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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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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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前面讲到了,革命后的政府,由于军费开支迅速膨胀,大批的士兵招来了,如果不发饷,就会闹事,甚至兵变。事实上,这样的兵变不仅在南京频发,就是在苏州也发生了。为了遏制士兵闹事,必须保证军费。求助于商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总是这么干,在兵荒马乱之际,商家的业务也萎缩,不能回回应命。唯一的办法是从农民那里拿,如果农民不给,只有强力去夺。反正革命者的政权,自以为有比清朝更多的合法性,清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不仅江苏军政府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连沪军军政府,后来也开始暴力征粮。太仓的一位读书人曾经写到:“新朝气象百弊无,惟有租赋难蠲除。大府火急筹军需,哓哓抗诉胡为乎?多言尔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孪拘。小民畏法长叹吁,痛深不觉涕沾濡。”尽管小民痛楚不堪,但由于军需火急,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尽管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解民倒悬。但具有强固的英雄史观的革命党人,也的确对于底层民众的疾苦,并不十分在意。革命能否成功,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成功,可以给民众一个光明的未来。至于革命过程中对一般民众造成了什么损害,反而使民真的倒悬了,原本就是必要的牺牲。只要最后能换来一个新天地,一个他们眼中的天堂,民众暂时苦一点,也是无所谓的。革命党人在行刺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规避行人的动机,革命在进行中,怎么在乎民众苦不苦?革命本身的崇高,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们多少有点肆无忌惮。只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理解。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革命声中,一个个政权易帜,无论换不换人,旗帜肯定是要换的。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打什么旗,并不统一,即便是革命当事人,有打铁血十八星旗的,有打青天白日旗的,在广东的汕头,还出现过红白蓝三色旗,更多的,是打白旗。后来打白旗代表着投降,但在当时,打白旗,就代表着汉人的光复。光复后的新政权,照例要接受所有的政府机关,一个不落。否则怎么叫夺权呢?但是,有一个机构,新政权却接收不了,这就是海关税务司。

税务司有钱,革命党缺钱。尽管各地都接收了清朝地方政府的不少银两,但革命后的新政府,一般都要拼命地扩军,越是革命党人当家的地方,扩军就越是厉害。世界上,最费钱的事业就是军队,所以,无论清政府留下多少家底,都是不够用的。如果能把一个有大批税金收入的机构控制起来,革命政府当然是乐不得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新政府都尝试接收税务司,或者让税务司听命于他们。但是,税务司却一律不买账。江汉海关的税务司不仅拒绝了鄂军政府更换海关监督的要求(这个职务例由中国人担任,但没有什么权力),而且明确告诉黎元洪派来交涉的人,他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而仅仅是总税务司的雇员。有的地方税务司甚至强调,他是英国公民,经英国政府批准,在总税务司任职,只接受总税务司的命令。云南起义后,都督蔡锷要求当地税务司听命,但税务司不肯,说只听总税务司的命令。蔡锷说总税务司是中国官吏,他可以下令,我也可以下令。税务司回答说,总税务司虽然是中国官吏,但委任他时是要经过英国政府同意的。甚至,各地税务司连革命党人更换旗帜的要求都不答应。长沙海关的卫兵,未经税务司的批准,自行把黄龙旗换成了白旗,但税务司看了很不高兴,马上下令撤下来,而且还派人向都督焦达峰抗议,焦达峰这个山上下来的都督,还只能道歉。各地光复城市的海关,没有一个挂革命党旗帜的,大多是什么旗都不挂,保持所谓的中立。惟有广州有一点点的妥协,广东的革命政府对海关说,如果他们的海关巡船不悬挂他们的旗帜,就不保障他们的安全。光复后的广东,各路乱七八糟像土匪似的民军太多,把洋人也吓着了,于是,广州海关的巡船,勉强挂了白旗。长沙税务司,还拒绝了新政府要求把税款暂时存在中国银行的要求,哪怕新政府允诺决不动用也不行,谈了半天,最后还是按惯例,汇到汇丰银行汉口支行。革命后的镇江军政府,派了一个新的海关监督来,被拒掉,向来由海关税款摊拨的当地政府衙门经费,税务司也拒绝拨付。在这个坚持“中立”过程中,各地税务司却跟外国领事,尤其英国领事馆保持密切的联系,显然,这种中立是得到列强支持的。

只是,这个“中立”机构的华人雇员,可不像他们的上司那样中立,武昌起义一爆发,就有好些海关的佣人和苦力去投了军。上海的海关低级华人雇员干得更猛,革命后,接连发生了好几起海关仓库里的军火被盗事件,不是小偷小摸,而是成批的军火被成批地运走。连总税务司都知道,如果没有“内贼”的海关里华人职员的配合,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所以连忙要上海税务司训诫华人雇员,要么辞职,要么停止破坏“中立”。可是,已经晚了,库里的军火,一点不剩,都已经都装备了革命军。

但是,中立的税务司,却对能否保证用关税和盐税支付庚子赔款,以及保证一部分由厘金摊付的中国政府借款的保障问题,十分关切。毕竟,革命一起,仗打起来,对于关税也有影响,而且厘金的征收,一直总税务司就没有控制得了,革命之后就更不好说了。在各地税务司的“严正”交涉下,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兼盐务总监张謇只好下令,各地绝对不能擅自动用税款,以免影响赔款和洋债的支付。

清政府的总税务司,是个比较独特的政府机构。从起源上讲,这个机构跟总理衙门一样,是清政府被迫成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在西方列强面前,放弃固有的朝贡体系,成立涉外机构。这个机构,在外国人看,是外交部,但在清朝自己看,则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光是双关语上的自尊自大,实际上也是把所有涉及西洋的所有事务都管了。所以,涉及洋商来华贸易的海关事务,当然也得管。虽然清朝过去也有海关,但基本集中于广州一地,具体事务也是由行商代管的,新型的海关事务,没有人明白,加之总税务司成立时,清政府的鸵鸟思想依旧还是主导,连成立总理衙门都是临时应付,更何况总税务司。结果,这个临时机构中的临时机构,就大方地交给外国人办了。

当然,办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当初的临时机构,不仅没有取消的可能,而且越办越大,总税务司也越办越红火,原来微不足道的关税,逐渐增加,也成为了朝廷的第三大收入。总税务司,最终变成了承包给外国人的一个政府机构。由于体制的缘故,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挂在“外交机构”下面,而且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税务司赫德,又长期跟清政府关系密切,包括跟政府要员个人关系密切。所以,半是因为体制的原因,半是因为承包者个人的原因,总税务司跟总理衙门难分彼此,跟各国公使过从甚密,频繁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和过程。在中国政府在欧洲各国设置使馆的时候,总税务司甚至通过派自己的人进去做翻译,掌握中外交涉的第一手资料,干的像是间谍的活计。反过来,总税务司的事务,却决不允许中国政府插手。各地分税务司,则跟各地的外国领事,尤其是英国领事来往多多。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洋商在到达中国之时,必须告知本国的领事,所以,海关收税也必须跟领事打交道。作为洋人的税务司,出于个人的偏好,也喜欢跟领事保持密切的往来。

不管在李泰国还是赫德甚至清末的安格联时代,总税务司都是一个独立的封闭体系。不仅制度和规矩是外国的,连人员也是外国的,中国人顶多能做最底层的职员,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各地税务司,跟外国领事往来密切,却从来不买地方政府的账。由于这么大一笔收入地方政府不能染指,而且随着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努力深化,税务司的手,逐渐借厘金的抵押问题,伸到向由地方管理的厘金领域,所以,清政府的地方大员,几乎都对税务司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和不满。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得到中央政府和列强双重加持的机构,却也只能徒呼奈何。这样的机构,你说它是中国政府的吧,它却对保障列强在华的利益更有兴趣,尽管这个兴趣,大体上能限制在它业务范围之内。你说它是列强代理人吧,它又的确在为中国政府工作,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如果不是归它管理的话,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有如此大项的收益。

其实,无论这个机构有多么的独特,但在制度上,它就是中国的一个海关总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没有理由中立,也没有资格中立。其中的洋员,其实也没有资格宣称自己不是中国政府的雇员,因为资格最久的总税务司赫德,曾经多次强调,总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就是中国政府雇员。从法律上,毫无疑问,这个机构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所有雇员都得听命于政府,政府如果换了,就得听新政府的。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面对一个充斥了洋人,而且跟当地外国领事保持密切联系的机构,无论如何都硬不起来。不碰洋人,是革命的一个雷区。你说他们软弱也罢,革命不彻底也罢,反正那个时候,所有革命党人,都生怕被列强视为义和团,好像一旦被人这样看了,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没了。正是由于革命党人尊重或者说畏惧这个精神上的雷区,保障了税务司的独特性。

【股票建起革命军】

孙中山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这话有几分道理,保路虽然未必能保出革命来,但保路本身引发的不满情绪,的确助了革命一臂之力。革命爆发,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转化为四川各地的暴动,导致四川的光复。而这个运动所要保的四川铁路公司,反倒被人全然忘却,在宜昌一带修铁路的工人都失了业。不过,被人忘却的四川铁路公司,其实在革命中还是有点作为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川人不仅组建了一支北伐军,而且这支军队回到了四川,成为革命党人在四川最主要的武力,在后来四川第一波军阀混战中,有上佳的表现。

这件事,得从四川老牌的革命党人熊克武说起。熊克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到日本留学,原本打算学军事,但进不了正经军校,只好在民办的准军校东斌学校混了一阵,这个日本浪人办给中国人的学校,据说是革命党的摇篮。熊克武在里面学会了打枪,也私下学会了制造炸弹,很早就从日本回国,做专门的革命党。在四川多次策动起义都没有结果,辛亥年春,作为四川的选锋,参加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逃到陕西潜伏起来。武昌军兴,他和一些川籍的革命党人陆续来到上海,准备组织一支四川人的军队,参加北伐。协助他的,就是后来刺杀良弼的彭家珍(后来他离开了部队,北上干大事去了)。组织一支军队,第一位的要务是钱。四川铁路公司当初不肯被朝廷接收,很大一个原因是公司放在上海购买器械和材料的钱,大部分在炒股中被黑掉了,成了一笔烂账。但是,骆驼倒了还有架,由于保路运动,没有被收归国有的四川铁路公司,并非一分钱没有,还残存大约一百七十余万两的兰格志股票。兰格志是一家英国公司,主营橡胶和石油,这个公司的股票,在1910年中国橡胶股票风潮中,是特别受追捧的一支,此时,这支股票已经跌到当年的一半以上,但仍然属于有信誉的国际有价证劵。如果能把这些股票弄出来,一样可以作为抵押,买到武器。

当时的这些股票,由四川铁路公司在沪的四川商董童子钧和贾应权两人保管。于是,在沪的革命党人,就通过各种关系,极力向两人游说。但是两人以款项太大,责任太重,迟迟不肯答应。在这时候,同为川人的黄祯祥在武昌起义中为黎元洪的卫队长,在武昌保卫战中受伤,来到上海疗伤,伤好之后,也起了另组军队的野心,当然,打的也是这些股票的主意。黄祯祥刚从战场上下来,比较生猛,直接带了十几个人,带着枪,把童子钧绑走,关押在一间房子里,逼其就范。熊克武闻讯,这个加入了袍哥的革命党,觉得这样很不像话,于是找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带了一个排的人马,把关在黑屋子里的童子钧解救出来。由于熊的仗义救人,童子钧和贾应权两人十分感激,一激动,居然爽快地将他们保存的股票,悉数交了出来。熊克武他们用其中的一部分,经江苏都督程德全做保,向日本洋行购买了两千支俄式步枪(大概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子弹两百万发,机枪十二挺,山炮六门,山炮和机枪,都是新式的。按当时的水准,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一个混成旅的军队了。据说,这笔款子,到了后来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由蜀军政府的存留款里拨出来二十多万,归还了四川铁路公司。不过,对此我存疑。

有枪有钱,不愁招不到人。钱是四川的,枪是四川的钱买的,人也得找四川人。他们在宜昌到万县一线的川汉铁路的修建者中招募了三个营,这些人正在停工失业中,无不乐于从命,对这些工人稍加训练,组成蜀军北伐军。就这样,不仅钱是四川铁路公司的,人也是。南北议和,民国告成,熊克武带着这三个营,沿长江西上回川。路过武汉,又从汉阳兵工厂购买了一批步枪和子弹。在宜昌又劫下铁路公司用来修路的炸药数吨,用来制造了一批炸弹,成立炸弹队(熊克武自己当年就学过制造炸弹)。部队抵达万县,小试牛刀,解决了当地驻扎的一千多巡防营。由于枪多人少,部队陆续扩张,到了重庆之后,又接收蜀军军政府的一部分部队和枪械,队伍扩为一个师,编号蜀军第五师。然而,这个师的人员,比别的部队两个师都多,军官中,以青年学生为主,有朝气,有理想。后来被称为蜀军战神的刘伯承,也在这支队伍里做军官。更扎眼的是,这支军队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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