚的事情，再做不得。
左宗棠给夫人周诒端的弟弟周诒晟写信，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这一年我耗尽了心血，不想再出山了，不再参加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戎幕工作，从此我要藏到深山里，销声匿迹，隐姓埋名。
初出茅庐旗开得胜，仗场场打得顺利，关系也处处融洽，怎么反生撤退念头？难道他已经改变了人生观，放弃了“当代诸葛亮”大梦？
外人无法理解，左宗棠有苦难言。这一年拼命干下来，离开后总结：对满清坚固如磐石的官场，自己这个小举人，始终是个打酱油的。人家需要你，擂鼓你冲锋；杀得遍体是伤，人家鸣金收兵；回去论功行赏，人家排排坐，分果果，自己成了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员；一朝诸侯，一任幕僚；巡抚不狠，幕僚不稳。
朝廷的任命与罢免工作，照旧在流水作业线上进行。
1853年秋天，长沙城头萧瑟，凄冷的天空，弥漫着悲凉的肃杀之气。云贵总督吴文镕坐着一顶轿子，在同样萧瑟凄冷的武昌城，匆忙坐上湖广总督的猩红交椅，接过了张亮基经手的事务。＇1＇
吴文镕是江苏仪征人，1819年中的进士，随后做上翰林院侍读学士。这个职位，相当于皇帝顾问兼秘书官。＇2＇
跟皇帝呆在一起，关系亲，提拔机会多。1839年，吴文镕顺利升上福建巡抚。第二年通过干部交流，又到湖北做巡抚，这次不巧，赶上第一次鸦片战争，没去成。随后10年，仕途依然通畅。1852年，朝廷提拔他做闽浙总督，他没去；又改做云贵总督，这次去了。
吴文镕是汉人，学问做得尤其好，用今天话说，是“学究型官员”。他跟湘官集团关系其实不错，是曾国藩的老师，跟胡林翼也有私交。这次到湖广地区来，不知是出于学院派的高傲，还是对自己能力自信，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他没有想起左宗棠，连个邀请函都没发。
左宗棠选择再次回湘阴隐居。这固然有张亮基人走茶凉的伤感，内心其实对吴文镕抱有期待。
他在等待一个“请”的仪式。
左宗棠号称隐居，功名心没死。他更加看清了，要做成当代诸葛亮，得站到时代的风口浪尖，做影响天下的大事。湖广地区是太平军西征的必经之路，是太平天国的主战场，北门锁钥，举足轻重，是中国的风口浪尖。
如果离开湖南，做得再好，也只能当一辈子幕僚。他拒绝入林则徐幕府，也放弃跟张亮基去山东，就是基于这个考虑。
左宗棠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天下第一幕僚。“誊录、县令、同知衔”，他都根本没放在眼里，何况职业幕僚。再次隐居白水洞的时候，他想，新到的吴文镕会不会找上门来？
吴文镕老学究一个，当然猜不到深山老林里左宗棠的心思。
科考出身，多年京都体制内生活，奉旨填词，让吴总督擅长诗文，但缺乏底层生活经验，接不上地气。他既看不到这个朝廷体制的弊端，也不明白“人才失而求诸野”，当然更不会想到主动去寻野访贤。
但吴文镕的学究式自信，第一下撞到了一个武举人。
崇纶，武举人出身，一身江湖气。他是满洲正黄旗人，根正苗红有背景，1852年12月被提升做了湖北巡抚，其后清廷改命崇纶“留湖北协防”。
总督吴文镕才进武昌落座，巡抚崇纶明白了，此人从此是直接上级。
学究碰上武举人，真秀才遇到兵，气味严重不投。吴文镕一上任，就与崇纶发生摩擦。等太平军杀进湖北后，矛盾激化了，两人开始扯皮。
崇纶算老二，有吴文镕在前面顶着，胆气壮，装英雄，跟咸丰皇帝打报告说：“武汉民迁市绝，饷乏兵单，请移内就外，以剿为先。”臣子主动请缨，咸丰皇帝当即批准。崇纶拿着圣旨当令箭，逼吴文镕说：你的本职工作是负责湖北全省防守，但你得带兵出去进攻，天天待在武昌城里守，这像什么话？
吴文镕看似自信，内心其实惶恐。老学究不通权术，也不知小人，被崇纶一逼，竟然慌乱。他想，自己毫无作战经验，带兵上前线，岂不等于直接去送死？内心十分紧张，只好装聋作哑，死守城内。但心里不无憋屈，心想真是反了，这年头巡抚可以命令总督了。
没想到崇纶自己更怕死，一心想让吴文镕帮他去挡死。小人从来不缺小聪明，他拿起笔又向皇帝告状，说：吴总督一天到晚躲在城里，贪生怕死，不敢出战。（“以闭城株守劾之。”）
咸丰皇帝一听，明白总督跟巡抚合不来。不说崇纶是满人，有背景，就是没有，巡抚都在催促总督应战，吴文镕也该以身作则吧。
于是严厉批评吴文镕。
吴文镕终归学究气，心地直。想反驳，但苦于被崇纶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崇纶戴着为国分忧的高帽子，虽属空谈，但政治正确，谁反驳自己就陷于不义。
吴文镕躲避不得，出战不能，这下真慌了。外有皇帝上压，内有崇纶下逼，自己成了只被人提头拽尾的绵羊。实在扛不住了，只好勉强带兵，出武昌城。
1854年2月7日，进退失据、内心杂乱如麻的吴文镕，冒险亲自带兵，孤注一掷地进攻黄州。学究兵碰上太平军，如羊入狼群，太平军略施小计，在后营放火，吴文镕则方寸大乱。主帅一乱，清兵顿时全线溃败。兵败如山倒，吴文镕魂飞魄散。唉，他早料到自己不禁打，果然不禁打。崇纶你也逼人太甚，我还有什么脸面见圣上？
学究总督只好“扑通”一下，跳进水塘自杀了。
吴文镕一死，轮到崇纶慌了手脚。没有了挡死鬼，推卸给谁呢？只好自请出剿。咸丰皇帝知道，崇纶论水平比吴文镕还不禁打，请战是计，谋求逃跑脱身是实。臣子心中那点小九九，怎么瞒得过皇帝？
不答应。
战不得，逃不掉，崇纶只好心惊胆战地继续死守。熬了半年，武昌还是被太平军攻破。崇纶提前得到探子情报，丢下全城士兵百姓，在沦陷前一天抓紧逃往陕西。曾国藩马上向皇帝打报告，皇帝下令赶快抓回来。崇纶见内有皇帝抓，中间有曾国藩逼，外有太平军攻，条条路通向死胡同，吓得服毒自尽。
总督、巡抚相继自杀，湖广地区一时岌岌可危。
危机关头，骆秉章顶了出来。
骆秉章在1850年3月就已升为湖南巡抚。他长于治理，而短于治乱，小过失不断，经常受到朝廷处分。1852年长沙解围后，骆秉章被调离湖南。但1853年初，清廷又再次任命他做湖南巡抚。
骆秉章受命来湖南镇压太平军，是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
骆秉章，祖籍广东花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