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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时候，公安局开始恢复“文革”前“股科处队”的建制，这样一来也就面临着人事安排和干部任命的现实问题。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永远都是狼多肉少，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除非所有官员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那时候爱当官、想当官的肯定会大大减少，因为，谁都愿意当主人，谁也不愿意当仆人，真正要去做仆人了，很多人肯定就不爱干了。公安局的组织机构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干部界限已经很不清晰，干部级别也搞得不清不楚，一说大家都是组长或者副组长，可是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组长有时候连局长都说不清。这一回经过拨乱反正，今后大家各就各位，行政级别清清楚楚，这也为今后每一个人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所以大家眼睛都瞪得跟汤圆一样，谁都不愿意失去这次机会，谁都不愿意让这一趟开始正点运行的列车落下。
彭远大根据他的现任职务刑侦组副组长、“9·11”大案专案组组长，当个副科长甚至科长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但是，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和干部任命人事变动都是一场场人咬人、人捧人、又咬人、又捧人的悲喜剧。
彭远大也属于这场大戏的重要角色，自然也就有人朝他张开了大嘴。咬他的原因很简单：有限的果子被无限的欲望抢夺时，场上少一个人，别的人就多一分机会。咬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深陷在“9·11”金锭案子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但案子毫无进展，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死了重要嫌疑人，死者的家属抬着死尸到公安局大门口示威闹事，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此外，他不是科班出身，根底不过就是个以工代干，这也是反对他担任公安局科级领导职务的重要理由。
俗话说，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何况彭远大在公安局干了这么多年，好朋友远远不止三个人，那些咬他的话也能及时传到他的耳朵里。彭远大既生气又着急，生气的是别人这么说他显然是不公平的，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着急的是，如果组织上听信了这些谗言，他显然就会失去这一次正规化带来的提升机会。如果这一次彭远大能够如愿以偿成为科级干部，那么他的远大理想迟早就有实现的希望，如果失去了这一次机会，他的远大理想不仅变得缥缈，就是现在的警察能不能继续干下去也会成为未知数。
彭远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取尽早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硬着头皮去找了局长，他没有直接说自己想当科长，那个时候的人脸皮还没有现在的人厚，即便跑官也是躲躲闪闪、迂回出击，不像现在的人，把跑官看得就像在商场上做生意，就像在房地产市场作投资。彭远大那会儿还不懂得跑官，因为那会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里还没有这种名堂。他只知道这是向领导反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而且要尽量把这个意见和看法伪装成和个人利益无关，那个时代为自己谋利益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所以彭远大尽量要装得自己找领导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个人利益。
局长头发已经花白，有人传说这一次机构调整结束之后，他就要离休回家了。彭远大很喜欢这个老革命，这个老革命也很喜欢彭远大，彭远大能在进入公安队伍短短几年里就由一个以工代干的警察成为刑侦组的副组长，一方面因为他确实能干，像模像样地破了几个案子；另一方面也跟局长喜欢他不无关系。如果局长不喜欢他，他破的案子再多也没用，那个年代讲究的就是资历，论资排辈，他的资历还太浅。排队买票也得耐心等上十年八年。
老局长也在为“9·11”大案挠头，这个案子拖了下来，上级也觉得凭他们的本事一时半会儿破不了这个案子，催的也不像刚发案的时候那么紧了，尽管上面不再催命似的追案子，但是局长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心和荣誉感的老革命，这个案子毫无进展，让他如同芒刺在背，日夜不得安宁。
其实彭远大何尝不是这样，他是专案组的副组长，老局长虽然担任着组长，但是日理万机，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会议，要传达贯彻上级各种各样的精神，要协调局里各种各样的关系和部门，真正的日常工作由彭远大主持，案子办得像一块夹生大饼，吃又不能吃，扔又扔不得，而且还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吴水道，尽管吴水道的家属让单位连蒙带哄的暂时糊弄住了，但是彭远大心里并不好受，吴水道死得太不明不白了，如果真是畏罪自杀倒也罢了，如果确实是因为承受不了遭受嫌疑的压力而自杀，别的不说，起码彭远大要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那终究是一条人命啊。案子不破，吴水道自杀就永远是一个谜，吴水道自杀之谜破解不了，彭远大心灵就像一张白纸洇上了污渍，那是一片永远也难以抹去的阴影。
彭远大来到局长的办公室，怯生生地敲了敲门，怯生生地喊了一声“报告”。局长在里面喊了一声：“进来。”
彭远大磨磨蹭蹭地踅进局长办公室，局促不安地站在局长办公桌前，局长问他：“怎么？有啥新情况没有？”
彭远大连忙申明：“没什么新情况。”
局长“唔”了一声接着又说出了一句让彭远大非常难堪的话：“没啥新情况你来做啥？”
这句话的含意似乎是说：案子没有新线索你就别来见我。彭远大惶惑了，惶恐了，真想马上掉头一走了之。可是啥话不说掉头就走他也不敢，那么做很容易让老局长误认为他在使气，八成会把他叫回来骂个鼻青脸肿。
彭远大嗫嚅道：“局长，我今天来找您是想谈谈别的事情。”
局长这才让他坐：“别的事情？有啥别的事情？你坐下说。”
彭远大坐下来之后，看看局长的脸色，局长的脸板着，像一张烙煳了的葱油饼。彭远大知道，案子破不了，局长肚子里窝的火如果遇到火星子发作出来，足可以让他焦头烂额出不了这个屋子。他暗暗后悔不该在这个时候来找局长，由此想起了老牛曾经说过的“三不”原则：不在领导刚刚上班的时候找领导，不在领导准备下班的时候找领导，不在领导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头的时候找领导。老牛解释说：领导在家里万一刚刚被老婆骂过，一上班去找领导明摆着是送上门的撒气筒；领导忙了一天，饿了累了，急着下班回家，你却拖着他不能按时回家，能办的事情也不会给你办；领导如果一个人待在办公室肯定就有不愿意见人的事情要办，你这个时候闯进去，领导肯定烦恼，勉强接待你也不会给你什么好果子。看来自己违反了老牛总结的第三条原则，不应该在局长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来打扰他。
局长果然很不耐烦：“说话啊，眼珠子骨碌碌转着想啥呢？”
彭远大连忙收摄心神，摆脱私心杂念，按照事先打好的腹稿开始向局长念苦经：“局长，我本来不想麻烦您，可是有些事情不向您说说，憋在心里我又难受得不行，所以就想耽误您几分钟，如果您没时间，我改日再向您汇报也行。”
局长嘿嘿冷笑：“来都来了，有话就说，但愿你别把你的难受转变成我的难受就好。”
彭远大连忙给局长宽心：“那不会，绝对不会。”
局长：“不会就好，你说，啥事。”
彭远大说：“最近局里不是搞机构改革，干部不是要重新任命吗？”
局长马上睁圆了双眼提高警惕追问：“你关心这事做啥？”
彭远大暗想，这件事情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不光我在关心，如果我不关心，我就是麻木不仁的傻子，嘴上却说：“当着局长的面我实话实说行不行？”
局长说：“不光当着我的面要实话实说，就是背过我的面也要实话实说。记住，对领导不怕说错话，就怕说假话，任何一个领导都不会容忍他的下级对自己撒谎撂屁。还要记住，在我的面前说话，有啥说啥，绕弯子、打迂回、吞吞吐吐那些东西我最受不了。”
彭远大只好尽量做出老实巴交甚至有几分可怜的样子说：“局长，有的人在群众中制造舆论诬蔑我，说‘9·11’案子让我煮成了夹生饭，还说是我逼死了吴水道……”
局长说：“这有啥吗？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嘴是圆的舌头是扁的，你有本事把人家的嘴缝上，把人家的舌头割了？别说你了，我是局长，背后不照样有人骂我吗？皇上背后还有人骂狗鞑子呢。”
彭远大说：“那不是一回事儿，这些人是别有用心，现在不是搞机构改革吗？干部人事安排都要重新进行，他们在这个时候这样造谣诬蔑，制造舆论的目的不是很明显吗？”
局长瞪圆了眼睛问：“啥目的？”
彭远大弄不清楚局长是装糊涂还是真的不明白，不管是装糊涂还是真不明白，他的话都得说明白：“他们就是不想让我提拔，最好把我赶出公安局，有人说我是以工代干，不是国家正式干部，所以这一次机构调整我没有资格参加。”
局长说：“小彭啊，我没想到你这娃的心思还多得很嘛，案子放在那搭没有进展，你还有心思琢磨这些事情？我明告诉你，机构咋调整，干部人事咋安排，那是组织上的事情，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两个字：服从。你今后少在这些事情上动脑子，也不要再因为这些事情来找我，找我有啥用？人家不管是啥目的，污蔑也罢，造谣也罢，终究不是反革命谣言，我总不能立案侦查到底都是谁说了你的坏话吧？再说，案子确实没破嘛，人家说就说了，你能把人家咋？啥是好警察？案子没破就过不安生，这才是好警察，整天想着自己能不能提拔，自己能不能当干部，那不是警察，是政客，共产党最反对的就是这一套，越是关心这种事情的人越不能提拔重用，这是党的原则。从今以后，你记住，工作、案子你啥时候来找我谈都可以，这些狗扯羊皮的事情最好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
彭远大让局长训斥的不知如何是好，走也走不得，留也留不得，尴尬、委屈、气恼，各种情绪激得他眼泪在眼眶子里一个劲转悠。局长大概也觉得自己说话太严厉了，放缓了语气对他说：“小彭啊，不是我批评你这娃，你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党，是金子总会闪光，是狗屎放到哪儿都是臭的。”
彭远大的眼皮子几乎阻挡不住泪水，他连忙用袖筒子在脸上抹了两下，把泪水抹掉了：“局长，我不是来找您要官当，我也知道我资历浅，不够提拔的条件，我就是担心如果组织上听信谣言，把‘9·11’案子的责任算到我的头上，再加上我是以工代干，去掉了我参加这次机构调整的资格，那我连警察都当不成了，回去当工人我不怕，可是我就是想当警察，想破案啊！”
局长盯着彭远大看了半会儿，总算咧咧嘴露了一丝笑模样：“你小彭把我当成啥了？我是‘9·11’案件的专案组组长，这个案子侦破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都由我负责，谁能把责任推到你头上？如果把这个案子侦破过程发生的问题推到了你的头上，那我不但没有资格当这个局长，我连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资格都没有。再说了，现在案子还没有破，吴水道自杀的性质谁也没有定性，远远不到追究责任的时候嘛。还有，我再给你一颗定心丸，这一次机构改革，你到底会安排什么工作我没办法提前告诉你，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研究那些事情，即便研究了我也不能给你说，那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但是，我可以给你说，组织上不是不讲道理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政策的，这一次结合机构调整，配备干部，对你这样的以工代干国家有规定，凡是在1999年以前因为工作需要抽调到干部岗位的以工代干人员，有正式手续的，经过组织部门考核，一律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这也许是国家最后一次转干了，今后干部制度肯定要有大的改变，不会再直接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了。所以这一次也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性质，你是1976年年底调到公安局来的，又是经过组织部门正式办了调转手续的，完全符合转干条件，你瞎猜什么？文件没给你们传达吗？”
彭远大说：“我最近一直在福建那边出差调查吴水道的情况，所以没有听到传达文件。”
局长说：“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啥你自己也清楚，最近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用在我们公安机关，啥是硬道理？破案就是硬道理，保一方太平就是硬道理。去吧，干你的活去。”
彭远大听到他具备转干条件，可以继续当警察，心情顿时好了起来，局长对他的训斥批评此时都成了天籁纶音。他精神振奋，起身给局长敬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礼，转身出了局长办公室却又犯愁起来，话好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可是作为“9·11”案件专案组的副组长，局长虽然说要替他承担责任，可是不会替他破案子，这茫茫人海、浩荡乾坤，到哪里去找那两个既不知道长相又不知道姓名的福建人呢？再冷静地想想，那两个福建人充其量不过是犯罪嫌疑人，目前根本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就是偷金子的贼，如果金子根本就不是人家偷的，抓住他们还真不如不抓住他们更好一些。
彭远大想到可能的前景，禁不住发虚腿软，刑警最怕的就是捧到热年糕，所谓的热年糕就是那种案情重大、备受关注、线索极少、极难侦破的案件，这种案子有的一拖几年，谁也不敢提出挂案，提出挂案等于认输，即便厚着脸皮提出挂案也很难获得批准，这样一来，从理论上说这个案子就永远是具体承办人手中的案子，永远是压在承办人头上的巨石，承办人只好硬着头皮死熬，彭远大目前就在死熬，他也做好了死熬的准备，不再奢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