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的合作伙伴意欲短期内实现现有汽车工业的现代化和生产技术上符合国际标准的本地产品。为此，他们优先要达到质量要求和经济性指标，以此证明自己有能力建设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出口工业。为了这一宗旨，他们需要一切事关工业领域的西方关键技术：从产品技术和生产工艺，到企业管理知识、培训和进修系统，直至销售、售后服务和市场营销战略。长远而言，中国意欲通过这一途径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至少是在东南亚地区。
中国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曾联络过美国通用和日本丰田两大汽车生产商，但均遭婉言谢绝。
哈恩博士早就清楚地看到中国是二十一世纪的市场。故此，当他于1982年从患病的前任托尼·许牧克手中接任大众董事长席位之后，便有目的地推进与中国人的谈判。在他的一手“导演”下，那些更确切地说是“偶然”与中国开始的会谈得以加速。其战略远景为：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在东南亚地区设立一个“桥头堡”，对抗那里的竞争对手：日本人和韩国人，以便成功地被市场所接受。
对于大众而言，重要的是尽快在中国这块未来大有发展的市场上立足。由于当时交通密度极低，长远看来这块市场会提供很大的商机。
1985年，中国大地上每一千人才有八辆汽车，而这八辆中，轿车或许只有一至二辆。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数据苍白无力。而在日本，每一千人约有二百二十辆轿车，德国和美国则约有五百辆。因此，适合市场需求来扩大生产能力和产品品种，并逐步拓展销售机会，便是大众公开宣称的目标。
大众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举措是出示了一份报价，那是一份提供在中国生产发动机并部分以全球联合供货方式出口的报价。以那些发动机出口为契机，大众得以满足中国政府和合作伙伴的最基本的需求，即长期的外汇收支平衡。现代化要花钱——不仅仅要花中国的人民币（RMB），还要花大量的外汇——德国马克或美元。合资企业的外籍员工的工资大部分要以外汇支付，先进的生产车间所用的新设备往往只能在国外订购，还有刚开始时桑塔纳自有生产用的配套产品和零件，几乎百分之一百在狼堡购买。
为防止合资企业尚未正式起步便陷入外汇短缺的困境，只有从合营合同中明确看到那些企业如何自行吸收外汇并长期自行进行收支平衡的条款时，中国政府才予批准成立外资参股的合营企业。换言之，一个企业所需的外汇，须由它自行创收。上海大众借助发动机厂和出口前景得以跨越了这一道至关重要的审批障碍。通过计划出口，实现上海大众工业现代化和我们的生产所需的美金才会源源不断地涌出。这一构想让中国人信服。谈判接近尾声，只有大众和雪铁龙尚在较劲，大众最终中标得到这一项目，也是因为报价方案提供了一个有根有据的依靠自身力量能进行外汇收支平衡的前景。
再者，大众当时在世界上还享有极好的名声，拥有在诸如巴西或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建有生产基地的相关经验。此外，大众还承诺中方，将持续不断地传授工艺和关键技术。合同有效期被设定为二十五年，这打消了中国人的疑虑，即外国人通过他们的合资只是想“快速结账走人”。那份共同制定的有着明确具体的阶段性目标的计划，一直延伸到双方合作的第七个年头。
一开始，大众就致力于建立一个资本投资并按投资份额划分经营管理权限的合营企业，即一个所谓的“中外合资企业”（ Equity J。intVenture），其基本结构依照德国有限责任公司而建。具体来说，最终达成的合营合同具体拟定：公司的原始资本总计应为二百五十五亿人民币，按照1984年的汇率计算，约等于十九亿德国马克。大众注入原始资本的一半，另一半由三个中方合作伙伴分摊，即上海拖拉机汽车总公司（上海拖汽总公司）25％，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中国国家汽车工业总公司（中汽总公司）10％，以及中国银行（中行）15％。
当时，新成立企业的任务为：
——将从上海拖汽总公司接收的、迄今为止只生产了“上海牌”一种轿车车型的汽车厂，改建成现代化工厂，改造在冲压车间、车身车间、油漆车间和总装车间四大生产领域进行；——将产品（桑塔纳）的生产能力逐步提升到三万辆，并扩大为两班生产：
——在从上海拖汽总公司接收过来的厂房里，建立一套两班运转、年产十万台发动机的发动机生产体系；——提高所谓的国内生产份额，亦即逐步提高所有在中国生产的配套件，以期在合作的第七年达到80％…90％的国内生产比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具有备件供应和功能齐全的维修车间的用户服务网络；——向大众股份公司出口短发动机。
1984年10月，万事俱备。中国人与外国投资者共同创办的迄今为止最大的机械制造企业的合作协议，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德国总理海尔穆特·科尔出席签字仪式，并强调了该项目“作为中德合作象征”的政治意义。中汽总公司的总裁饶斌、项目组领导蒋涛、作为中国银行子公司的上海信托咨询公司的代表周梦熊，以及大众领导卡尔．H。哈恩博士以及新成立的合资企业董事会第一主席维尔纳·P．史密特博士，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机械工业首家中德合营企业——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SVW）终于尘埃落定。这是中国现代汽车工业诞生的一刻。
◆寻找中国开路先锋
当我在印格尔斯达特的办公室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从中国回德国才三天。我拿起听筒。“我是维斯纳。波斯特先生，还好吗？”埃克哈特，维斯纳博士负责大众集团所有国外企业的人事工作。不管是在墨西哥还是在南非，只要是涉及安排公司高级职位的事宜，均由维斯纳博士负责。“我还好，”我答道，“刚从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回来。”维斯纳道：“所以我才打电话给您。您倒说说看：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财务控制人选？…我们这里有很多财务控制员。您要的是哪一级别的？“科长级。”那时，集团内划分有四种不同的主管领导等级：董事级、部长级、处长级和科长级。要寻找一名科长人选，宁可求一个比较经济的解决办法，即找一个具有公认的业务能力、但领导才干不一定出色的人。“那么，那名控制员的工作是什么？”我询问道。维斯纳答曰：“喔，我们在寻找派往中国的头号人选。”
难道是我听错了，还是他真的这么认为？难道维斯纳真的十分严肃地认为，那个中德合资的汽车厂只靠一名财务控制员身居领导要位就可以建成了？对安亭那个衰败的总装车间，我还记忆犹新。因此，我恳求维斯纳说：“维斯纳先生，我刚从中国回来。您可知道，那里是怎样的情形？您想一开始就把企业搞垮？我去过安亭，察看了上海拖汽总公司的那家工厂。您完全想象不出，那里是什么状况！如果想在那里有朝一日用汽车来赚钱的话，您需要派遣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员，实干家类型的，并要将必不可少的开路先锋的精神带去。”
维斯纳博士，这位从头到脚地地道道的人事专家，表示反对：“您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是，我们付不起这些人的工资。那个合资企业还没有赚钱。一切皆空，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我继续问道：“那技术方面上您有哪种人选？”他回答：“啊，那方面我们已经有个科长级人选了……”
我试图再次说明，面对中国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员，而是具备企业管理经验和勇气的一流领导团队。我坚决提请维斯纳再次慎重考虑一下整件事情。此间，可能由于情绪激动，我脱口说出：“说来说去，还不如我本人来干。”
就像我随后得知的那样，我那句顺便带出的口头意见，却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因为紧接着，维斯纳就到大众董事长卡尔．H．哈恩博土那里汇报了我们的通话内容。“我与波斯特谈过了，他刚刚结束长长的中国之行。他也去安亭了解了情况，并告诫说，派一名控制员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导不太好。另外，”维斯纳补充道，“我感觉他本人可能对此工作感兴趣。”
而在与维斯纳通话之后，我自感有义务向哈恩博土通报我为何担心中国业务的成败。我致电博士：“哈恩博士先生，虽然您是掌管一切的监事长，但今天我想跟您谈谈计划中的中国区业务。只派一个财务科长去中国，我们在中国的企业将一事无成。”哈恩博士答道：“您说得完全正确。中国业务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另外的人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恩博士借机也问了我，这份工作是否会对我本人有吸引力。我遂平息了误会：“我没当真，我当时只是激将一下而已。”
我们相互约定另找时机深入这个话题。
圣诞节前一周，我与哈恩博士一同从狼堡飞往印格尔斯达特。他行李里已装备了滑雪用品，与他的夫人准备前往圣墨里兹（ StMoritz，瑞士阿尔卑斯山知名山城，滑雪胜地）度冬假。他向夫人这样介绍我：“波斯特先生，我们在上海的新任领导。”我反对道：“哎呀，八字还没一撇呢。”“哪里，哪里，”哈恩博士安慰我道，“不过在圣诞树下，你可以有时间思忖一番。”
这便是一份正式的提请，放弃在印格尔斯达特（Ingolstadt德国的一个小城市，距慕尼黑一小时车程，是AUDI的总部）的奥迪公司董事职位，以大众第一人的身份接手中，国公司，让上海的汽车生产运转起来。从无到有，建设一家新企业，况且，这又是在中国，那个对我们而言完全陌生的国土。这份工作对我很有吸引力。再者，安亭的混乱局面我刚巧亲眼目睹。当时的上海与如今人们认识的那个开放的大都市完全不同。整个城市只有少数几幢高楼，没有国际性大饭店或者餐馆。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预感到，这个早先曾被称做“东方巴黎”的城市，会再度繁荣壮大起来。当然，那时还未发展到那一步，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而非汽车。人们以统一的蓝色中山装成群结队地通过不是尘土飞扬，就是积满雨水的马路。但不管怎样，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想向前看的。
我是否愿意拖儿带口地前往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我们在印格尔斯达特的新屋刚刚竣工，那幢房子里每个卧室都有单独的浴室。所有地板、浴室和露台的大理石石材全是我亲自从安那托利亚（ Anatolien，又名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是土耳其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买来的。接下来的五年，我是否真的愿意把这豪华的住宅与简单的中国寓所对换？
然而最后，我对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那个泱泱大国的好奇心，占据了上风。我可以一同经历那个国家如何开放国门，行动起来并发生变化的过程；或许，我们甚至还可以以我们的创业来一同为构建这个国家尽微薄之力。中共决心进行的这项借助西方合作伙伴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世纪工程令我敬佩不已。最终，我为自己设想了对于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西方汽车制造商而言，中国市场蕴藏着的无限商机。
这种能够直接推动一些事情发展的机会，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思忖着，“如果你在德国做什么事，你会浪费你一半还多的时间来管理，由此浪费了宝贵的精力。但是在上海每一步均会带来结果，即使有时会有磕磕绊绊甚或倒退。而这一切，均是你自己可以安排掌控的；”经过认真思考，我告诉自己：“这才是你想做的事。”
圣诞节期间，我向我当时的妻子海尔佳，英格讲述了那份供职提议，并最后承认：“我打算接受这份工作。”我妻子没有提出异议，相反，她倒是愿意冒这个险。
于是，狼堡、印格尔斯达特和相关的经济新闻报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奥迪公司的人事长官马丁，波斯特，将成为大众在华的第一号人物。
这消息像一颗炸弹落地。为何不选“纯种的”狼堡人？为何是一位人事专家？人们疑惑着。为何波斯特会有如此之举？他是否失去理智了，让他要将迷人的印格尔斯达特里董事的皮交椅，与世界另一端贫穷国度里的硬板凳调换？有些记者猜测我肯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以致让我觉得离乡背并不失为可取之举。不管怎样，德国国内有许多人对我的决定持怀疑态度。
只有少数人理解，亲历中国发生的巨变过程这件事，着实吸引着我。当然，安亭那些无精打采的工人和满是灰尘的工厂的景象，也震撼了我。中国人不就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极其落后才需要我们的吗？
只要人们在1984年有那么一点想象力，就可以想象得出，这家合资企业的成功会给大众集团提供何等巨大的商机。倘若中国的共产党人成功将国有计划经济向国外私有资本开放的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缓慢但肯定——会成长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销售市场之一。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觉醒阶段。人们想要变革，正如我所发觉的那样，其间他们确实会需要我们的援助。
1985年1月，时任奥迪的人事董事的我为了大众事业而奔赴中国。于是，整个事件其后的发展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狼堡的生产董事葛恩特，哈特维希博士，原本已为上海的技术工作挑选了一名科长，却又抽回了他的候选人成命。他或许是做了如下一番思考：倘若哈恩博士将波斯特——尽管“只是”在子公司奥迪、但毕竟还是董事会成员——派至现场，那我便不能随便任命一位科长前往上海，也需要我这摊里最好的人选。这位最好的人选名叫汉斯—约阿希姆，保尔，是大众卡塞尔厂的部长，由此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那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没有保尔，上海大众这家企业或许不会运转起来。虽然我们两人分别由两个互相竞争的集团派系任命，而两大领导波斯特和保尔在整个事件之后的运作中却蜕变成为幸运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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