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了诊断书，让莉丝非住院不可。”
约纳森满脸狐疑，布隆维斯特看了忍不住笑起来。
“一切细节我都可以提出证明，我还要赶在莉丝开庭的同时写出完整的叙述。相信我，这将会引起轩然大波。请你记得一件事，激怒莉丝的那番殴打让她母亲下半辈子都得住院。”
“好，请说下去。”
“我要揭发为秘密警察作恶，帮着将莉丝埋葬在精神病院的两个医生，要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其中一个还是德高望重的人。但我说过，我掌握了所有的证据。”
“如果有医生卷入这种事，那真是整个医界之耻。”
“我不认为有必要归罪于群体，这只和直接涉入的人有关。秘密警察也是一样。我绝对相信在秘密警察界也有优秀的人才，这只是一小部分的阴谋者。莉丝十八岁时，他们又再度想把她关进医院，这次没有成功，她反而有了监护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开庭，他们就会再一次极尽所能地污蔑她。我或者应该说我妹妹安妮卡将会尽力让她获释，也让法院撤销她目前还存在的失能宣告。”
“我明白。”
“不过她需要弹药，这就是这项策略的背景。也许我应该再提一点，警局里有几个人其实是站在莉丝这边，但对她提起控诉的检察官却不然。总之，莉丝在出庭前需要帮助。”
“可我不是律师。”
“对，但你是莉丝的医生，你能见到她。”
约纳森眯起眼睛。
“我想请你帮忙的事不但违反医德，说不定也是违法。”
“是吗？”
“但是就道德面而言，这么做是对的。她的宪法权利被那些理应保护她的人给剥夺了。我给你举个例子。莉丝不能会客、不能看报或与外界沟通。检察官还强制她的律师不得对外泄密，安妮卡遵守了规定。然而，检察官自己却是记者的主要消息来源，媒体才会不断写那些乱七八糟的报道。”
“真是这样吗？”
“比方说这则新闻吧。”布隆维斯特拿起一星期前的一份晚报。“调查小组内部的消息来源声称莉丝精神失常，导致这份晚报臆测她的精神状态。”
“我读过这篇报道，全是胡说。”
“这么说你不认为她是疯子。”
“这点我不予置评。但我确实知道她没有作过精神状态评估。所以这篇文章是胡说。”
“我可以确切地向你证明泄漏这项消息的人是一个名叫法斯特的警员，他在埃克斯壮检察官手下做事。”
“喔。”
“埃克斯壮会想方设法让审讯时禁止旁听，那么外人便无从得知也无法衡量对莉丝不利的证据。但更糟的是……因为莉丝遭检察官隔离，将无法作充分的准备为自己辩护。”
“这不是应该由她的律师来做吗？”
“如今你想必也推测到了，莉丝是个很奇特的人。我在无意中发现她的一些秘密，却不能告诉我妹妹。但莉丝应该可以选择开庭时要不要加以利用。”
“我明白。”
“为了让她能这么做，她需要这个。”
布隆维斯特将莎兰德的奔迈T3掌上电脑和一个充电器放在两人之间的桌上。
“这是莉丝的火药库中最重要的武器，非给她不可。”
约纳森难以置信地看着电脑。
“为什么不交给她的律师？”
“因为只有莉丝知道如何取得证据。”
约纳森坐了好一会儿，还是没碰电脑。
“我来跟你说一两件有关泰勒波利安医师的事吧。”布隆维斯特说着从公文包抽出一个活页夹。
星期六晚上八点刚过，阿曼斯基离开办公室，徒步走到位于圣保罗街的索德区犹太会堂。他敲开门后自我介绍，开门的拉比本人请他入内。
“我和一个认识的人约在这里碰面。”阿曼斯基说。
“在楼上，我带你去。”
拉比给了他一顶小圆帽，阿曼斯基略一迟疑才戴上。他是在伊斯兰教家庭长大，戴着这个感觉很蠢。
包柏蓝斯基也戴着小圆帽。
“你好，阿曼斯基。谢谢你来。我向拉比借用一个房间，我们可以安静地谈谈。”
阿曼斯基坐到包柏蓝斯基对面。
“你这么神秘兮兮的，应该有特殊原因吧？”
“我就不兜圈子了。我知道你是莎兰德的朋友。”
阿曼斯基点头承认。
“我需要知道你和布隆维斯特打算捏造什么来帮她。”
“我们为什么要捏造什么呢？”
“因为埃克斯壮检察官问了我十几次，你们米尔顿安保到底对莎兰德的案情调查知道多少。他不是随口问问，而是担心你们会爆出什么震撼弹……震撼媒体。”
“原来如此。”
“既然埃克斯壮这么担心，就表示他知道或是怀疑你们在酝酿什么计划，否则至少是和某个心存怀疑的人谈过。”
“某人？”
“阿曼斯基，别耍把戏了。你知道莎兰德在九十年代初曾遭受司法不公的对待，我只怕一旦开庭又要旧事重演。”
“你是民主国家的警察，如果你有这样的情报，就应该采取行动。”
包柏蓝斯基点点头。“我也正打算这么做。但问题是：怎么做？”
“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你和布隆维斯特在打什么算盘。我猜你们不会只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
“事情很复杂。我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你。”
“布隆维斯特发现一份一九九一年的报告……”
“我知道。”
“我已经拿不到那份报告了。”
“我也是。原本在布隆维斯特和他妹妹——也就是莎兰德现在的律师——手中的两份报告都不见了。”
“不见了？”
“有人闯入布隆维斯特住处偷走他那份，而安妮卡则是在哥德堡被人偷袭击倒在地，报告也被抢了。两件事都发生在札拉千科遇害那天。”
包柏蓝斯基沉默良久。
“为什么我们还没听到消息？”
“布隆维斯特是这么说的：出版的好时机只有一个，坏时机却数不胜数。”
“可是你们两个……他打算出版？”
阿曼斯基轻轻地点了点头。
“在哥德堡被偷袭，在斯德哥尔摩被闯空门。同一天。”包柏蓝斯基说道：“这表示我们的对手很有组织。”
“我恐怕还得再提一下，我们知道安妮卡的电话遭到窃听。”
“一大串的罪行。”
“问题是：谁干的？”
“我也很好奇。最可能还是秘密警察，他们有理由不让毕约克的报告曝光。可是阿曼斯基……我们现在说的是瑞典秘密警察，一个政府单位。我不敢相信他们会允许这种事发生，我甚至不相信他们有做这种事的技能。”
“我自己都觉得难以消化，更别提还有人晃进索格恩斯卡医院，轰掉札拉千科的脑袋。在此同时，报告的作者毕约克也上吊了。”
“所以你认为这一切背后有一只黑手？我认识哥德堡负责调查的警官埃兰德。他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起命案完全是一个生病的人一时冲动之举。我们彻底查过毕约克的住处，一切线索也都指向自杀。”
“古尔博，七十八岁，罹患癌症，最近在接受忧郁症的治疗。我们的行动组长约翰·弗雷克伦查过他的背景。”
“结果呢？”
“他四十年代在卡尔斯克鲁纳当兵，后来研读法律，成了税务顾问。在斯德哥尔摩开了三十年的事务所，很低调，秘密客户……如果真有客户的话。一九九一年退休。一九九四年搬回老家拉赫尔姆。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有一两个令人惊讶的细节。弗雷克伦到处都找不到古尔博的资历。任何报纸或专业期刊都没有提过他，也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他有哪些客户。就好像律师界从来没有这个人存在。”
“你的意思是？”
“秘密警察是很明显的关联。札拉千科是苏俄叛徒，除了秘密警察之外还有谁会照顾他？接下来是将莎兰德关进疗养院的共谋问题。现在又出现闯空门、偷袭和电话窃听。我个人并不认为秘密警察是幕后黑手。布隆维斯特称他们为‘札拉千科俱乐部’，也就是一小群脱离蛰伏期、躲藏在国安局某个阴暗角落的冷战分子。”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包柏蓝斯基问。
第十二章
五月十五日星期日至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国安局宪法保障组负责人托斯登·艾柯林特警司缓缓转动着手上那杯红酒，一面仔细聆听米尔顿安保总裁说话。阿曼斯基毫无预兆地来电，并坚持邀请他星期六到他利丁粤的住处用晚餐。他妻子蕾娃准备了美味的炖菜，他们吃得很开心，也彼此客客气气地闲聊天。艾柯林特猜不出阿曼斯基有何用意。餐后，蕾娃坐到沙发上看电视，留下他们俩在餐桌旁说话。阿曼斯基这才开始说起莎兰德的事。
艾柯林特和阿曼斯基是在十二年前，因某位国会女议员受到死亡恐吓而结识的。当时女议员向党召集人反应此事，国会保安队立刻接获通知，不久也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在当时，贴身护卫组是所有秘密警察单位中预算最低的单位，但国会议员只要公开出现便会全程受到保护。至于下班后则只能自求多福，而这却也是她最可能遭受攻击的时间。于是女议员开始怀疑秘密警察的保护能力。
某天晚上当她回到家，发现有人闯入她家在客厅涂写淫言秽语，还有在她床上手淫的痕迹。她随即聘用米尔顿安保负责她的人身安全，却并未将自己的决定通知秘密警察。第二天早上，她按照预定行程要前往泰比某间学校时，政府的保安人员与她的米尔顿保镖起了冲突。
那时艾柯林特正是贴身护卫组的代理副组长。他不喜欢看到私人恶霸保镖做政府部门该做的事，却又不得不承认议员有充分的理由抱怨。不过他没有让问题恶化，反而请米尔顿安保总裁吃饭。他们一致认为情况可能比秘密警察所预料的还严重，艾柯林特也了解到阿曼斯基手下的人不仅有做这份工作的技能，而且受到精良的训练，甚至还有更好的装备。最后他们协议让阿曼斯基的人担任保镖，秘密警察则负责犯罪调查与支付酬劳，解决了眼前的问题。
这两人发现自己都十分欣赏对方，后续几年当中双方也合作愉快。艾柯林特很尊重阿曼斯基，当他急于请他来吃饭想私下谈谈，他也愿意听。
但他没想到阿曼斯基会把一枚点燃的炸弹丢到他腿上。
“你是说秘密警察涉入重大犯罪行为？”
“不，”阿曼斯基说：“你误会了。我是说秘密警察当中有一些人涉入这种行为。我不认为国安局局长允许他们这样的行为，也不认为有政府的认可。”
艾柯林特端详着克里斯特拍的照片，照片上有名男子坐上一辆车牌号码以KAB开头的车。
“阿曼斯基……这不是恶作剧吧？”
“我倒希望它是。”
翌日上午，艾柯林特进入总局的办公室后，仔细地将眼镜擦拭干净。他头发斑白，有一双大耳朵和一张刚毅的脸，只是此时的表情却是困惑多于刚毅。昨天他忧虑了一整夜，不知该如何处理阿曼斯基给他的信息。
全是令人不快的想法。在瑞典，（几乎）所有党派都认为秘密警察是不可或缺的组织，但也同时存有戒心，进而无中生有地编造关于他们的阴谋论。丑闻确实不少，尤其是左派激进分子当道、出了一些宪法错误的七十年代。但备受批评的秘密警察在经过五次公开调查后，新的一批公职人员诞生了。他们代表较年轻一派的积极分子，来自国家警察队伍的经济、武器与反诈欺等小组，原本就是调查真正犯罪而非追逐政治幻影的警员。秘密警察已经现代化，特别是宪法保障组也担负起显著的新角色，依政府规定，其任务在于揭发与防范国家的内部安全威胁，即利用暴力、威胁或强迫以图改变我们的政体、影响具有决策力的政治实体或有关单位的决策方向，或是阻止公民行使个人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等等的非法活动。
总之，就是捍卫瑞典民主不受真正的或推断的反民主威胁。他们主要担心的是无政府主义与新纳粹主义分子，原因是前者坚持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而后者既然名为纳粹，就定义而言便是民主的敌人。
取得法律学位后，艾柯林特成为检察官，后来在二十一年前加入秘密警察行列。他起初在贴身护卫小组，后来进入宪法保障组担任分析师兼主管，最后当上了负责人，总管捍卫瑞典民主的警力。他自认为是民主人士。宪法由国会制定，他有责任保护宪法完好无瑕。
瑞典的民主只奠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自由言论的权利。这赋予人民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任何事都可以表达、可以有想法也可以相信。这项权利涵盖所有瑞典公民，从住在森林里的新纳粹疯子到丢石头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人。
其他每项基本权利，如组织政府的权利、自由结社的权利等，都只是自由言论权利的实际延伸。民主能否持续就全看这条律法了。
所有的民主都有其限制，而自由言论权的限制由媒体自由法规来规范，其中定义了民主的四点约束：无论创作者认为多么具有艺术性，皆不得发行儿童色情作品与描绘某些暴力性行为的作品；不得煽动或劝诱他人犯罪；不得中伤或诽谤他人；不得激起族群仇恨。
国会也同样规范了媒体自由，其基准在于就社会面与民主面都可接受的社会限制，也就是构成文明社会框架的社会契约。立法的精髓主张的是没有人有权利骚扰或羞辱其他任何人。
既然自由言论权与媒体自由都是法律，就需要某种机关来确保人民守法。在瑞典，这项功能分属于两个机构。
第一个是检察总长办公室，负责起诉违反媒体自由法的罪行。艾柯林特对此并不满意。依他之见，检察总长对于那些他认为是直接违反瑞典宪法的罪行，处理态度太过宽松。检察总长则总是回答说民主的原则太重要了，若不是非常紧急，他就不应该插手警告。然而近几年来，他这样的态度也愈来愈受到质疑，尤其在瑞典的赫尔辛基委员会秘书长罗伯·霍德提出报告后更是如此。这份报告检视检察总长数年间缺乏机动性的表现，并声称几乎不可能将任何人以违反族群仇恨法起诉并判刑。
第二个机构便是秘密警察局的宪法保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