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万立方米，相当于2—3个昆明湖的储水量。
水，一直是北京颇为纠结的大问题。
《潇湘晨报》2010年6月24日这样报道：“进入6月，北京颐和园团城湖敞开肚皮，在预计半年的时间内，它将‘吞’下来自河北黄壁庄、岗南、王快三座水库的2亿立方米的应急供水。来自数百公里外的调水，将经过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石家庄至北京）应急供水工程总干渠。这也是自2008年建成以来，中线京石段第二次向北京供水。”
据专家介绍，近年北京平均每年缺水在4亿立方米左右。由于地表水可用量越来越“金贵”，除异地调水之外，北京市供水大部分来自地下水，接近供水总量的2/3。
北京水问题专家王建说，北京超采地下水已维持多年，由此造成大面积地面沉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北京多抽地下水，到现在平均一年要多抽五到六亿立方米的水，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而现在北京建成区的面积才1040平方公里”。
地下水历经千百万年形成，其补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它被视为“子孙水”、“救命水”，一般作为战备水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但事实上，为了“在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感觉到缺水，拧开水龙头，自来水还是哗哗地流”，以维持这座有着1755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的日常运作，北京已提前支取宝贵的“子孙水”。
正是在这样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让“三高”企业从北京撤离成了势在必行的事儿。水乃生命之源，谁都不想跟首都“玩命”吧？显然，北京水资源的“焦虑症”由来已久。
尽管为解北京之渴，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于2010年6月4日第二次向北京市供水。但长期关注水资源问题的研究者王建担心的是，调水虽然又一次解了北京的水之忧，但同处华北平原，北京缺水，河北、天津也不例外，调水总非长久之计。曾任职于北京环保局的王建长期研究北京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是北京颇有点名气的水专家。在他看来，北京的水资源问题是“正在累积的生态灾难”的表现，出现这种困局的原因，则是自然降水条件减少和人为的不合理开发。
王建用一组数字佐证了他的观点：以地表水来水量为例，北京地区的主要水库之一官厅水库，1955年至1960年的年均来水量是20．3亿立方米，而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锐减到0．09亿立方米。目前，北京年人均水资源仅210立方米，是中国年人均水资源的1／10，是世界年人均水资源的1／40。在解放初期，北京有约400万人口，而现在人口增加了4倍，“可是大自然的水没有增加4倍”，王建说，北京业已成为世界上最缺水的特大城市之一。
但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首都北京的城市生活用水又是万万断不得的。所以，河北等省市尽管自己也没多少“余粮”了，还是忍痛为首都输血。
然而，专家提醒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颗严重缺水的“心脏”，还在一天天越变越大——1949年建成区面积只有109km2的北京，在202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将扩大到1650km2，城市规模日益庞大，承载它的水资源势必将越来越难堪重负。
这座城市似乎变得越来越贪婪，为了成为“世界城市”，经年累月地扩张，缺水了就从周边城市吸取，没有高端人才了，就抛出户籍诱饵，直到她越变越胖、越来越喘。
“填不满”的北京
其实，早在2007年《北京市关于加快退出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工业企业的意见》就已经出台了。小水泥、小造纸、小化工、小铸造、小印染、电镀及平板玻璃七个行业被列为重点退出的劣势行业。北京还分别为这七个行业制定了退出标准，不达标的企业将逐步被引导退出。
这些企业走了，相应的，在这些“劣势行业”工作的职工，也随即面临下岗、重新找工作的重大问题。而他们的去留，有关部门显然没有精力关注。
不过，在请走“三高”企业的同时，北京也大叹苦水，从2010年初开始，各大媒体频频爆出北京“人才紧缺”的新闻——
《北京日报》讯：“2015年，北京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561公里，按通行每公里需要60名管理养护运营人员计算，届时本市需要3。4万名专业人才，目前人才缺口达两万余人”；《北京考试报》讯：“在北京产业结构调整中，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中有一些新兴产业涌现。像汽车现在已进入千家万户，但汽车销售、售后服务的从业人员缺口很大”；人民网讯：“北京市在城乡建设一体化进程中，医疗卫生面临最主要的是人才问题。应吸引高层次的医学院校毕业生能够主动到基层去服务”；2010年2月17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提前启动外来农民工就业监测及服务，派出工作人员到北京各大火车站等地点，主动问询进京务工人员的就业去向、意向等。据统计，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劳动力市场简单体力劳动人员、治安保卫人员最为“稀缺”……
请注意以上紧缺的人才，都有一个基本的共性，比如：养护员、销售员、售后服务员、基层服务、简单体力劳动人员，他们属于不同的工种，但都不属于所谓的“高端”、“精英”人才。北京大量缺少基层人才，而这样的“苦果”是她自己种下的。同时，北京正在告诉你一个事实：我欢迎你，但是不欢迎他。这中间其实存在一个标准，就是由这座城市对人才给出的“高低”判断。
事实上，所谓“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最大的10个职业”，往往也是相对短缺，因为劳动环境、薪酬待遇、职业前途等因素，大城市本地的失业者、外地户籍大学生不愿意“屈就”。而这些工种也是城市运转、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才更显出北京这座大城市对这类被视为城市“不稳定因素”的“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的排斥和歧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惟英教授认为，目前北京甚至全国的市场调节机制还不完善，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人口过多和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规模，非常必要。”并开出的两个通行药方，一是政府利用价格手段，让水、电等基础产品涨价，逼走实则为北京市最紧缺的“简单体力劳动人员”；二是抬高外来人员落户、居住、就业的门槛，毫无疑问，干保安、服务员、清洁工等工作的人，自然就在这个门槛之外。
这是北京最擅长的“绝招”。她一直抱怨说自己城里的外来人口素质太低，不如上海的好，但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势利眼”。上海2008年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已达到了642。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3。虽然上海人的“排外”一直被全国人民诟病，但从未见上海市政府出台类似限制低素质人口进沪的政策。北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用行政手段解决城里的人口和人才问题。
《新京报》2010年8月2日消息称：“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
因为调研组发现2008年起顺义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了全区65个农贸市场，杜绝了马路市场，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这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控制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发挥房地产业对人口规模调控的作用等措施，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的经验，值得在全市大力推广。
简单翻译上述这段话，大致就是说，顺义区将小门店、小企业扫地出门，使大批“低素质”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同时房价居高不下、房租乱涨，于是一批批外来者陆陆续续收拾包袱走人，而原本打算进城一展所长的外来者走到门口一看城里的人这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也只能掉头离开。
于是，调研组立刻拍案叫绝。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办公室主任李小娟说：“顺义能做的，北京也能做。我们形成了共识：经济发展并不是控制不了人口，北京作为首都必须要控制人口。”
为了控制北京的人口，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给下的这剂药，是良药，还是毒药？
“不能拿弱势群体开刀”，《城记》作者王军认为，北京采取这种方式缓解人口增长很难有大的效果。同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也认为，小商小贩的存在证明社会需要这类人群，政府采取提高门槛的方式必然会相应的提高这些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其结果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跟着提高。
唐钧和王军都认为，北京人口过于集中的根源是由于北京和周边地区发展不平衡所致，所以解决北京人口集中的关键不是驱逐流动人口，而是应该通过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来解决。
要根治北京的“城市病”，首先就得治治她的“中央”心态——自私自利的毛病。如果说北京是个美女，那她肯定是个傲慢的千金小姐，以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端人才就该黏着她、围着她转，而想要讨好她的“低素质”人群，最好都远远地躲着她，哪个不识相的，硬是凑上前，也迟早被她一脚踢出去。
瞧瞧北京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这些年干的这些事儿，不都说明了这个事实吗？
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继2010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率先试点村庄社区化封闭管理后，昌平区也将分三批在100个村推进“封村管理”工作。8月1日，首批44个村启动了工作。（7月29日《新京报》）
北京在多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实施“封村”管理模式，近段时间引起舆论的一片沸沸扬扬。但本地的村民对封闭管理并不陌生。2003年非典期间时，村内第一次实行封闭管理，禁止外村人进入；2008年北京迎接奥运会期间，村内也曾实行暂时的封闭管理。“最初是拉根绳子，奥运时是根棍子，现在是治安亭子”，村干部刘学柱半开玩笑地说。
北京人可以语调轻松地开玩笑，外地人却做不到。在村子北边的一排出租屋旁边，正在教儿子学走路的小刘说：“四面都建起围墙了，还有人巡逻，感觉像监狱。”
针对此事，《江南时报》于2010年7月30日发表评论：“虽说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纠结，和‘一视同仁，不存在歧视’的补充解释，可以平息‘对外来人口做坏的预设，有罪推定’的诟病。可是，在文明开放已成大势的今天，‘封村’有违常识，也难抹几点原罪。”如下：
“其一，用行政手段人为设障，画地为牢，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续”。“其二，规范化管理不等于围墙化封堵，一封了之仍是控制型管理套路，会阻碍区域的对外交流，阉割百姓的日常消费和生活便利”。“其三，封村是重管轻治思路在城市管理中的体现”，也抹杀了外来人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其四，封村是对本地、外地人权利的双重捆绑。当尊严和权利被剥夺，政策合理性也该打上大大的问号”。“其五，封村难逃权力偷懒和傲慢之嫌。它造成的人际隔阂、外来人被边缘化、待遇不均衡等问题，都有待正视”。
哪些人住在北京城郊这类需要被“封村”管理的村子里呢？他们大都是来自安徽、河南、浙江等省的进京农民工。海归或中科院看中的科研人才，北京是不舍得让他们窝在城郊村民的出租屋里的，更不可能对他们实施“画地为牢”的管理。两者一比较，很容易看到北京对待这两类人的差别，是巨大的。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新京报》时评）
美国巴克尼尔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KarlKresl认为，北京想打造一个世界城市，打造创新城市，就必须借鉴其他国际城市的成功做法，“城市不应该成为你唯一的制高点，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大一些，看城市区、城市群。比如说美国的纽约，我们不仅仅把城市周边60公里通行范围，我们可以放到几百公里。这样不仅仅是北京城区，应该把北京周边的区域都容纳进来，作为城市带来考虑，这样会更加方便一点”。
北京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这也是一座非常有理想的城市，她不断地为自己制定新的目标，以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实际上，北京在朝着自己的宏伟目标迈进的途中，也一直有意无意地做着一些违背初衷的事情。在2050年建成世界城市，为此北京要拉拢的高端人才中也包括了“文化创意人才”。然而，为了眼前利益，或是根本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有一部分文化人才流失了。
身穿一套中式服装，手撑一把阴阳伞，站在一个写着“CHINA·拆那”的八卦内，自2009年12月29日启动的“暖冬”计划，黄锐都会以798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每一次抗议活动之中，声援北京朝阳区的艺术家们。
虽然2007年12月19日那天，798工厂被列入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公布的《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中，至此798艺术区摆脱了多年来盛传被拆迁的传闻。但是在商业、名利各种纷争的卷席之下，艺术还是与798渐行渐远。
798成为国际和本土资本最宠爱的文化前哨，也注定因此受其累。大量的画廊看到798所滋生出的巨额利润，纷纷涌入其中。2005年是画廊进驻798的高峰期。房价从最初的0。6、0。8元/平米/天涨到1。8元/平米/天再到3。5/平米/天，这种几倍几倍大跨度的增长，让艺术家从心理上无法接受，有艺术家选择了直接的对抗。
2007年11月以来，798艺术区七星中街多次开挖，引起郝光等艺术家不满。2008年10月，在公开信《吁请北京市领导关注798的种种问题》中，艺术家郝光列举了物业“哄抬房价”、“巧立名目，非法收费”以及“野蛮施工”、“不让车进门”等问题，也带动众多艺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