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兰德伸出手，说道：“欢迎，你能接手，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你还好吗？”爱莉卡问。
他耸耸肩，柜台的比阿特丽斯正好端着咖啡和牛奶进来。
“感觉上我的运作速度已经减半，其实我不太想谈这个。一辈子自以为像个长生不老的青少年跑来跑去，却忽然惊觉所剩的时间不多。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可不想在这个玻璃笼子里度过余生。”
他说着揉揉胸口。他有心血管的毛病，这也是他之所以要走、爱莉卡也得比预定时间提早几个月开始上班的原因。
爱莉卡转身望着外头编辑室的景象，看见一名记者带着摄影师朝电梯走去，可能正要去采访五一游行的新闻。
“莫兰德……如果我会妨碍你或是你今天很忙，我可以明后天再回来。”
“今天的工作是写一篇关于示威游行的社论，我在睡梦中都能写。如果左倾分子想和丹麦开战，我就得解释他们错在哪里。如果左倾分子想避免与丹麦作战，我也得解释他们错在哪里。”
“丹麦？”
“没错。五一的信息必须触及移民融合问题。当然了，不管左倾分子说什么都是错的。”
他说完开怀大笑。
“向来这么愤世嫉俗吗？”
“欢迎加入《瑞典摩根邮报》。”
爱莉卡对莫兰德从无任何想法。在杰出的总编辑群中，他是个不出风头的权力人物，他写的社论给人单调而保守的印象，很善于抱怨税务，论及媒体自由时则是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不过她从来没见过他本人。
“你有时间跟我说说工作内容吗？”
“我六月底走，我们会一起工作两个月。你会发现一些好事和一些坏事。我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所以看到的大多是坏事。”
他起身走到她旁边，透过玻璃望向编辑室。
“你会发现随着这份工作而来的是，外头有一帮和你作对的人——日间主编与编辑老鸟们都会自成一个小王国，他们有自己的圈圈是你无法加入的。他们会试图扩张版图，试图让自己的标题和观点强行过关，你得奋力一搏才能站稳立场。”
爱莉卡点点头。
“你的夜间主编是毕林耶和卡尔森……各自都有很多搞头。他们互相憎恨对方，重要的是他们不值同一个班，不过这两人都是一副发行人兼总编辑的架势。另外还有新闻主编安德斯·霍姆，你们接触的时间会很多，我想冲突也少不了。事实上，他是每天让《瑞典摩根邮报》出刊的人。至于记者，有些根本不受约束，还有些真的应该扫地出门。”
“难道就没有一个好同事？”
莫兰德又笑了。
“有啊，但你能跟谁处得来得由你自己决定。外头有一些记者非常优秀。”
“那么管理阶层呢？”
“马纽斯·博舍是董事长，也就是网罗你的人。他很迷人；有点老派却也有点前卫，但最重要的，他是决策者。有些董事——包括拥有报社的家族中的几人——似乎多半是坐在那里消磨时间，有些则是跑来跑去，一副专业董事的模样。”
“你好像不太欣赏你们的董事。”
“必须要分工。我们出报，他们负责财务，所以不应该干涉报道内容，但总会有突发状况。爱莉卡，我私下老实跟你说好了，你会很辛苦。”
“怎么说？”
“自辉煌的六十年代至今，发行量减少了将近十五万份，《瑞典摩根邮报》可能很快就不再获利。我们已经进行重整，从一九八〇年起裁减了不下一百八十份工作。我们改采小型报版面，这早在二十年前就该做了。《瑞典摩根邮报》仍在大报之列，但很快就会被视为二流报纸，说不定现在已经是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选上我？”
“因为我们读者的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而二十多岁读者的成长率几乎是零，报纸需要重新注入活力。董事们的理论是找来他们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总编辑。”
“一个女人？”
“不是随便一个女人，而是击垮温纳斯壮帝国、被视为调查报道女王并且以强悍闻名的那个女人。想想这个画面，他们怎能抗拒得了？如果连你都无法让报社起死回生，就没有人办得到。《瑞典摩根邮报》聘请的不只是爱莉卡·贝叶，而是和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所有神秘魅力。”
布隆维斯特走出霍恩斯杜尔街区戏院旁的科帕小馆时，刚过下午两点。他戴上太阳眼镜，转上贝松斯特兰路前往地铁站。他一眼就发现街角停了一辆灰色沃尔沃，但经过时并未放慢脚步。车牌相同，车里空无一人。
这四天来已是第七次看到这辆车。他不知道车子在这一带停了多久，会留意到它纯粹是巧合。第一次是星期三早上，车子停在他贝尔曼路公寓大门附近，是出门上班时看见的。他无意间瞥见车牌号码是“KAB”开头，之所以特别留意是因为那是札拉千科的公司名称“卡尔·阿克索·波汀有限公司”的缩写。但若不是几小时后和柯特兹、玛琳在梅波加广场吃午餐时又发现同一辆车，他也不会多作联想。这回沃尔沃停在《千禧年》办公室附近的一条巷子内。
他怀疑可能是自己的妄想，不料当天下午到厄斯塔的康复中心造访潘格兰时，那辆车又出现在访客停车场。不可能是巧合。布隆维斯特于是开始留意身边的一切。第二天早上再看见同一辆车便不感到讶异了。
但从未见过驾驶员。
打电话到监理处得知车主是住在威灵比维坦吉路的约朗·莫天森。接着搜寻了一小时，发现这个莫天森拥有商业顾问的头衔，名下有一间私人公司，地址则是国王岛佛莱明路的邮政信箱。莫天森的个人资历倒是很有趣。一九八三年十八岁，在海岸巡防队服兵役，后来成了职业军人。一九八九年晋升为中尉之后，转而进入索尔纳的警察学校就读，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六年间在斯德哥尔摩警局服务。一九九七年的外勤名单中已经没有他的名字，而一九九九年他便登记成立自己的公司。
如此说来，是秘密警察。
即使比这个更小的事都足以让一个勤奋的调查记者倍感猜疑。布隆维斯特认定自己遭到监视，但手法实在太拙劣，要他不注意到都很难。
但真的是手法拙劣吗？最初他之所以留意这辆车，是因为车牌号码刚好对他有特殊意义。若非“KAB”三个字母，他根本不会多看一眼。
星期五，KAB很明显地不见了。布隆维斯特虽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当天似乎有一辆红色奥迪在跟踪他。他没能看见车牌号码。星期六，沃尔沃又回来了。
布隆维斯特离开科帕小馆正好二十秒后，克里斯特在对街罗索咖啡馆的遮阳棚底下举起尼康相机，对准跟在布隆维斯特身后走出咖啡馆、经过街区戏院那两名男子，连拍十二张照片。
其中一人看起来约莫四十岁左右，有一头金发。另一人显得年纪大一些，微红的金发已渐稀疏，并戴着太阳眼镜。两人都穿着牛仔裤与皮夹克。
那两人走到灰色沃尔沃车旁分手。较年长那人上车，较年轻那人则尾随布隆维斯特前往霍恩斯杜尔地铁站。
克里斯特放下相机。布隆维斯特并未多作解释，只是坚持要他在星期日下午到科帕小馆附近晃一晃，找一辆车牌号码开头是KAB的灰色沃尔沃，并吩咐他找个好位置，以便拍下上那辆车的人，而且很可能就在三点刚过。布隆维斯特还要克里斯特睁大眼睛留意任何可能在跟踪他的人。
听起来很像典型的布隆维斯特历险记的序曲，克里斯特从来不敢肯定他是天生偏执，或是天赋异禀。自从哥塞柏加事件发生后，布隆维斯特的确变得自闭且难以沟通。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只不过每当布隆维斯特在写一则复杂的新闻时，就会变得特别明显——温纳斯壮事件爆发前几个星期，克里斯特便曾见过同样异常而神秘的行为。
但话说回来，克里斯特自己也看见了，布隆维斯特确实遭人跟踪。他隐约感到忧虑，不知又有什么新的噩梦正在酝酿。而不管是什么，都会吸光《千禧年》的时间、精力与资源。此时杂志社的总编辑才刚脱队投奔大报社，《千禧年》好不容易重建的安稳状态转眼间又再度变得混沌不明，克里斯特觉得布隆维斯特实在不应该展开什么疯狂的计划。
但克里斯特已经至少十年没有参加游行——除了同志光荣游行之外。反正这个五一节的星期日也无事可做，还不如迁就一下任性的发行人。尽管没有接到进一步跟踪的指示，他还是悠哉地跟在尾随布隆维斯特那人的身后，但到了长岛街却忽然不见人影。
布隆维斯特发现自己的手机被监听后，第一件事就是让柯特兹去买几只二手机子。柯特兹以极低价格买了一大堆爱立信T10s，布隆维斯特又买了一些viq电信公司的预付卡，再将手机分发给玛琳、柯特兹、安妮卡、克里斯特、阿曼斯基，另外自己也保留一只。这些手机只有在进行需要绝对保密的对话时才使用，至于日常话题，可以也应该用原本的手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得随身携带两只手机。
周末轮到柯特兹值班，因此傍晚进办公室时，布隆维斯特又看见他。自从札拉千科遭杀害后，布隆维斯特便排出二十四小时的班表，让办公室随时有人在，每晚也会有人在里头过夜。值勤名单包括他自己、柯特兹、玛琳和克里斯特。罗塔是出了名的怕黑，死也不肯独自在办公室过夜。莫妮卡不怕黑，但她工作得太卖力，所以让她下班后回家休息。桑尼已经有点年纪，而且身为营销主任与编辑工作无关。他也快去度假了。
“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什么特别的，”柯特兹回答：“今天全是五一的新闻，再自然不过。”
“我会在这里待几个小时，”布隆维斯特告诉他：“你去休息一下，九点左右再回来。”
柯特兹离开后，布隆维斯特拿出匿名手机打给哥德堡的特约记者丹尼尔·欧森。这些年来，《千禧年》刊登过他的几篇文章，布隆维斯特对他搜集背景资料的能力很有信心。
“欧森，我是布隆维斯特，你方便说话吗？”
“当然。”
“我想找人作个调查。我们可以付你五天的劳务费，而且调查结束不必写报告。当然，你愿意的话还是可以用它写一篇文章，我们会刊登，但主要是调查的部分。”
“好，说吧。”
“这很敏感，除了我你不能和任何人讨论，而且只能透过热邮和我联络。你甚至不能提到你正在替《千禧年》调查事情。”
“听起来很有趣。你想知道什么？”
“我要你到索格恩斯卡医院做一份工作场所报告。我们就把报告简称为‘ER’，目的是观察真实场所与电视剧之间的差异。我要你到医院的急诊室与加护病房观察几天，和医生、护士、清洁工……总之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谈谈。问问他们的工作情形，问他们确实都做了些什么等等。当然还要拍照。”
“加护病房？”欧森问道。
“没错。我要你把焦点放在针对重伤病人进行后续护理的一一C病房区。我要知道整个区的规划格局、有谁在那里工作，还有他们的长相与背景。”
“除非我记错了，不然一一C区应该有个病人叫莉丝·莎兰德。”
欧森果然不是刚出道的菜鸟。
“那可有趣了。”布隆维斯特说：“找出她住哪间病房、隔壁住了什么人、那一区的例行公事为何。”
“我觉得这应该完全不是这则报道的重点。”欧森说。
“我说过了……我要的只是你调查的结果。”
于是他们交换了热邮信箱。
护士玛莉安进来的时候，莎兰德正仰躺在地板上。
她“咦”了一声，对患者在加护病房的这类行为是否恰当表达质疑。但她也承认，这是病人唯一的运动空间。
莎兰德汗流浃背。她听从理疗师的建议，花了三十分钟做举臂、伸展与仰卧起坐。其实她每天都有一长串的动作要做，以强化三星期前动过手术的肩膀与臀部肌肉。她呼吸粗重，只觉得身体状况奇惨无比。虽然很容易疲倦，左肩很紧，而且稍一用力就痛，但确实正在逐渐复原。手术后不断折磨她的头痛已经减缓不少，现在只偶尔才会发作。
她认为自己已经好了八九成，有可能的话，应该可以大步——或至少一拐一拐地——走出医院，但实际上却不然。首先医生尚未宣布她痊愈，其次她的房门始终都上锁，门外走廊上还坐了一个安保公司派来的该死打手看守着。
以她的健康状况其实可以转入普通康复病房，但经过反复讨论后，警方与院方一致同意让莎兰德暂时留在十八号病房。这个房间看守较容易，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工作人员在附近走动，而且是位于L型走廊的尽头。札拉千科命案发生后，一一C病房区的人员都提高警觉，加上对莎兰德的情况十分了解，因此最好不要让她搬进以新程序运作的新病房。
无论如何，再过几星期，她在索格恩斯卡的住院生活就要结束。医生一旦宣布她可以出院，她就会被送往斯德哥尔摩的克鲁努贝里看守所等候审判。而决定这个时机的人正是约纳森医师。
哥塞柏加枪击案发生十天后，约纳森医师才准许警方首度进行正式问讯，依安妮卡之见，这对莎兰德有利。只可惜连安妮卡要见当事人也难如登天，这可就很讨厌了。
经过札拉千科命案与古尔博企图自杀等事件的纷扰后，约纳森评估了莎兰德的状况，并考虑到莎兰德涉嫌三起凶杀案，还几乎受到父亲的攻击致死，想必承受了极大压力。他不知道她是否清白，而身为医生，他对这个答案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断定莎兰德受到压力、被枪击三次，还有一颗子弹射进大脑差点要了她的命。她高烧不退，又有严重的头痛。
他不敢大意。无论是不是嫌犯，她毕竟是他的病人，让她痊愈是他的职责。于是他填了一张“禁止探视”的表格，这与检察官的那张禁止令毫无关系。他开了各种药方，并嘱咐她彻底卧床休息。
但约纳森也明白隔离是一种不人道的处罚方式，事实上几近于刑囚。不得与任何朋友接触，谁也高兴不起来，所以他决定让莎兰德的律师代替朋友的角色。他和安妮卡进行了一番恳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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