瘢χ谷杂幸恍┮宰陨蓖旎孛隆�
所有各种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自身名分的义理”有关。在特殊情况使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责难时，日本人的要求常常是很奇怪的。比如，有许多校长会因学校遭火灾而引咎自尽。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因火灾使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受惊。也有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而被烧死。他们的死，证明他们对“名分的义理”的高度重视和对天皇的“忠”。至今仍有流传说，有些人在庄严捧读《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偶尔读错，竟然自杀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时不慎，误把自己的孩子起名“裕仁”（当今天皇的御名，在日本必须避讳，绝不能说），因而自杀并杀死其子。
在日本，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对其专业上“名分的义理”要求十分严格，但却不一定靠美国人所理解的高度专业水平来保持。教师说：“教师名分的义理，不允许我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青蛙的属类，也必须装作知道。即使只靠在学校学了不多几年的基础教英语，也不能容忍别人来订正他的错误。“教师名分的义理”所特指的正是这种自我防御。实业家也是这样。“实业家名分的义理”决定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资产已经枯竭，或者他为公司制订的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在“义理”上也不能承认自己外交方针的失败。有关“义理”的上述含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高度地等同起来，对某人的行为或能力的任何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这种对失败和无能等不名誉的反应，在美国也同样会不断出现。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一听到诽谤就气得发狂。但是，我们美国人却很少像日本人那样高度戒备自我防御。如果一位教师不知道青蛙的种属，即使他可能掩饰自己的无知，但他总会认为，老实承认无知比硬装自己知道要好一些。如果实业家对他创设的方针不满，他会认为可以再下达另一种新的方针。他不会认为，必须坚持自己一贯正确才能保持自尊；他也不会认为，如果承认自己错误，就必须辞职或退休。可是，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则非常根深蒂固。因而不能当面过多地说别人专业上的失误，这既是一般礼节，也是一种明智。
这种敏感性在与人竞争而失败时尤为显著。比如，就业时别人被录用了，或者本人在竞争考试中落选了。失败者就会因失败而“蒙羞”。这种羞耻感有时会成为发奋的强烈动力，但更多的则变成危险的沮丧。他或者丧失自信心，忧郁不振，或者怒发冲冠，或者兼而有之。他的努力于是受到挫折。对美国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应当认识到：竞争在日本不会产生如同在美国的那种社会上可取的效果。我们把竞争看做是好事而高度依赖它。心理测验证明，竞争刺激我们做出最出色的努力。在竞争的刺激下，工作效率就提高。而当我们自己一人单独工作时就达不到有竞争者在场时的成绩。但在日本，测验的结果正好相反。这种现象在少年期结束后尤为明显。因为日本的儿童们把竞争多半看做是游戏，并不怎么在意。在青年和成年人中，一有竞争，工作效率就降低。人们单独工作时，进步较快，错误减少，速度也提高。一旦与竞争对手在一起，就既出错误，速度也迅速下降。当他们用自己的成绩来衡量自己的进步时，他们干得最好，如果与别人对照测试，就不是这样。几位日本实验者对竞争状态下成绩不佳的原因作了正确的分析。他们说，如果一个项目采用竞争的方法，被测试者的思想就会集中于担心失败，因而工作受到损失。他们对竞争对手异常敏感，仿佛是对自己的一种侵犯，因而注意力转到与侵犯者的关系上，而不是专心从事工作。（3）
测验表明，接受这种测验的学生，想到可能失败而蒙羞，心理影响极大。正如教师、实业家各自要保持其专业上“名分的义理”一样，他们也十分重视学生对“名分的义理”。竞赛中失败的学生队会因失败的耻辱而采取非常的行动。赛艇运动员会手握船桨扑倒在船上而大声嚎啕，失败的垒球队员会聚成一团失声痛哭。在美国，我们会说这些家伙器量太小。我们的礼节是，败者应该说对方优秀，因而获胜。应该是败者向胜者伸手致意。不管怎么讨厌赛输，我们也看不起那种因赛输而情绪冲动的人。
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日本小学中竞争机会之少是美国人想象不到的。日本的教师们奉命必须教育每一个儿童提高成绩，不能为学生提供机会使他们和其他孩子去比较。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重读一年的制度，同时入学的儿童，一起学习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不是学业成绩。一旦竞争无法避免，比如中学入学考试之时，其紧张状况是无法理解的。每一位老师都知道一些孩子们因没考上而企图自杀的故事。
这种尽量减少直接竞争的做法，贯穿于日本人的全部生活。美国人的最高指示是在同辈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而以“恩”为基础的伦理则极少容许竞争的余地。他们的等级制体系有烦琐规定，把直接竞争控制在最低程度。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因为从制度上说，父亲与儿子不像美国那样有竞争关系，他们可能互相排斥，但不是竞争。日本人看到美国家庭中儿子与父亲在使用汽车及照顾母亲或妻子方面互相竞争的情况时，是以惊诧的语气进行评论的。
在日本到处都有中介人，这种习俗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对峙的明显办法之一。一个人因失败而感到羞耻时，随时都需要有个中间人。因而，在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无数日常事务中，中介人都起着作用。中介人为当事者双方传达对方的意见。或者在诸如结婚之类的重要交往中，双方各自都请中介人，他们先做细致交涉，然后再分别向各方汇报。用这种方式间接进行交往，当事者就不至于听到在直接谈判中必然会招致憎恶或伤及名分“义理”的要求与责难。中介人也会因发挥了这种重要作用而获得众望，并以其成功手段博得社会的尊敬。谈判顺利则仲介人脸上增光，由此而使顺利签订协议的机会增多。中介人还以同样方式帮助求职者探听雇主意图，或将雇员的辞职意图转告雇主。
为了避免造成羞辱以至引起有关名分的“义理”问题，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节以求缓和，把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其范围远不止直接竞争。日本人认为，主人迎接客人必须换上新衣并待以一定的礼节。因此，访问农家时，如果农民还穿着劳动服，那就必须稍待片刻。在没有换上适当衣服并安排好适当礼节以前，那个农民将毫无迎见之表示。主人甚至会若无其事地在客人所等待的同一房间更衣打扮，直到打扮齐整以前，简直就像他不在这个现场。在农村，有男青年在夜阑人静、姑娘们已经就寝时访问姑娘的习俗。对男青年的求爱，姑娘们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男青年则要用手巾蒙上脸面，以便遭到拒绝后第二天无须感到羞耻。这种化装并不是为了不让姑娘们认出是谁，它只不过是鸵鸟式的办法，日后不必承认他本人曾受辱。另外，日本人还有一种礼节性要求，就是对任何计划，除非确有成功把握，尽可能置之不闻不问。媒人的任务之一是要在婚约完成以前，让未来的新娘、新郎会面相亲。他要用尽各种办法使这种会面成为一种偶然相逢。因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就公开了介绍的目的，那么万一谈不妥，就会损害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相亲时年轻的男女分别由父亲或母亲或双亲陪同，媒人必须扮演主人（或女主人）的角色。最方便的办法是安排他们参观每年例行的菊展或赏樱，或者去著名的公园、娱乐场所，这样双方就“偶然”“碰”到一起。
通过以上的方法以及其他许多方法，日本人避免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虽然他们强调有义务在受辱时要洗刷污名，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义务使他们在处理事情时尽可能不致感到受辱。这一点，同太平洋诸岛上与日本同样重视洗刷污名的部族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别。
在新几内亚及美拉尼西亚（4）从事园艺的原始民族中，遇到侮辱就定要愤怒，这成为部族及个人行动的主要推动力。他们在举行部族宴会时，必须让一个村的人议论另一个村子，说他们穷得连十个客人也请不起，是吝啬鬼，把芋头和椰子都藏起来；他们的首领们是批蠢货，连宴会都组织不起来等等。于是遭到挑战的村子就炫耀豪奢和大方，使得来客惊异，以洗刷其污名。提亲及经济上的交易也是如此安排。双方交战时也是这样，敌我双方在搭弓射箭之前，必须互相詈骂。不管是多么琐细的事情，他们也得把它当作非拼一死战不可。这对采取行动是一大动力，而这些部族往往具有很大的活力。但是没有人说这些部族崇尚礼节。
与此相反，日本人却是尚礼的模范。这种显著的尚礼也正可估量他们会如何极力限制那些必须洗刷污名的事端。他们诚然把“因受辱而发愤”看做取得成功的最好的刺激，却极力限制此类事态的发生，认为只应在特定场合或消除此类事态的传统手段被某种力量抑制而无法奏效时才会发生。日本在远东取得统治地位以及它最近十几年来推行对英美的战争政策，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事实。但是，西欧人关于日本人对侮辱敏感和热衷复仇的许多议论，用之于新几内亚那些喜欢利用侮辱的部族，比用之于日本更加适当。西欧人对日本在战败后将如何行动的许多预测之所以往往不能切合实际，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对名分的“义理”所加的特殊限制。
美国人不应当因日本人尚礼而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美国人随便评论人，视同游戏。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对轻微的批评也当做大事。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对“嘲笑”作出的典型反应。他写这部传记时已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他大部分的成年时代，但其感受之强烈却好像仍然生活在他的故乡——爱知县的农村。他是一位颇有地位的地主的幼子，在幸福的家庭中受到无比的宠爱。幼年期即将结束时，母亲去世。不久父亲破产，为了偿还欠债，变卖了全部家产。家庭败落了，牧野身无分文，无法实现自己的宏愿，其中之一就是学习英语。他来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当门房，为的是学英语。直到十八岁，除了附近几个乡镇以外，他未出过远门，却决心要到美国去。
我拜访一个我最信赖的传教士，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国的意思，指望他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非常失望，这位传教士喊道：“什么？你想到美国去？”传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间里，他们俩一块儿嘲笑我！霎时间，我似乎觉得脑子里的血全部流到了脚底下。我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二三秒钟，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自言自语道：“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一说原因。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人则是最不诚恳的。
对人们的发怒，我常常原谅，因为有时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困难时常常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背后谈论，我也能原谅，因为人们遇到别人说闲话时，难免不陷进去。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才会嘲笑无辜者。。电子书下载
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某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的心在叫喊“你为什么……！？”（5）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东西打成一个包袱，背着走了。
他感到“被残害了”，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想去美国学画，却遭到传教士的不信任。他的名分被玷污了，只有实现他自己的目的才能雪除污名。既然已经遭到传教士的嘲笑，他就只能别无选择，离开这里，并且证明他有能力到美国去。他指责传教士时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这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们看来，那位美国人的惊奇是十分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含义的。而牧野先生则是按日本人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日本人对那种蔑视别人以至不屑挑起争吵的人，认为是不诚实、不诚恳。这类嘲笑是放肆的，毫无顾忌的，是对人不诚恳的明证。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既然“原谅”不是对嘲笑的正确态度，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报仇。牧野来到了美国，也就洗刷了污名。在遭到侮辱或失败的情况下，“复仇”是一件“好事”，在日本传统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为西欧人写书的日本人，常常使用生动的比喻来描写日本人对待复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这位最富于博爱思想的日本人，在其1900年所著书中写道：“复仇具有某些足以满足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复仇观念就像数学中必须使方程式的两边相等那样严密，否则，我们总感到心事未了。”（6）冈仓由三郎在题为《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书中，把报仇与日本一种独特的习惯作了比较后写道：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