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了物业“哄抬房价”、“巧立名目，非法收费”以及“野蛮施工”、“不让车进门”等问题，也带动众多艺术界人士发文响应。然而，郝光还是失败了。他最终只能离开798，“不跟他们去维权了，我已想好要去藏区做慈善事业，画巨幅的画作。”
而2009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更是直接将许多画廊“逼”走。即便危机过去了，地价、房租上涨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困扰798的痼疾，也许将永远困扰着798园区内的艺术家和画廊。出走，成了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一批批的艺术家都走了，与早前相比，艺术家只剩下了1/5，”李象群，这位798的早期租户无奈地说。
这就是北京的现状：基层人才缺口大，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紧缺，一批批文化创意人才在流失，而北京还在不遗余力地打出“封村”、提高外来人员进京的门槛等昏招。不从根源着手，只一味在城郊盖房子赚钱，却不能真正利用卫星城来分担中心城区的一部分职能，更别说实现北京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从而让市场来调控人口的流动。北京的“中央”心态实在太严重，无论出点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行政手段去解决，下道命令，出套政策，颁道旨意，其他城市其他人就得乖乖听命。“世界城市”难道是靠一个公章、一纸空文建起来的吗？
更可怕的，不是这些政策不起作用，而是真的起了很大作用。试想一下，一座城市里只剩下一群制造火箭导弹的高端人才，因为他们在城里有房有车有票子，而清洁工、服务员和保安之类的活都没人干，因为城市想尽办法撵走了这拨人。那么，这将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件最深刻地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对中国国内最直接的影响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纷纷向中心、向高处靠拢。尽管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也一直在试图向外界显示她的“有容乃大”。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无论是798艺术区的凋零，还是简单劳动力的稀缺，或者是包括轨道交通专业人才在内的基层工作人员的严重短缺，都让北京这座城市包容性的遮羞布所剩无几。即便你是符合这座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也不一定能够安稳地留下来。因为在北京敞开的大门前，摆着一排又一排的障碍物，比如房价，比如户籍，你必须奋力跨过去，而且一不小心就跌得鼻青脸肿。
3。京华烟云梦
按专家的说法，目前有380万“北漂”在北京工作、生活。有人说，“北漂”除了事实上的人身漂流，还包括一种心理漂流状态——“每天下班后，我总在路上徘徊很久，看着匆匆的行人和一辆辆驶过的车，总感觉自己原来是个孤单的人”，一名“北漂”这样写道。而北京的“不平等”又加深了这种安全感的缺乏：外地人买房需办理暂住证，不能购买各公园的老人优惠年票，“北漂”子女教育也需付出额外的“择校费”……
界定“北漂”，是否拥有北京户口是重要的标准。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有形利益，无不以无形的户口为前提。但很少有人将北京的农民工视为“北漂”，尽管他们同样没户口。“北漂”通常特指拥有大学学历，从事脑力工作的外地年轻人。相比农民工只求养家糊口，“北漂”是带着梦想和目标来到北京的。
然而，正如凤凰网编辑彭远文所述：“权力集中导致资源集中，做不了公务员，来大城市捡点人家嘴角掉下来的碎屑也是好的。套用这个句式：谁都想要挤进大城市，劝是劝不回去的，这不是理想，而是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单枪匹马闯进北京城。据香港《明报》的报道：“演艺圈‘北漂’族在1992年约2万人，目前已达30万。近年，‘北漂’大军呈现多样化。IT业、文学界、考试群体都聚集了大群‘北漂’。一张张年轻面孔，挣扎求存，追寻梦想。截至2001年，在海淀这个高新科技区域，有1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打工。”
尽管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尽管每天经历恼人的塞车和空气污染，“北漂”仍对北京不离不弃。至于原因，有人说京城机会多，有人说自己有“北京情结”，也有人说仅仅因为所爱的人在这里。如果非要按照职业理想归纳，那么，“北漂”一族大多做着两种梦：明星梦和当官梦。
明星梦
1990年，有个叫吴文光的云南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流浪北京》。讲述的正是五位“盲流”艺术者（分别是张慈、高波、张大力、张夏平和牟森）在北京的奋斗并流浪着的故事。
这些人是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群的缩影，代表了一种追求和生活方式。吴文光也是京漂一族，与五个“盲流”有着类似的心路历程。他说：“我和片子里的人物有过类似的生活，希望过也失望过，痛苦过也快乐过，幼稚过也疯狂过。我当时想，我们这群自80年代初满怀艺术梦想，抛弃职业和户口约束盲流在北京的人或许不久都会以各自的方式结束自己‘流浪北京’的历史，我应该动手拍点东西来记录下来。这就是当时拍这部片子的原始动机。这部片子完成之后，整个80年代这一页已被翻过。对于一类中国青年来说，也许是一种浪漫的梦想主义时代的结束，以及进入的90年代会完全是另一种面目，即便是《流浪北京》里的人物，他们操行的‘艺术人生’也可能会变成‘人生艺术’。”
因此，《流浪北京》还有一个副标题——《最后的梦想者》。北京对青年来说是一个理想中的舞台，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来到北京，就能从事他们想做的工作，发挥他们的才能。张慈因为忍受不了云南个旧编辑部的阴冷与平淡，而最终选择来到北京。张夏平来到北京的原因是北京是首都，“北京”两个字吸引人，其实吸引人的是她自己对北京的理想。张大力来到北京是因为他离开了画画，他就无法生存。高波留在北京，是他想拍一些自己要拍的照片，他说盲流就是freelance，每个人身上都应该有一些盲流性。牟森则梦想在北京拥有一个自己的剧团，演一些自己的戏。
但是，他们的梦想却与现实有着激烈的冲突。张大力认为他开始讨厌北京的艺术气氛了，在一大群为生活而奔忙钻营的人中间，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高波对盲流的理解有着矛盾的两重性，认为自己在北京缺乏安全感，但是因为有北京身份证而不必像别的人那样担心户口问题。牟森和高波、张大力一样，有时缺乏经济来源，就得到处蹭饭吃，还总结出了一套蹭饭的诀窍。张慈讲起自己借住在北大附近，北大既是她的食堂，又是她的澡堂的时候，她哭了，因为她没有一个真正稳定的属于自己的家。张夏平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俗话说得好，艺术家就是疯子，她因为生活所迫而多次想到自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意味着面临生活没有着落和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他们还得应付生活的重压，于是在他们的心里，物质与精神正在进行激烈的争斗。
“北漂”齐聚北京而不是深圳、武汉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差不多集中了全国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权威，而且全国人民的目光都聚集在这里。如此优良的环境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营造的氛围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为追逐梦想的“北漂”们提供了最好的“成长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走高端线路是成功成名的最好办法，跟权威们套近乎，期望得到“名师”的指点、提携、包装、推广，以图一夜成名，无疑是很多“北漂”艺人的心底的“小九九”。
在北京城里追逐“艺术梦想”，渴望成名立腕，是“北京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特质。
“北漂”并非自今日始，北京历来就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漂现象”在清末民初就方兴未艾了。北京前门大栅栏和天桥一带商业繁华，也是茶楼酒肆三教九流荟萃之处，自然成为打擂、卖艺、说书、唱曲的理想场所，所谓“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大批民间艺人从天南海北漂到此“撂地儿”表演，建国后家喻户晓的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全宝、白全福、常贵田、张少杰和“评剧皇后”白玉霜、新凤霞等人，都属“北漂”成功的典范。
说起因“北漂”成功的艺术家，就不能不提国画大师齐白石了。
齐白石原籍湖南湘潭，出身贫寒农家，少时当过放牛娃，26岁之前是个小木匠，业余时跟人学习诗词书画，逐渐在绘画上有所长进。1920年，57岁的齐白石背井离乡独闯北京，成为史上最年长的“北漂族”。他以为凭借自己的绘画技术不难在北京谋生，但其画作却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陷入困境的齐白石痛苦反思，始懂得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画法。他身居破庙日夜苦练，师法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等大家，终使“衰年变法”成功，画技日臻完美，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之先河。尤以瓜果菜蔬、花鸟虫鱼为一绝，名气大振，价格也与日俱增不断攀升。1926年，齐白石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名誉教授；1931年，67岁的齐白石在北京买了房子，正式在京落户。
“北漂”们正是跟随着成功者的脚印，前仆后继。远的不说了，这两年成为“北漂”佼佼者的幸运儿比比皆是。于2008年推出了首部个人自传《向前进，一个青春时代的奋斗史》的“傻根”王宝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个出生在河北的农村娃，由一间睡六个人的地下室开始了他的“北漂”人生：“我在北京西站下了车，下了火车之后一看，啊，这就是北京的火车站——北京西站。高楼大厦真高，我第一次见这么高的楼，北京那么大，自己真是一片茫然”；“‘最便宜的宾馆’，也要一百二十块，我身上，一共只有不到600块钱，500块，是自己吃苦受累积攒下来的，80块，是爸爸、妈妈给的。我忽然有些惶惑，在北京，真的最便宜的住宿也要那么贵吗？那我这点钱，够花几天呢？”然而，对拍电影的执著梦想，让傻根在北京坚守了下来。他当然吃了很多苦，这是“北京梦”需要他付出的代价。
王宝强的成功案例，似乎是典型的青春励志故事。但人们习惯在看到成功之后，忽略背后的付出和积累——8岁进少林寺学武，一待就是6年；16岁只身到北京追逐电影梦，兜里只有580块钱，天天蹲在电影厂门口等着被选中，充当一个可能连影儿都找不着的群众演员；直到冯小刚给了他机会，而他牢牢抓住了。
“北漂”一族，确有人成功了，但这些人的成功并非因为他们选择了北京，而是北京选择了他们。“北京梦”人人都可以做，但北京绝不会因为你做着关于她的梦，而对你放低进入她的门槛，因为城里梦想泛滥；你必须为了留在这座城市，为了更靠近梦想而付出代价，每时每刻，但付出多少才算够，你说了不算。
正如雷泓霈在他的文章中表述的：“我赞同有能力、有智慧的年轻人，将青春安放到大城市，可这个‘安放’有前提。‘有能力’意味着，有突出的职业能力和专业素质，不一定拥有光鲜的文凭，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高人一筹，能在人满为患的大城市拥有一席之地。‘有智慧’就更有特殊内涵，仅仅具有专业水平是不够的，更要有较好的社会生存能力、心理能力和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在心理发展上，达到真正的成人状态，面对未来各种挫折和心理的沉痛打击，能够顺利化解，坦然自若。”
缺少上述任何一种特质，仅仅怀揣一个“北京梦”就闯进北京城，那都是不明智，甚至是危险的。
2006年，北京“怀柔小院”的黑幕在记者的追查下被揭开。大白于天下的真相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噩梦。一群20岁上下、以高中学历为主的外地孩子，因从小热爱影视、做着明星梦的。故而来到北京，但几经波折后，八成以上被非法影视公司“输送”到怀柔，聚居到一些不法分子租用的农家小院内，开始遭到院头们各种方式的榨取。
所谓的怀柔小院，是一种“业内”称呼，即聚居着大量北漂演员的农家院舍。这些院舍都是当地居民的，以每个月几百元钱的租金租给一些不法分子（被称为院头）；然后就被用来“圈养”北漂演员。“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放了8张床；床是上下铺，共住16人，过道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床上的被子，则脏得看不清颜色，乱七八糟地堆着”。
孩子们一旦进入这样的小院，基本上就被“软禁”了起来：进来时，院头就想方设法搜光他们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告诉他们“等戏”，但基本上等不到什么大戏。
来自石家庄的小李，由于营养不良，嘴上起了不少恶疮。两个月前她来到小院，每个月得向院头交100元住宿费、100元管理费、80元导演说戏费；交完钱，她就身无分文了。但是两个月以来，她只上过一场戏，没有台词，也没拿到一分工资。“我们平时就是睡觉、想法弄点吃的，没什么事可做。”
孩子们住在院子里，逐渐被院头“分化”。首先，院头花言巧语，以“兄弟”相称，将一部分男孩养成打手，对内“维护秩序”，对外巩固小院实力。女孩子的遭遇更惨，她们经常被强迫出去“陪酒”。很多陪酒的女孩子，都得经过“最后一关”。其中一个17岁的女孩因此已经怀孕两次了。
2006年6月，经过全国媒体的共同关注，北漂演员的问题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半数以上的怀柔小院关闭了。但大部分“北漂演员”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骗人的影视公司仍然存在，他们仍然无家可归。
当官梦
你知道吗？毛泽东当年也曾是“北漂”一族。1920年，青年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也是他后来的岳父）介绍，从长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