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审判，审判过程并通过广播发送至全世界。
－－－
看着电视上泰勒波利安的脸，莎兰德的心忽然结成一小块冰。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用那种恶心的须后水。他说，他曾经负责过所谓“对她的照护”，她显然应该接受治疗，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莎兰德很快便明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指的其实就是质疑泰勒波利安的理论与专业的人。
不久之后，她发现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圣史蒂芬医院还在施行一五○○年代最常见的精神治疗法。
她在那里的期间，约有一半时间都被绑在“无刺激”室的床上。泰勒波利安从未带有性暗示地抚摸她，其实他从未碰过她，除了在最单纯的情况下。有一次，莎兰德被绑着躺在隔离室，他一手按着她的肩以示警告。
她心想，不知当时咬他小指关节所留下的齿痕还在不在？后来整件事演变成一场危险的游戏，所有牌都在泰勒波利安手上。她的自卫方式则是当他在房里的时候对他视而不见，不加理睬。她是在十二岁时，被两名警察送到圣史蒂芬的，就在“天大恶行”发生几星期后。所有细节她都记得。起初，她觉得一切问题多少都能解决，因此努力地向警方、社工、医院人员、护士、医师、心理医师，甚至还有一个希望她一起祷告的牧师，说明自己的情形。坐上警车后座，往北行经温纳格伦中心前往乌普萨拉时，她仍不知道要上哪去。没有人告诉她。这时她才开始感觉到什么事都不会解决。她曾试图向泰勒波利安解释。
而努力的结果却是在十三岁生日当天晚上，被绑到床上去。泰勒波利安是莎兰德有生以来所见过最令人厌恶且恶心的性虐待者，无人能比，相较之下毕尔曼差多了。毕尔曼的粗暴虽是言语难以形容，但她能掌控他。反观泰勒波利安却有文献、评监、学术荣誉与不知所云的精神病学理论等等烟雾弹保护，他绝不可能有任何一项行为被报导或批评。
他拥有国家签署的命令可以用皮绳将不听话的小女孩绑起来。每当莎兰德仰躺着被绑住，而他动手将皮绳拉紧时，两人四目交接那一刹那，她看得出他很兴奋。她知道。而他也知道她知道。满十三岁那天晚上，她下定决心不再与泰勒波利安或其他任何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医师交换只言片语。那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后来也确实做到了。她知道泰勒波利安被激怒了，至於她自己一夜接着一夜被牢牢绑住，这可能是最大原因。不过她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她让自己学会一切自制的方法，不再有情绪失控的情形，被释放出隔离室的日子里也不再乱扔东西。
但她拒绝与医师交谈。
另一方面，她会有礼貌地和护士、厨房人员和清洁妇说话，这点被注意到了。有位名叫卡萝琳娜的护士十分友善，莎兰德对她也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护士问她为什么这么做？莎兰德露出疑问的神情。你为什么不跟医生谈？
因为他们不听我说。
她的回答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种与医师沟通的方式。她留意到这类说词全都会写入资料记录中，证明她的沉默完全是理性的选择。在圣史蒂芬的最后一年间，莎兰德不常被关进隔离室，而每次被关总是因为什么地方惹恼了泰勒波利安医师，好像医师一把目光移到她身上，她就会故意捣乱。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想要突破她固执的沉默，迫使她注意他的存在。
有一度医师给莎兰德开了一种精神病的药，会让她呼吸困难、无法思考，进而导致焦虑。她便拒绝吃药，结果医师决定由医护人员每天强喂她三颗。
由于她激烈地抗拒，医护人员不得不强将她按住、撬开嘴巴，再逼她吞咽。第一次，莎兰德立刻将手指插入喉咙，吃过的午餐全吐在最靠近的一名人员身上。后来他们喂药时会先将她绑住，于是她学会不用插入手指也能呕吐。由于她顽固抵抗，加上这一切也为工作人员造成额外负担，这才停止药物治疗。
刚满十五岁，她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再次被送回斯德哥尔摩和寄养家庭同住。这番改变令她震惊不已。当时泰勒波利安还不是圣史蒂芬的负责人，莎兰德敢肯定这是自己得以出院的唯一理由。假如由泰勒波利安作决定，她恐怕到现在都还被绑在隔离室的床上。如今她看着电视上的他，不知他是否幻想着自己终究能再度照护她，又或者她年纪已经太大，引不起他的遐思。当他提到地方法院裁定不让莎兰德住院治疗时，主持人显得很愤慨，但似乎又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没有人能出面反驳泰勒波利安。圣史蒂芬的前主任已经去世，当时主审莎兰德案子、现在又有点被半强迫地接下剧中坏蛋角色的地方法院法官也已退休，不肯向媒体发表意见。
莎兰德在瑞典中部一家报社的电子报上，看见一篇令人瞠目结舌的文章。她读了三遍后关上电脑，点了根烟，坐在窗边坐椅的宜家家居软垫上，气馁地望着外头的灯光。
“她是双性恋。”
儿时玩伴说道。
因涉及三屍命案而遭追缉的二十六岁女子，据说性情古怪而内向，极难适应学校生活。尽管多次尝试让她加入，她始终是圈外人。
“她显然有性认同的问题。”她少数亲密的同学之一约翰娜回忆道。
“很早就能明显看出她与众不同，而且是双性恋。我们都很担心她。”
文章继续描述一些这个约翰娜记得的片段。莎兰德不禁皱起眉。她既不记得这些片段，也不记得有个亲密友人叫约翰娜。事实上，她压根想不起有任何人能称为她的密友，或有任何人曾在她就学期间试图拉她加入某个团体。
文中并未注明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但她十二岁就休学了，也就是说这位担心她的童年友人想必早在莎兰德十岁，也可能十一岁时，便发现她的双性恋倾向。
在上星期如潮水般涌出的荒谬文章当中，引述约翰娜的这篇对她的打击最大。这虚构得太明显了。撰稿记者若非碰上了渲染狂，就是自行捏造。她默记下记者的名字，加入将来要调查的名单当中。即便是以“社会的失败”或“她始终未得到该有的帮助”等等标题批判社会、内容也较正面的报导，也无法撼动她目前身为“全民公敌”的地位－－一个因一时失去理智，连续谋害三名令人敬重的公民的杀人犯。
莎兰德颇为入迷地读着这些诠释她人生的文章，并发觉大众的了解有个明显的漏洞。虽然媒体似乎能毫无限制地取得她一生中最机密的细节，却完全忽略了发生在她十三岁生日前夕的“天大恶行”。被公开的资料从她上幼稚园到十一岁，中间跳过去，接着又从十五岁离开精神病院后接下去。
警方调查小组里面一定有人向媒体提供信息，却不知为何缘故，决定隐瞒包括了“天大恶行”的那一部分。她十分诧异。因为假如警方想强调她有作恶的倾向，那么她档案中的这份报告应该是截至目前最具杀伤力的。她正是因此被送入圣史蒂芬。
复活节星期日，莎兰德开始更密切注意警方的调查动作。将媒体资料经过筛选后，她已大致了解参与的成员。检察官埃克斯壮是初步调查的负责人，通常也是记者会上的发言人。真正的调查组长则是刑事巡官包柏蓝斯基，这个男人有点太胖，对媒体发言时，老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装站在埃克斯壮旁边。
几天后她确认茉迪是组上唯一的女性探员，毕尔曼的死便是她发现的。她还注意到法斯特和安德森的名字，却完全忽略了霍姆柏，因为所有文章都没提到他的名字。她在电脑上为每个组员建立了一个文件夹，并开始填入资料。
有关警方调查进展的资料当然是存在调查探员使用的电脑内，而他们的资料库也必定是存放在警察总局的伺服器。莎兰德知道要入侵警局内部网路异常困难，但也绝非不可能。她就曾经成功过。有一回，在替阿曼斯基执行任务时，她摸索出警方内部网路的架构，并评估入侵刑事记录加以篡改的可能性。当她试图从外部入侵时，彻底失败了－－警方的防火墙太过精密，还设了各式各样的陷阱，一不小心便可能招惹注意对自己不利。
警方的内部网路是相当先进的设计，它有专属的线路，阻绝了与外界及网际网路本身的连结。换句话说，她需要的最好是一个正在查她的案子、有权进入网路的警员，否则便退而求其次－－让警方内部网路以为她拥有权限。就后者而言，幸好警方的资讯防护专家留下了一个漏洞。全国各地的警局都会上连到这个网路系统，其中有几个是地方的小单位，不仅夜里没有人员留守，也经常没有警铃或安保人员巡逻。韦斯特罗斯郊区的隆维警所便是一例。该警所与公共图书馆及地区社会福利部位於同一栋大楼，面积约一百三十平方米，白天所里有三名警员。
那一次，莎兰德没能入侵系统，进行当时的调查工作，但她认为若能投入一点时间与精力取得通行权限，或许能对未来的调查有所帮助。她想尽各种方法，最后到隆维图书馆申请暑期打工。她利用打扫的休息空档，只花了十分钟便从地图部门拿到整栋大楼的详细蓝图。她有大楼的钥匙，但当然不包括警所的钥匙。不过她发现夏天夜里为了散热，四楼洗手间的窗户都不关，从那里很轻易就能爬进警所。警所的巡逻任务外包给一家安保公司，每晚大概巡查一次，顶多两次。可笑。她约莫花了五分钟，便在所长的桌垫底下找到使用者名称与密码，接着则是一夜的尝试探索，以便了解系统的架构并确认他有哪些通行权限，又有哪些是超出地方单位的权限之外。同时她还额外取得两名当地警员的使用者名称与密码，其中一人是三十二岁的玛莉亚·奥托森，莎兰德从她的电脑得知这位女警最近请调到斯德哥尔摩担任反诈骗组探员，而且获准了。这个奥托森可让莎兰德中了大奖：她竟然将自己的戴尔个人笔记本电脑放在没有上锁的抽屉里。原来奥托森是用专属的个人电脑办公，太好了！莎兰德启动电脑，插入存有Asphyxia 1。0程式－－她的间谍软体的最初版本－－的光碟，将软体下载到两个地方，一个融入微软浏览器正常运作，另一个则放进奥托森的通讯录做备份。莎兰德认为即使奥托森买了新电脑，也会将通讯录复制过去，说不定几星期后当她就任新职，还会将通讯录复制到斯德哥尔摩反诈骗组的电脑上。莎兰德也将软体灌入警员们的台式电脑，以便从外面蒐集资料，而且只要窃取他们的认证码，她就能篡改刑事记录了。然而这么做必须非常谨慎。警方的资讯防护组作了设定，假如有任何地方警员在下班时间登入系统，或是修改次数急剧增加，电脑会自动发出警报。如果她企图搜寻地方警员通常不会参与的调查行动的资料，便可能启动警报系统。
过去一年来，她和骇客夥伴“瘟疫”合作试图掌控警方的IT网路，不料困难重重，最后不得不放弃，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也累积了近百个现有的警员认证码，可以随意借用。
这是“瘟疫”所作的突破，因为他成功地入侵警方资料防护组组长的家用电脑。此人是在公家单位服务的经济学家，没有深厚的IT知识，笔记本电脑上却有丰富资讯。从此以后瘟疫和莎兰德便有了机会，即便无法入侵，至少也能散布各种病毒，严重瘫痪警方内部网路，只不过他们对此毫无兴趣。他们是骇客，不是破坏分子。他们想要的是进入运作正常的网路系统，而非加以破坏。
此时莎兰德查看名单后，发现认证码遭窃取的警员都未参与这次三屍命案的调查工作－－当然这只是她的奢望。不过她倒是能轻易地进入浏览全国通缉令的详细内容，包括关于她自己的最新全境通告。她发现自己曾在乌普萨拉、北雪平、哥德堡、马尔默、海斯勒霍尔姆与卡尔马等地现身并遭到追捕，还有一张机密的电脑影像被送到各单位，好让警员更清楚她的长相。
虽然受到媒体如此关注，莎兰德仍拥有极少数几个优势，其中之一是她的照片太少。除了四年前拍的护照相片－－驾照上用的也是同一张－－和十八岁时拍的警方建档照片（和今日的她已判若两人）之外，只有几张放在旧日学校年刊上的照片，还有一次到纳卡自然保护区校外教学时，某个老师替她拍的一些相片，不过她在里头只是坐得离其他人远远的一个模糊人影。
护照相片上的她双眼圆瞪、嘴唇紧闭成一直线，头还有点前倾，很符合反社会的智障杀人犯形象，在报上重复出现了数百万次。从正面看，她现在几乎完全变了个人，恐怕没几个人能认得出她本人。她兴致盎然地读着三名死者的个人资料。星期二，媒体已经开始原地踏步，由于追捕莎兰德方面没有任何新的或戏剧性的进展，焦点于是转移到死者身上。某家晚报更是大篇幅地介绍达格、米亚和毕尔曼。毕尔曼被描述成一个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且德高望重的律师，他是绿色和平组织会员，并“致力於帮助年轻人”。有一个专栏特别介绍毕尔曼的好友兼同僚霍坎森，他们的事务所同在一栋大楼。霍坎森证实毕尔曼的确为弱势族群争取人权，监护局一名公务员也说他对受监护人是全心全意地付出。
莎兰德今天第一次露出撇嘴的笑容。
最受注目的是米亚，这出悲剧中的女性被害人。文中形容她是个亲切和善又非常聪明的年轻女子，已经有许多傲人的成就，前途亦是一片光明。备受震惊的友人、大学同事与一名助教接受了访问，而他们一致的疑问是“为什么”。另外有一些照片显示有人在安斯基德公寓大楼门外摆放鲜花、点燃蜡烛。
相较之下，关于达格的篇幅小得多了。他被形容为笔锋尖锐、无所畏惧的记者。但主要焦点仍在他的伴侣身上。
令莎兰德略感讶异的是，竟然直到复活节星期日当天，才似乎有人发现达格正在为《千禧年》杂志写一篇重要报导。即便如此，文章中也从未提及他的工作主题。
她一直没看到布隆维斯特发给《瑞典晚报》的声明，直到星期二深夜看到电视新闻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