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也开始注重新闻，瓦解清朝统治，多从新闻报道入手。
山西的革命党人在北方是比较生猛的，所以，革命爆发后，北方各省，除了陕西之外，也就是山西能独立。虽然独立之后的政权复被北洋军赶走，但毕竟独立了。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能够顺利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西新军的革命党比较多，而且不少身居高位。这个状况能够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份报纸，这就是创刊于1907年的《晋阳公报》。
《晋阳公报》是接着《晋阳白话报》办起来的，是一份在山西很有影响的日报。其本身，就是朝廷预备立宪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跟各地白话报一样，都是精英用来开启民智的。各地的白话报，如果掌握在立宪派手里，就温和一点，如果掌握在革命党手里，就难免兴风作浪。不幸的是，《晋阳公报》恰是革命党人办的。主编王用宾和编辑记者多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后来，山西革命党人景梅九在北京办了《国风日报》，也比较关心山西的事，两报联成一气，声势大，力道足。
当时，山西巡抚是丁宝铨。此人在晚清号称能吏，二十四岁中进士，少年得志。思想新，而且敢作为。在山西从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做过来，对山西官场很熟，对整个省的情况也很熟，办新政办得起劲，也有声色。在新政期间，凡是能吏，开明的能吏当政的地方，革命党的势力就发展不起来。当年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苏、安徽的革命党就没太大的声势，张鸣歧在孙中山老家的广东，广东的革命党也不景气。张之洞在湖北，湖北的革命党也没脾气。山西也是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阎锡山早就回国，而且留学生考试合格，得了举人，也只做了一个标的教练官。至于留日学警察的南桂馨，则连个职位都没有。因此，革命党人开始谋划把丁宝铨搞掉，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不过，当时丁宝铨的地位很稳，不仅旧军听他的，新军协统姚鸿法是他的故人之子，第二标标统夏学津，治军有方，十分干练，却跟丁宝铨过从甚密，丁宝铨赏识夏是个人才，一直在找机会把夏升为协统（山西新军只有一个协）。而这个夏学津，对新军里的革命党，防范甚严，让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革命党开始决定从离间丁、夏两人的关系入手，由《晋阳公报》出面，派人密访丁、夏两人的一些密事，揭诸报端，但多半牵强附会，没有多大效用。最后以投稿的方式，造谣说丁宝铨的妾，跟夏学津的妾，是勾栏的闺密，因此上两人才这么好。结果却引来丁宝铨的反击，追究报纸责任，报纸推托说来稿照登，丁宝铨就让警察严查投稿人。投稿人虽然没有查到，但风声鹤唳之中，负责搞臭丁宝铨小组的一位革命党人的一本日记却意外遗失，《晋阳公报》两记者下狱，小组负责人暴露，革命党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个负责人送出去，总算避免了革命党被一网打尽。到了这个时候，丁宝铨仍然没有查封这家报纸，可见他还真够开明的。
但是，整丁宝铨的机会，还是来了。新政期间，清廷制定了六年铲除烟毒的规划，提前完成有重大奖励。丁宝铨为了向朝廷邀功，准备提前实现禁烟。当时，山西交城和文水两县是北方著名的鸦片产区，每年割烟季节，各地烟贩云集，种烟收入，是为当地大宗。1910年夏，正当鸦片收割之际，丁宝铨下令铲烟，两县不肯，一些种烟大户，甚至谋划武装抗命。丁宝铨大怒，派夏学津带第二标前去镇压。双方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打死打伤百多人。
得知这个消息，《晋阳公报》派出记者张树帜前去采访，然后在报上发表连载，揭露惨案，北京的《国风日报》也跟进，不仅把文交惨案大肆渲染，连同没影的丁夏之间的所谓风流韵事，也加了进去，连日刊登丁的罪状。一时间，文交惨案成了国内闻名的大新闻，丁宝铨和夏学津声名狼藉，到处在传说他们的恶行。在京的同盟会员，借机大肆活动，最终运动到名御史胡思敬参了丁宝铨和夏学津一本。尽管丁宝铨做了很多的补救，把记者张树帜逮捕，查封了《晋阳公报》，上京说明情况。但毕竟死了人，赶上参案，按规矩，人就得动一动，夏学津不仅没有升官，连标统也丢了，奉旨查案的陈夔龙还算客气，多方为丁宝铨开脱，丁交部察议，最后落个因病奏准开缺，只能走人。山西人事大变动，阎锡山做了第二标的标统，革命党人温寿泉做了陆军小学的监督，另一个同情革命的士官生姚以价已经在第一标做了管带，加上早已是革命党的乔煦、张瑜两个管带，南桂馨、仇亮、常樾都进了新军担任官职。山西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几乎差不多都革命化了。到第二年革命爆发，山西成了北方第一个响应的省份。人地两生的陆钟琦江苏藩司做得好好的，辛亥年八月（阳历10月初）才来到山西，履任未及一个月，就送了小命。
虽然不能按今天的标准，说文水和交城抗拒禁毒，但是，毕竟丁宝铨和夏学津做的这个事，并没有多大的不对头。林则徐禁烟扬名千古，而丁宝铨禁烟则遗臭万年，哪儿说理去？但是，在那个年月，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媒体政治在革命大目标面前，似乎没有是非可言。而当年的清廷，碍于舆论压力，不能审时度势，查明真相，把个忠于自己的能吏调职，不倒台，有天理乎？
【《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报纸开天窗，在现在的媒体人眼里，应该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的事。至少新闻史的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报纸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通不过的新闻和文章就得拿下，报纸在被抽掉的新闻或者文章之后，编辑不加填补，故意留出空白，以示抗议，这就叫“开天窗”。为现在的人们熟知的一次开天窗事件，跟共产党人有关，那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因为皖南事变被迫开的天窗，不过天窗上并非一个字没有，那上面有周恩来手书的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的确，由于国民党时期才有新闻检查这回事，所以，报纸通不过检查，才可能开天窗。办报纸，是需要成本的，版面，尤其是有影响的大报，版面就是钱，开天窗空着，意味着钱就没了，如果不是故意表示抗议，断然不会这么干。在国民党当家之前，北洋的武人们，对于报纸大抵管不了。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骂得更凶，武夫们一点招儿都没有。最蛮横的，像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胡子，就抓记者杀头。好像也不怎样顶事。记者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进租界，骂街依旧。这是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毙，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监狱，清政府声誉大坏，然后清政府改革，制订了报律，但对于报人就也就基本没辙了，不止对躲进租界的报人没辙，对租界外的报人也没辙，顶多封人报纸，人家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再开，政府只好一任报人一天天嚣张。
国民党刚上台的时候，报人还是习惯硬顶，蒋介石说，他有一百万军队。申报老板史量才说，他有不止一百万的读者。后来，史老板莫名其妙地在沪杭路上遭遇了枪子，被打成了筛子。此后的报人乖了，新闻检查官也上任了，无论书报，检查不通过，就不准出。报人偶尔有点脾气，就开天窗。当年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开过天窗，共产党人办的新华日报，也开过天窗。
不过，开天窗这种事，细究起来，在中国，其实是国民党人开的头。晚清那阵儿，国民党人曾经有过很多别的名字，但人们都叫他们为革命党。当年的革命党人，自打办《苏报》的章太炎和邹容起，就是办报的好手。南方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詹大悲，还有成了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北方的于右任、景梅九，都是行家里手。随着清政府对报业的管制越来越松，他们办的报纸越来越多。一直把报纸办到了天子脚下，北京城里，一度很有名的《国风日报》，就是革命党人办的。
那个时候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到印刷、发行一把抓。革命党人尤其穷，雇不起人。就那么几个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一个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到从脑袋上往下掉。《国风日报》在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份报纸，经常穷得揭不开锅，需要敲朋友的竹杠，才能办下去，可是办着办着，也许是由于原先在日本学军事的革命党人，如吴祿贞、蓝天蔚、阎锡山等人，都在新军里做了高官，革命党人可以去打秋风，也许是报纸的销路有了改进，进账多了。反正办报的人，有钱了。写稿子也好，开编辑会议也好，都进了八大胡同，可以叫局，让美人陪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莺莺燕燕。那个时候，革命党人没有禁欲的意思，在日本的时候，就经常在妓寮里混。有醇酒妇人，革命才更有干劲。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党人，只要口袋里有钱，个个都有相好的校书、长三、幺二（妓女等级），在北京，则换成了苏妓（当年北京最好的妓女是苏州来）。写稿也好，编辑也罢，泡在“苏乡”里不肯出来。
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都很灰，几个月报纸都没有生气，可是冷不丁武昌起义爆发，大家一下子跟打了吗啡似的，陡然兴奋起来。《国风日报》马上把这消息用二号字排出来，用号外推出。逼得大清国北京的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不准报纸刊登跟武昌有关的消息。第二天，《国风日报》开了头版一整版的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一下，京城更乱，人心惶惶。都以为肯定革命党人大胜，清军完了，否则怎么可能空了一整版。警察没办法，只好央求报馆，该登什么登什么吧，只要不是明显的谣言就行。于是办报的革命党人左一封前线快电，右一个武昌消息，字里行间，总是在张扬革命党的胜利，京城依旧人心惶惶。
《国风日报》的天窗开的太大，开的好玩，北京有份画报，为此特意画了张漫画，上面四人搓麻，一个人打出一张白板，明晃晃的，下面一行字：你怎么打出一张白板呢？天窗，开成了白板。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十几二十年，当年的白板，居然轮到人家给国民党人出了。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西牢就是租界里的洋人办的监狱。按道理，所谓的租界，不过是洋人在中国租的地，租地之内，怎么能有监狱？但是，在那个年月，中国国家太弱，明白事的人也少，租界硬是被洋人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国中之国，不仅拥有独享的管理权，而且有司法权。不仅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中国当局管不了，就是租界的中国人，也归租界当局管，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外合审，但实际上是外国人当家。这样的事，从道理上讲属于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从晚清到民国，这样的侵犯，对于那些政府反对派而言，却是不言而喻的好事。最明显的一件好事，就是1903年的“《苏报》案”，涉案的章太炎和邹容，没有因此被判死刑，也没有坐中国人的监牢。
章太炎一生坐过两次牢。一次是因为上门去反对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虽然实际上是坐监，但吃得好，住得好，可以随便见客，还有一堆警察伺候他，供他消遣，严格讲不算坐牢。真正坐牢，是因“《苏报》案”的西牢三年。那是正经八本地坐牢，吃牢饭，穿囚衣，还要服劳役，还挨过西人牢子的拳脚。
太炎先生是国学大师，国学功夫，海内没有不服的。后来北大文史哲诸专业，基本上是章门弟子的天下。太炎先生还是革命家，说起光复会、同盟会，没有人能忽略了章炳麟。章门弟子后来说，老师对于政治，比对学问更关心，说起政治，眉飞色舞，说起学问，昏昏欲睡。但是，依我看，太炎先生的本分，其实是名士。在传统社会，凡是学问大但却不入仕途的人，大多为名士。这其中，有些人于仕途是进去了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出来了，有些则根本就不想进，不能进，章太炎属于后者。
名士要有名，而且有大名。有名，往往伴随诸多非常异议可怪之事。太炎先生种种名士的派头，名流的逸事，都是在有名之后。很多人回忆太炎先生都提到他完全不认路，在日本的时候，但凡出门，就得有人陪，没有人陪，就走不回来。晚年在上海，自己出门回来的时候坐黄包车，不知道住在哪里，非说车夫应该认识他，不认识他不应该。于是车夫只好拉着他满街走，如果不碰上熟人，还真不知道怎么了结。但是，我们在太炎先生年轻的时候，就没听说这样的事，戊戌维新的时候他在上海跟汪康年他们办《时务报》，一个小萝卜头而已，事实上没有人会这样照顾他，好像也没听说他丢了。世家子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里也多次提到他的来访，也未见得次次都有人陪。至于他宣言革命就要有神经病，自己动辄对人发神经。去见袁世凯，用勋章做扇坠，不见就大发雷霆，打烂总统府的家具，被软禁之后的种种非常异议可怪之举，逼着警察管他叫老爷，时时请安天天磕头，更是成名之后的杰作。成名之前，他也活了几十年，为人子，为人徒，办报纸，好像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怪。他在上海爱国学社给《苏报》撰稿的时候，人称他的怪诞，也无非是剪了辫子，半长的头发分梳两边，身穿长袍，外面裹以和服，天天叼着香烟而已，坐洋鬼子监牢的时候，也还正常。后来的怪诞，是后来的事。
上海公共租界的监狱，位于黄浦江边的提篮桥附近，今天已经找不到了。虽然是洋人的监狱，由于主要用来关押中国人，狱卒主要是印度人，人称红头阿三，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