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勤警员”的意思。报案人是范耶尔，住址和电话号码都做了记录。日期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十四分。内容很简洁：
亨利·范耶尔来电，指称哥哥的女儿（？），出生于一九五○年一月十五日的海莉·乌莉卡·范耶尔（十六岁），自星期六下午便从海泽比岛上的住家失踪。报案者表示十分忧心。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记下的备忘录写着：已经派出P…014（警车？巡逻车？领船员？）前往现场。
另一段文字写于十一点三十五分，字迹比吕廷耶潦草：马格努森警员报告，通往海泽比岛的桥梁依然封锁。以船运送。边上的签名无法辨识。
下午十二点十四分，吕廷耶又回来了：海泽比岛上的马格努森警员以电话证实，十六岁的海莉·范耶尔自星期六中午过后不久便失踪。家人十分担忧。认为她昨晚没有回自己床上睡觉。由于桥面封锁，不可能离开岛上。家中无人知道海·范的行踪。
下午十二点十九分：G。M以电话报告现场情况。
最后一段记录于下午一点四十二分：G。M抵达海泽比岛现场；将会接手。
下一页披露缩写“G。M”指的是警探古斯塔夫·莫瑞尔，他搭船抵达海泽比岛后接手指挥，同时为海莉失踪案准备正式的报告。莫瑞尔的报告与一开始使用一些不必要的缩写的备忘录不同，不仅是以打字机完成，而且内容详实易懂。接下来几页记述他们采取的措施，其客观性与丰富细节令布隆维斯特十分惊讶。
莫瑞尔首先面谈的对象是亨利和海莉的母亲伊莎贝拉。接着便轮流与乌莉卡、哈洛德、葛雷格、海莉的哥哥马丁，以及阿妮塔谈话。布隆维斯特得到一个结论：这些面训顺序是依对象的重要性而定，愈后面愈不重要。
乌莉卡是亨利的母亲，地位显然与皇太后不相上下。乌莉卡住在范耶尔的宅院，无法提供任何信息。前一晚她早早便上床，而且已经几天没见到海莉。她坚持要见莫瑞尔警探似乎纯粹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要他立刻采取行动。
哈洛德在名单上排第二位。海莉从赫德史塔的节庆活动回来以后，他只匆匆看到她一眼，不过自从桥上出车祸，他便未再见到她，也不知道她会在哪里。
亨利与哈洛德的兄弟葛雷格声称，曾见到失踪的十六岁女孩在当天稍早去过赫德史塔后，来到亨利的书房要求与亨利说话。葛雷格声称自己并未与她交谈，只是打个招呼。他不知道她会上哪去，但认为很可能是她一时疏忽，没有告诉任何人便去找朋友，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当被问及以当时的情况她如何离开岛上，他却没有回答。
马丁的面谈十分仓促。他当时就读乌普萨拉预备学校的最后一年，就住在哈洛德的家中。哈洛德的车坐不下，因此他搭火车回到海泽比，由于抵达时间太晚，被桥上的意外事故困在另一头，直到深夜才搭船上岛。警探与他面谈是希望他妹妹或许向他吐露过心事，或是暗示过打算离家出走。问题一出，海莉的母亲立刻表达抗议，但当时莫瑞尔警探或许认为海莉离家出走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但马丁从暑假便不曾和妹妹说话，无法提供有利的信息。
哈洛德的女儿阿妮塔被误列为海莉的“堂姐”。她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一年级，暑假在海泽比度过。她和海莉年龄相仿，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她说她和父亲在星期六来到岛上，很期待和海莉见面，却还没有机会去找她。阿妮塔声称自己很不安，海莉不是个会不告而别的人。亨利和伊莎贝拉也证实她的说法。
莫瑞尔警探面谈范耶尔家人之际，已经吩咐马格努森和柏曼警员——○一四巡逻小队——趁着天还亮，组织第一支搜索队。桥上还不能通车，所以请求支持有困难。第一支搜索队大约三十人，都是当时可以参与的人，男男女女各个年龄层不拘。当天下午搜索的范围包括游艇码头的空屋、岬角与海湾的海岸线、离村子最近的林区，和游艇码头后方一座名叫南山的山丘。之所以搜山是因为有人推测，海莉可能会爬到上面以便更清楚地看到桥上场景。另外还派出巡警到岛上另一端的“东园”与戈弗里的小屋查探，因为海莉偶尔会上那儿去。
但搜索并无结果，直到晚上十点，天黑许久之后他们才收队。夜里的气温降到了冰点。
下午，莫瑞尔警探将亨利为他在范耶尔产业管理处一楼所腾出的会客室，设为调查总部。他采取了几项措施。
他在伊莎贝拉陪同下，检视海莉的房间，想看看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例如衣物或行李箱等等，那就表示海莉可能离家出走。有一段记录稍微透露伊莎贝拉的帮助并不大，她对女儿的穿着打扮似乎也不熟悉。她经常穿牛仔裤，可是看起来都一样，不是吗？海莉的皮包放在桌上，里头有身份证、一个放了九克朗五十欧尔①的皮夹、一把梳子、一面镜子和一条手帕。仔细检查过后，海莉的房间便上了锁。
① 欧尔（dre），瑞典货币单位。
莫瑞尔传唤了更多人来面谈，除了家人还有员工。面谈内容都记录得非常详细。
当第一支搜索队的成员开始带回令人沮丧的消息后，警探决定展开更有系统的搜寻工作。当天晚上到深夜，莫瑞尔不断寻求支持，他多方联系，其中包括请求赫德史塔徒步越野俱乐部的会长协助召集搜索队志愿者。到了午夜，他获知有五十三人——多半是初级组人士——会在翌日上午七点到达范耶尔宅邸。亨利从纸厂找来一部分早班员工，约五十人，还替所有人准备食物与饮料。
布隆维斯特可以清楚地想象那几天在范耶尔宅院里上演的情景。前几个小时肯定因为桥上事故而混乱不已——因为无法招来支持人力，也因为大家多少都认为这两起不幸事件发生在同一地点且几乎是同一时间，当中必定有所牵连。当油罐车被拖走后，莫瑞尔警探走到桥上，以便确认海莉没有在意外的转折下成为车下亡魂。布隆维斯特发现这是警探唯一不合理的举动，因为车祸发生后，确实有人在岛上看到失踪的女孩。
经过慌乱的二十四小时后，他们对于情况可能忽然出现好结局愈来愈不抱希望，反倒是逐渐出现两种理论。尽管悄悄离岛确实很困难，莫瑞尔仍不肯忽视她离家出走的可能性。他决定发出全面通告寻找海莉，并下令赫德史塔的巡警仔细留意这名失踪女孩。此外他也派出一名刑事组同仁去讯问巴士司机与火车站工作人员，看看有没有任何人见过她。
一再收到否定的报告后，海莉遭遇不幸的可能性开始升高。最后这个理论便主导了接下来几天的调查工作。
据布隆维斯特看来，在她失踪两天后，大型搜索队的工作进行得很有效率。组织搜索行动的是有过类似经验的警员与消防队员。海泽比岛上的确有一些几乎无法到达的地点，但毕竟只是小小的区域，一天下来便已完成全岛的地毯式搜索。一艘警船和两艘志愿加入的彼得松游艇也尽可能地搜寻环岛水域。
第二天，搜索行动依然继续，但人力减少了。这次出动巡警再次扫视特别崎岖难行的路段，和一个被称为“要塞”的地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兴建的一群小型防御工事，如今已弃置。当天他们也找过小洞穴、井、蔬菜储藏窖、附属建筑物和村里的阁楼。
搜索行动于女孩失踪第三天停止时，正式记录内容透露出沮丧的意味。莫瑞尔当然还不知道，其实当时他的调查已经到了尽头，后来再也没有突破。他很困惑，也努力地想找出下一步该怎么做，或是该到什么地方搜索。海莉仿佛从人间蒸发，而亨利也从此开始了长年的磨难。
第九章
一月六日星期一至一月八日星期三
布隆维斯特看资料看到三更半夜，主显节①这天很晚才起床。范耶尔的屋外停了一辆海蓝色新款沃尔沃。就在布隆维斯特伸手握住门把的同时，有个男人也正好开门出来，两人几乎撞在一起。那人似乎在赶时间。
① 主显节（Epiphany Day），纪念耶稣基督向外邦人（东方贤士）显现的日子，为每年一月六日。
“有什么事吗？”
“我找亨利·范耶尔。”布隆维斯特说。
那人眼睛一亮，随即面带微笑伸出手来。“你想必就是来帮亨利整理家族史的麦可·布隆维斯特，对吧？”
他们互相握了手。看来范耶尔已经开始散播布隆维斯特为何来此的“官方”说法了。那人相当肥胖——无疑是长坐办公室与会议室的结果——但布隆维斯特一眼就看出相似之处，他的脸和海莉十分相像。
“我是马丁·范耶尔，”那人说道。“欢迎来到赫德史塔。”
“谢谢。”
“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好像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过我。”
“温纳斯壮……在这屋里不太受欢迎。”
“亨利提起过。我还等着听后半段的故事。”
“他几天前跟我说聘请了你。”马丁笑着说：“他说你很可能是因为温纳斯壮才接下这份工作。”
布隆维斯特略一犹豫后决定说出实情。“那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老实说，我需要暂时离开斯德哥尔摩，而赫德史塔就在适当时机跳出来了。至少我是这么想。我无法假装那件官司没有发生过。而且无论如何，我都得入狱服刑。”
马丁点点头，表情忽然转为严肃。“你能上诉吗？”
“这么做一点好处也没有。”
马丁瞄一眼手表。
“我今晚得到斯德哥尔摩，所以非快点走不行。我过几天就回来，到时候再请你过来吃饭。我真的很想听听那场官司究竟是怎么回事。亨利在楼上，你就进去吧。”
范耶尔坐在工作室的沙发上，茶几上摆了《赫德史塔快报》《工商日报》《瑞典日报》和两份全国性的晚报。
“我在外头遇见马丁了。”
“他正赶着去拯救帝国。”范耶尔说：“要咖啡吗？”
“好的，谢谢。”布隆维斯特坐下来，一面狐疑范耶尔似乎很开心。
“报上提到你了。”
范耶尔将其中一份晚报推过来，翻开那一页的标题是“媒体短路”。执笔的是一名专栏作家，曾任职于《财经杂志》，一向以幸灾乐祸地嘲笑每个热衷于某议题或是惹祸上身者而闻名。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环保斗士，一个也跑不了。这位作家似乎并没有自己拥护的单一信念。如今在温纳斯壮案结束几个星期后，他开始向布隆维斯特开炮，将他形容成一个大白痴，而爱莉卡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媒体花瓶。
有谣言传闻：尽管《千禧年》的总编辑是个穿迷你裙、会在电视上闹别扭的女权主义者，杂志社却已濒临瓦解。几年来，该杂志的存续全仰赖编辑们成功营销的形象——年轻记者采取调查式的报道，揭露商界丑闻。这套宣传伎俩对于信仰无政府主义、一心想听到这类讯息的年轻人或许有效，上了地方法院却靠不住。小侦探布隆维斯特最近已经体会到了。
布隆维斯特打开手机，看爱莉卡有没有来电。没有留言。范耶尔一言不发地等着。布隆维斯特察觉到老人是想让他打破沉默。
“他是个笨蛋。”布隆维斯特说。
范耶尔笑了，却又说：“也许吧，但他却没有被法院判刑。”
“没错，而且永远不会。他从未说过什么有创意的话，老是搭着顺风车，然后用最苛刻又不至于惹祸上身的言词对人落井下石。”
“这些年来我树立了不少敌人。要说真正学到什么教训，就是绝不打必败无疑的仗。不过，也绝不能让任何侮辱你的人逍遥自在。等待时机，等你有力量的时候加以反击——即使你已无须反击也一样。”
“谢谢你分享你的智慧，亨利。现在我想听你谈谈你的家族。”他将录音机放在两人中间的桌上，按下录音键。
“你想知道什么？”
“我已经看过第一本讲义夹，关于失踪与搜索的资料，但里头提到太多范耶尔家的人，我需要你帮忙一一介绍说明。”
莎兰德站在空荡荡的走廊，眼睛直盯着“毕尔曼律师”的铜制门牌将近十分钟后，才按了门铃。大门的锁“咔嗒”一声开了。
今天是星期二。他们第二次会面，她有不好的感觉。
她并不怕毕尔曼——莎兰德几乎没有怕过任何人、任何事。但话说回来，这个新监护人令她感到不安。他前一任的潘格兰律师温文有礼又和善，和他完全不同类型。但三个月前，潘格兰中风，尼斯·艾瑞克·毕尔曼便根据某种官僚作业顺序接收了她。
莎兰德接受社会与精神病监护十二年，其中两年在儿童诊所时，光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今天好吗？”她就从未给过相同答案。
她满十三岁时，法院根据少年保护法，判决将她关进乌普萨拉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这项判决主要是基于她情绪不稳，可能对同学甚至她自己施暴产生危险。
每当老师或任何相关工作人员试图和这个女孩谈论她的感觉、感情生活或健康状况，她总是沉着脸不说话，眼睛死盯着地板、天花板和墙壁，令人备感受挫。她会交叉手臂，拒绝接受任何心理测验。她对于一切针对她所进行的评估、衡量、制图、分析或教育的反抗也反映在学校功课上——校方可以将她带进教室，也可以把她绑在椅子上，却无法阻止她不听课、不拿笔作笔记。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却没有拿到证书。
正因如此，就连要诊断她的精神缺陷都有莫大困难。总而言之，莉丝·莎兰德就是个难应付的人。
她满十三岁那年，法院也决定指派一名受托人来维护她的利益与资产、直到她成年为止。这名受托人便是潘格兰律师，尽管一开始相当艰难，他却做到了精神科医师与其他医师办不到的事。渐渐地，他不但赢得女孩一定程度的信任，也获得些许温暖。
十五岁时，医师们多少认同了她没有危险的暴力倾向，也没有急切伤害自己的迹象。她的家庭被归类为不健全家庭，又没有其他亲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决莎兰德理应从乌普萨拉的儿童精神病院释放，并透过寄养家庭慢慢重返社会。
这段历程并不轻松。她在第一个寄养家庭只待了两星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