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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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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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用他的刚直、真情,直通朝廷内外,简洁、明快、高效。“西征表”奏折递交上去后,1875年5月3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召开廷议。军机处、户部、总理衙门各尚书、大臣,当着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展开专题讨论。

可以想见,无论站队,还是利益,他们几乎都朝着李鸿章方向一边倒,只有军机大臣文祥力挺左宗棠,力排众议。

但出乎现场多数人意料,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坚定地采纳了文祥的保荐,当场宣布:

任命左宗棠为统帅,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一切兵、粮、饷、运,都全权交付左宗棠一人负责。

西北告急的节骨眼上,塞防形势急转直下,超过左宗棠预期。朝廷对他依赖般的信任,与诸葛亮当年完全一样。

慈禧太后之所以力排众议,原因在于王朝是她个人的,责任全由她独当。大臣们可以从既得利益出发,关注个人可以从朝廷中瓜分什么好处;她不能。整个朝廷的安危,才是她关注的利益点。臣子想个人好处,皇帝需要的是能担当分忧的能人。

慈禧26岁就能凭本事夺过国家权力,当然有能力驾驭这帮臣僚。她已经全部听明白了:李鸿章说的是朝廷自残的两种方式,接近实情,但傻瓜都不会主动自残。左宗棠的“西征表”,让她看到了信心,也感受到了力量。

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主动请缨,收复国土,无利可图。根据朝廷“谁坚持,谁办事”的规矩,左宗棠从闽浙总督将调任陕甘总督。陕甘比起闽浙,不知穷了多少倍!古往今来,哪有主动要求去贫穷地区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在直隶享尽荣华,正是怕自己去陕甘吃苦,所以才极力主张放弃。想到这里,慈禧一阵心寒:“外托君臣名义,内结防范之心”,口里唱着高调,其实包藏祸心。

慈禧眼下刚40岁,从能力到精力,都还处于上升期,没有老年政治那种暮气,也没有后来显山露水的独断专横。

李鸿章一听,确实傻眼了。他一直在组团竞争,以为胜券在握,没想过惨败。

李鸿章反对收复新疆,除了怕自己支持会派自己去陕甘穷困地区吃苦,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只是他说不出口:如果左宗棠去收复新疆,打仗的银子还不得李鸿章来支持?假使一直收复不回来,自己就得一年一年送银子上前线,事情做了,看不到政绩,做这种冤大头,亏大了。如果左宗棠万一收回来了,则他的功劳已在自己之上,自己搬起银子砸别人的口袋,岂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周瑜了?

李鸿章独自在家生闷气。但这种反方向吹的微风,已经挡不住楚军猎猎战旗飘扬的雄风。

左宗棠马上要调兵遣将,浩浩荡荡杀进新疆。

去新疆前夜,左宗棠脑子掠过几个画面:18岁那年,他在长沙棚户区买到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21岁那年,他在湘潭桂在堂与夫人周诒端学习舆地,自绘地图;27岁那年起,他在陶家读中国地理百科全书;38岁那年,他在湘江与林则徐对谈新疆边防。这些当年看来完全无用的经世致用学问,45年后,竟然马上可以全部派上用场!左宗棠心中涌起一股激动。

但国防大事,谈何容易?!更何况,众人都反对的事,一定是最难做的事。

人要取得成功,要主动去做难事。要取得巨大成功,就必须去做一桩世上最难做成的事。

左宗棠逢难必挺。他怎么在戈壁荒漠的不毛之地上建立起自己的不世功业?

'1' 是指“科举时代称有年谊者的晩辈”,是同年登科者两家之间的互称。安徽合肥人李文安与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是1838年的同科进士,属于“同年”。李文安是李鸿章的父亲,李鸿章现在拜曾国藩为师,在师承关系上又属于晩辈。

'2' “合肥”即是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所以他又叫李合肥。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还常常以被取号人的地望、官爵、谥号等命名,如北宋王安石称王临川。

'3' 民国版的《沧县志》曾披露过张宗禹投河后的去向,曰:“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至今抔土尚存焉。其临殁时告人曰:‘吾张宗禹也。’”

第十三章 西征幕后

祭旗西征

1875年5月3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新的任命打断了他的洋务强国梦,也中止了他退休回湘阴柳庄做幸福生活梦。他只能继续做当代诸葛亮大梦,由一条转战江湖的野龙,蜕变成一条出边入塞的飞龙。

1876年初,左宗棠出征前夕,情势十分紧迫。阿古柏政权蠢蠢欲动,准备搞“疆独”。设计都做好了,脱离中国,投入俄罗斯怀抱。

回想起林则徐在1850年湘江夜谈对左宗棠的预警:“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预言现在终于变成了让人悲哀的事实。

左宗棠兴师,先在政治上取得正义。他明确宣布:“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吊伐”是吊民伐罪,“讨贼”是讨伐家贼。这用“外战”与“内战”将征伐阿古柏卖国政权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区分开来,矛头直指背后的英国与俄国。

楚军这时成立已有15年,历经剿灭太平军、平定捻军,安定陕西、甘肃回族变乱,士兵个个身经千战。

新疆地域广漠,大规模地出征,楚军势力单薄,已经无法胜任。

左宗棠在楚军的基础上大加改造,成立西征军。

从率领楚军的将领,变身西征军的统帅,左宗棠要转型,从身先士卒,变成善于用将。

组建西征军,左宗棠用将,继续沿用楚军的要求:用武人不用文人,重经历不重学历。

任命的西征大将,有两位重要人物:一是老湘营的统领刘锦棠'1',一是曾做过手下旧将的将军张曜(yào,照耀)'2'。

刘锦棠的老湘营,不属湘勇直接管辖。追溯渊源,可到1852年。

1852年,湖南巡抚张亮基命令曾国藩调集湘乡团练1000多人分两批赶到长沙,王錱带领一营。

王錱第一次出战在曾国藩的指挥下进行。王錱以2千团练对阵太平军数万精锐,在岳州羊楼洞一败涂地。部下尽死,王錱侥幸乘船逃脱。

王錱认为失败原因,全因曾国藩瞎指挥造成,宣布要脱离湘勇。

王錱其人,很有特点。他思维敏捷,口才超群,声音洪亮,遇事爱发议论,争论时总想盖过别人一头,闭门吟颂的谦谦读书人对他多有反感。

但个性张扬的另面,王錱却有他不可替代的优点:自负但从不浮夸,学习武术最勤奋,武学造诣很深,擅长军事训练,精通战略战术,论带兵打仗的实际本领,当时湘勇无人能出其右。

王錱骡子脾气,倔强勇猛、独立性强,不怎么服管,与左宗棠有点相似。曾国藩用人要“朴诚”,王錱完全不合他的味道,指责他既不听指挥,又战场脱逃,不是人才,向朝廷打他的小报告。

跟直管领导闹翻,像头上压了块天花板,王錱在曾国藩手下干得无比郁闷。

岳州之败后,王錱自作主张,招湘勇3000多人,以图东山再起。曾国藩对未经他批准擅自招兵再次恼怒,命令王錱除原带一营外,新招的湘勇,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自己来委派。王錱手下勇丁人数被砍到只剩十分之一。这还不算,在军费、后勤供给等方面,曾国藩也对王錱作出种种限制。

王錱率真直性之人,哪里受得住这种打压?马上与骆秉章走近。骆秉章下令不裁人,让王錱驻在省内,听候自己调令。据《续湘军志》说:“錱亦不愿受曾国藩节度,乃独成一军,隶于湖南巡抚,是为老湘营之始。”

王錱与曾国藩从此在组织、制度上完全脱离关系。

曾国藩将王錱彻底否定,让王錱心里很受伤。但左宗棠与王錱气味相投,两人一见面,左宗棠认定他是一等一的人才。王錱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将左宗棠看成知音。

王錱是真正的湘勇元老,办团练事实比曾国藩还早一年。他不服管教,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现在独立成军,自主安排,严明纪律,令出身随,声势日壮。

自此时起,人们称王錱的团练为“老湘营”,区别于曾国藩统领的湘勇。

老湘营在王錱的带领下,战斗力超前强大。

王錱带领老湘营取得一生中最辉煌的战绩,发生在1857年5月至6月。

那次战斗,王錱率3000士兵孤军深入,对垒太平军10万余兵。老湘营一鼓作气,杀掉太平军1万多兵,自己只伤亡几十人,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

从此每逢出战,太平军都相互先告诫“出队莫逢王老虎”。清人罗正钧的《王錱年谱》说:太平军只要看到“老湘营”旗帜或者王錱本人,不逃即躲,绝不正面迎战。王錱很得意,也有意从此让地方团练冒充自己,打起老湘营旗帜,换上他们的衣裳,以壮团练声势,太平军也从来不敢靠近。

“老湘营”从成立起,没有打过败仗。曾国藩领导下取得的岳州之败,成了王錱一生中在湘勇旗下唯一吃到的一次败仗。

左宗棠创办楚军后,邀请王錱加盟。王錱与左宗棠无争不吵,配合默契。从此王錱孤军深入,历经百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楚军品牌立下汗马功劳。

王錱这种绝无仅有的军事奇才,在整个清朝也就一例。但天妒雄才,1857年,王錱病死于江西战场,年仅32岁。

王錱死后,老湘营由王开化、张运兰各领一半。

刘锦棠的叔叔刘松山在张运兰手下做部将。'3'

1864年,张运兰战死,刘松山接任,改归左宗棠调遣。刘松山跟着左宗棠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平捻”和“安定回民”变乱。

刘锦棠父亲刘厚荣战死时,他才9岁。抱着为父报仇的愿望,叔叔刘松山带他开始了戎马上的铁血童年。16岁那年,刘锦棠已成长为“少年将军”,带兵上马杀敌。

1870年2月14日,老湘营统领刘松山在甘肃金积堡战死。左宗棠大胆起用老湘营营务总理刘锦棠接替。这年,他26岁。

刘锦棠从此就成了左宗棠的嫡系。

西征路途艰险,体力消耗巨大,左宗棠决定大胆起用年轻人。1876年初,刘锦棠按左宗棠要求,将老湘营扩充到2万人。

这年,刘锦棠32岁,老湘营营务总理罗长祜,才28岁。

左宗棠不是科班出身,用人不看门派,唯才是举,着眼五湖四海。他第一个打破湘勇的地域局限,在西征军里起用张曜。

张曜生于1832年,比左宗棠小20岁,祖籍在浙江上虞。

张曜靠在河南固始办团练起家。咸丰皇帝刚登基那段,他驱赶捻军有功,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十分赏识,上报朝廷。咸丰皇帝以他“御捻护城”有功,赐封号“霍钦巴图鲁”。“巴图鲁”是满语,相当于汉语中的“勇士”。

稍后,他做了固始的知县。做知县期间,他抵御李秀成围城立功,1860年提升为知府,晋升为道员。第二年击败捻军,又提升为河南布政使。此后,他率军长期转战于河南、河北、山东。

河南布政使本来是个文职。也是命运多舛,御史刘毓楠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以“目不识丁”罪名向朝廷弹劾张曜,而咸丰皇帝居然批准了。

这跟左宗棠当年被樊燮弹劾为“著名的劣幕”一个模式。张曜远没有左宗棠那样运气,他的“目不识丁罪”被朝廷认定成立。清朝历来重文轻武,张曜由布政使一下子降为总兵。

张曜由文官眨眼变武官,仍归僧格林沁节制。

张曜感到委屈。他的文才其实了得,写得一手好诗,曾经做出“酒阑乘兴独登台,万幕无声画角哀”这样的好诗句。但不幸被独裁专制皇帝认定为“文盲”,至少也是真的“假文盲”。

申诉无门,张曜只好自己假装成真文盲,镌刻一枚“目不识丁”印章,时时佩戴在身,可能是自励,也可能在自嘲。

张曜做事能干,为人廉洁,处世慷慨,完全符合左宗棠的“廉干”标准。左宗棠对出身不高、受过挫折的人十分欣赏,认为他们有真才干,靠得住,可以委托重任。张曜底层出身,没有酸腐的名士派头,也很对左宗棠的味道。

现在,张曜以提督的身份,随左宗棠西征新疆。

西征军除刘锦棠、张曜两员大将压阵,同征的两路分别由金顺、刘典和徐占彪、易开俊、董福祥等大将统领。

至此,西征军吸收了来自湖南、河南、四川、安徽、陕西、甘肃、新疆、黑龙江、吉林等9省人才;楚军作为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也并入到浩浩荡荡的西征大军中去。

西征军全部加在一起,共121营。打仗的、烧火的、做饭的、搞运输的,加在一起,具体数目大约在8。7万。

明确了“吊伐之师”的政治定位,确定了西征军的将领,组建了庞大的军队阵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训练军队。

左宗棠坚持“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的原则,依然按训练楚军的模式,搞起他的独特练兵法。练兵的主要课程,一练心,二练胆,第三才是练力气与打仗的技术。

军队训练到位,出兵边塞,严肃军纪,就成了大问题。

新疆地远人荒,交通不便,军需物资赶不及,常年闹粮荒。但左宗棠对军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绝对做到对百姓秋毫不犯。面对军心乱动,他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保证军纪。

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一个小校在酒泉南门,实在饿不过,就抢了一个妇女卖的“甜米黄”吃。'4'

妇女大哭,正在出营巡视的左宗棠听到了,闻声赶来。问明原由,左宗棠马上命令军队集合起来,要妇女当面指认。妇女逐一验看,果然认出抢“甜米黄”的小校。

左宗棠提醒她:你不会认错吧?

妇女狠命地点头,不会错,就是他!

左宗棠叫来刀斧手,将小校绑了,剖开肚子看证据,果然发现“甜米黄”。左宗棠一声令下,刀斧手当即斩首示众。

从此,西征军里再没有抢夺老百姓的事情发生。

新疆大漠,军粮的问题,一直是头等大事。左宗棠年轻时在湘阴做“湘上农人”时发明的科学种田技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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