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 第19部分

2．凡三十五周岁以下职工，初中毕业及高中生，均应参加中级技术培训学习，提高技术素质。操作工（包括合同工）中级工不合格者，不得晋升四级工。中级工考核合格者，在原有工资基础上再向上升一级工资，直到六级工为止。

3．学员到课一天，给到课金0。50元；迟到、早退、中途退课或作业不交，每次罚款0。25元，有特殊情况请事假者，每天扣0。50元，旷课一天，罚一元。请假手续当月结清，不能补办。

4．学期考试成绩合格者，发资学金五元；全勤者发全勤奖五元；评为优秀学员发优胜奖十元；班长对班级和点我工作负责，发补贴十元。

学期考试成绩不合格者，或到课率不到80％者，不发奖。全学期缺课超过三分之一者，做除名处理。无故缺课者，除不发到课金外另加罚十元。

谁要是稍加认真地看一看这份制度，就会发现这四条当中的每一条都和钱有关，而且可以说是牢牢地有关。鲁冠球不去考虑这样做是不是金钱挂帅了还是什么金钱万能了。他只考虑在时下，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厂里，什么样的办法最能有效地改变职工的低文化水平的状态。

鲁冠球的这一招，到底还是灵的。无论三十五岁以上的还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再也没有一个人敢把甘蔗皮啃到车床边，再也没有人不会用卡尺，更不会把报废的万向节扔到池塘里去了。

他们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学习着文明，学习着某一种崭新的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生产着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着全新的自己了。

除去在自己的土地上改变着自己之外，当然还包括着在别人的氛围中改变自己。许多人就这样被送出去了。

他曾经在各种各样的机会中送出去各种各样的年轻人，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这样地成了人才。1984年，他承包的第二年，他一口气就送出去四十四名年轻人。学费、路费、生活费，统统由厂里承担。那一年，鲁冠球因此而交了八万元钱。而从1984年到1989年，工厂花在这方面的钱，已达到了五十万元；从1989年到1997年初，在职工的教育投资上，经费已经达到了一千万元以上。

第二篇　九十年代记忆

第14章　王石：我的道路与梦想

【王石小传】

王石是创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九十年代起开始广为人知的、具有标杆意义的新型企业家。

1978年4月，在中国改革开放号角刚刚吹响时，这位拥有锡伯族血统的年轻人便来到了改革的最前沿阵地——深圳，故事由此开始。

在当时百废待兴的特区之地，王石充分展现着他的商业天赋——他做过标准的“倒爷”：依托父亲是郑州铁路局员工的背景，他先是倒卖玉米，掘到第一桶金后，在群雄并起的1984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开始倒汇，在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实行产权改革，摇身一变而成“万科”，王石也终成中国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

但王石真正能被历史记住的，却并非是他的早期资本积累和后期财富之间的逻辑关系、抑或数字大小，而是王石从混沌中走来，却始终保持了阳光性格的真实。

当万科确定了房地产主业后，王石面临着一个充满暴利的行业：当时房地产业内有“低于40％利润不做”的行规，而早期的房地产公司只要拿到一纸土地批文，转手便能获得100％以上的利润。就在此种背景之下，王石却给万科提出了“高于25％利润不做”的原则，在当时看来着实“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此同时，王石还提出了“两个70％原则”，即万科集团70％的盈利必须来自房地产，而城市居民住宅项目又必须在房地产业务中占到70％以上，这样一条原则无疑将万科框死在房地产业内，而当时深圳特区内95％以上的企业都是多元化经营的。

回望三十年企业变革历程，无数公司如过眼云烟般消逝，惟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留存下来，这其中又有半数早已苟延残喘，好好活着的只是凤毛麟角，王石和他的万科便是这罕见的幸存着。与其他人相比，企业家王石并非没有犯过错误，正如与王石相熟的宁高宁所言：在成长的道路上，万科几乎犯过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可是它是幸运的。幸存者的幸运在于，他们的错误还没有把他们毁灭的时候便醒悟了。

在关于王石的故事中还有一个也令人印象深刻：在一次房地产会议上，主持人忽然为了一个问题——“现场企业家中，没有行过贿的人请举手。”结果百余人的会场，所有的企业家大佬都面面相觑，只有一个王石颤巍巍地举起了手。

当然，后期的王石令人称道的还有他的登山，他的放权，他的慈善。

但在所有这些背后，其实是一个企业家超脱现实的睿智与眼光，王石的经历和所作所为，给了中国三十年改革一个阳光的模本。

下文是王石关于他早期的经历，以及他性格诞生历程的自述。

◆第一桶金：为正大贩玉米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

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历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跋涉两万里，大西迁军屯伊犁河谷，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战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1983年5月7日，我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

一辆破烂的日本轿车来车站接我。

轿车在坑坑洼洼的路基上颠簸着行驶，车门嘎吱嘎吱地晃荡，似乎随时可能掉下来。车门外，满目吊塔林立，头顶安全盔的施工队伍车水马龙；柴油发动机声震耳欲聋；土黄色的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烟尘滚滚遮天蔽日。鼻腔蒙上一层灰尘；舌头舔舔嘴唇，是涩涩的土腥味。

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同时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胰腺素猛增。

来深圳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

这是一家特别的企业，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初期的引资中，许多项目都是管委会负责谈判并签合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还行使特区政府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管委会撤销，其原班人马组建成特发公司，行使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力仍然保留，只是，其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红色印章上有个（2）字，简称政府2号章，以视区别政府的（1）号章。一家公司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带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找到了特发的掌舵人孙凯峰先生。通过会面，达成了一个还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作为省外经委派出的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但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省外经委同特发五五分成。简单说，省外经委不提供资金，只提供一个人挂靠在深圳特发，赢利双方便可各拿一半。

翌日，我就到特发贸易部报到。同一天报到的还有一位名叫张西甫的转业军人，“文革”前他曾被选送到飞行航校学飞行，但“文革”时受父亲牵连转业当工人，父亲复出后他又穿回绿军装，现在是二次转业，自愿到特区闯荡。

接待我们两人的是特发贸易部总经理——陆润灵先生，瘦瘦的、客家人，东江纵队老战士，来深圳之前在韶关某报纸任总编。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陆总说起话来极具煽动性且言简意赅：“贸易部没有钱，但有‘三张皮，，那就是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区优惠。要走正路，一不做违法的事，二靠大树——依托北京各部委的资源，三傍大款——把国际财团吸引到特区……”

我和张西甫被分配到贸易一科，科长是单璇女士，北京人；业务员邱其浩，一位老大学生，大家叫他邱工；还有本地人蔡作兴和广州外语学院刚毕业的陈超等。

贸易部没有现成的业务，全凭个人的关系或送上门的机会做进出口买卖。来自北京医药局的单科长跑北京的进口医疗器械单，来自七机部的邱工忙着给七机部的研究院进口计算机需要的CPU（中央处理器），个子瘦高的小蔡忙着进口小额装修材料，张西甫一上班就把电话打到广州钢厂基建处，争取开门红……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

凡事总要先从了解和熟悉情况开始。在走访了深圳的几家进出口公司后，我发现深圳最畅销的进口产品竟然是台湾产的折叠伞和日本制造的味之素（味精），只要弄上几千打折叠伞或半吨味精的批文，就有需求方将钱打过来，这么做，转手赚几万、十几万块钱没有问题。但我既没有选择做折叠伞，，也没有跟风去申请味精批文。我想，现在申请批文、订货，待交货时．说不定市场已过剩，供过于求。

一天，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我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我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

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从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我带着疑问找到正大康地。接待我的是卢达民先生，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潮州口音：“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厂里正在试运转，设计能力为30万吨／年，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

乖乖，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正大康地能先开L/C（信用证）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只要正大康地肯给卖方开信用证，我就可以背书开给真正的卖方，“空手套白狼”了。

“签合同之后就开出去。”卢先生应承得很爽快。

“付的是外汇吗？”

“对我们来讲，付外汇、人民币都一样。”

“货是外贸部门提供，我要求付外汇。”

“OK。”

我并不清楚东北到深圳的运输情况，但在巨大生意机会的驱动下，我必须硬着头皮往前闯。

首先，我找到赤湾码头询问航线情况。码头经理告诉我，刚建成的赤湾港目前只有从北欧进口的散装化肥货源，还没有开通各地的航线。

“能接受多大载重的货船？”

“万吨船没有问题。”

然后，我找到广州远洋公司询问有无开通大连一赤湾航线的可能。

回答是：近海的航线归广州海运局。探听到广州海运局总部设在沙面，我再次联系。

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

“每月至少两万吨的运输量。”我神气起来，胸有成竹：正大康地、远东金钱各一万吨。

玉米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经陆总批准，独立于贸易一科，成立了饲料贸易组，王石任组长，独立核算。

现在的问题是要雇请个帮手了。

我想到了招待所楼下那座无线电器件装配车间，每天上下楼都会闻到一股硫酸味。找到监工，试探其能否推荐一名打工仔。瘦瘦的监工扭头冲着一个正端着喷灯，呼呼呼，吹化着锡条的工人，“就他行吗？”

他的模样又瘦又小，像个童工。我压制着心中的不满，嘴上回答：“行！”

“多大年纪了？”我问。

“十八岁。”就这样，邓奕权成为我聘请的第一位员工。

◆发票和匿名信

第一单到的货是三十吨的玉米，装了一个车皮，卖给深圳养鸡公司。（注：该公司是后来的上市公司康达尔的前身）深圳养鸡公司将三十吨的玉米拉走，我也要去公司收钱了。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两个条纹塑料大口袋，一边骑，我一边想：“这三十吨的玉米现金用自行车驮回去，不会遇到打劫的吧？可得小心点儿。”

到了红岭路的养鸡公司。我对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提着的编织袋：“货你都拉走了，我来收钱了。”

正抽着烟的袁经理看着我：“发票呢？”

发票？我有点懵了。

在省外经委三年，对合同、信用证等常识还比较熟悉，但却不知道发票是何物。又不好意思问，就猜想可能是收据一类的凭证，“你要发票呀，我回去给你拿。”

回到特发公司，找到财务部要求开个证明。会计是一位刚从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毕业分配来的女生，叫张敏。

“小张，给我开个收款的证明。”

“开什么证明？”身材有些单薄的小张会计疑惑地问我。

“你就写‘卖了三十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一千三百元，共计三万九千元，特此证明’，就行啦。”

“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证明啊？”

“你就开吧，客户要求的。”

小张给我开了证明，上面盖了财务章。

骑着自行车，后座依然夹着塑料编织袋，到了养鸡公司，把证明递给袁经理：“给，发票。”

袁经理接过那张证明条，瞥了一眼，乐得呛着了喉咙，一边咳嗽一边说：“来，小王跟我来。”

把我领到财务室，袁经理从财务抽屉拿出一本发票：“呐，发票上有国家税务专用章。这是专门印制的，证明不能作为发票。你回去告诉财务要发票，她就清楚了。”

再次返回公司，对张敏说：“他们要发票。”

张敏笑了：“早开好了，我还纳闷怎么不拿发票就能收到钱？”

发票送到养鸡公司财务手上，对方给了我一式二联的银行转账单。

我再次敲门，进了财务室隔壁的袁经理办公室。

“怎么没有给钱，却给了两张这样的东西？”我彻底糊涂了。

袁经理又乐了：“小王啊，你回去把这两张单交给财务，其中一联是给银行的，银行见票就会把钱划拨到特发财务。”

半信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