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得起。”
可是，童睿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式工作后，他才发现，5000元的工资扣除税、养老金、公积金等费用后，真正拿到手的钱是3700元左右。“我一个月的房租是1500元，而水电煤等费用加在一起也要200元至300元左右，这样算下来，我可支配的金额只剩下2000元不到了。”
童睿说，由于自己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一日三餐即便都吃盒饭，一天至少也要花费30元，一个月的饮食成本少说就得900元。“再加上我的交通费、手机费，以及为了上班穿正装而必须花费的置装费用，我每个月还没有到月底就只能依靠信用卡透支过日子了。”
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十四次主席会议，曾公布一份关于上海市民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市民的总体幸福指数为69。16，指数整体水平为中等偏上；其中，近五成受访者感到幸福，感觉到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上海市民分别为6。7％、41。7％、43。2％、6。8％和1。6％。
张玲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调查结果，原因只有两个：一是造假，二是结果属实，但被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上海本地居民，有房有户籍。
“要是让我选，我肯定选‘不太幸福’那项的。干了四年多了，连个自己的窝还没有，天天在外面啃盒饭，我能幸福吗？”张玲是上海张江地区某台资企业的高级主管，福建人，大学毕业后留沪，目前住在单位给他们那些管理人员集中租借的白领公寓里。
张玲觉得，上海滩最火的周立波说对了一个事实：人不能和蜗牛比。蜗牛生来就背着父母给的房子了。而在上海，像张玲这样的“无房”白领，始终找不到归属感，“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只是一个过客。”
挣扎在温饱线
除了房子，吃饭也是个大问题。
上海浦东大道与福山路的交叉路口上，一对从安徽来的农民工夫妇趁着夜色推出了卖小吃的摊位。他们没有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但是仍然生意兴隆，因为价格低廉。来此吃饭的，除了一些与摊主同是外来打工的人之外，也不乏那些从附近高档写字楼走出来的看起来衣着光鲜的人。
这就是上海白领的“伙食生活”，这种生活让他们在美味营养与便宜快捷之间，迅速地选择了后者。
2009年9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通过对上海主要商圈CBD（淮海路、徐家汇、虹桥、南京西路、人民广场、中山公园、陆家嘴、火车站、八佰伴、五角场、虹口、金桥/外高桥等）近3万白领的生活形态进行连续性跟踪调查，发布了《华东区白领生活形态调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上海白领平均午餐花费18。92元；虹桥白领午餐花费最高，人均26。8元；陆家嘴白领可用餐时间最短，人均28分钟。
问起对午餐状况的看法时，任职荷兰国际集团的蒋小姐开玩笑地表示，除了“狼吞虎咽”他们别无选择。
金融危机对以金融为主的陆家嘴白领影响颇深，高薪的客户经理不但收入严重下跌，并且时刻面临裁员危机。原先悠闲的一至一个半小时外出就餐时间，也被自觉自愿地缩减至半小时以内，调查显示陆家嘴白领午餐时间人均小于28分钟。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西式快餐由于方便快捷即食，成为了陆家嘴白领的首选（33。8％），外出就餐人数由原先的23。5％下滑至16。1％，甚至有部分员工一周有3…4次在会议中忽略午餐，直接以饼干、面包等零食“果腹”。
而对于在淮海路上班的白领来说，在外面吃饭真的很浪费，一个最简单的盒饭都要16元、18元，有的甚至20元、25元。尽管如此，超过半数（57。7％）的淮海路白领仍不得不选择外出就餐。究其原因，是由于老外老板觉得饭菜味容易跑得满办公室都是，明令禁止员工带饭或叫外卖，大家被逼“集体走餐”。
在淮海路香港广场某外资单位工作的李小姐郁闷的是公司地处繁华地段，吃饭免不了等电梯、排队，往往一等就超过半小时，于是水果、零食充饥成了无奈之选。
任职智利驻外商务处的包小姐在外国人聚集的虹桥一带写字楼里上班，虽然月入7000元有余，但是仍坚持自带“隔夜饭”。因为以虹桥地段最多见的日韩系餐厅为例，午餐一顿最便宜的人均也要上百元。还有很多台式、港式的餐厅，一道“蜜汁叉烧饭”或者“蜜汁鸡腿饭”平均20…30元。虽然公司有饭贴，但是远不够外出AA餐。
包小姐说，一般公司都配有茶水间，身边的同事大多自带饭盒，需要时只要把便当放在微波炉里转一圈，或者索性绕道东华大学，每天在高校食堂“蹭饭”。相对价格昂贵的快餐，自家盒饭和高校食堂饭菜更经济实惠。
在上海，白领开销还有一块叫做社交成本，这基本上占到他们月收入的25％…30％。聚会等方面的支出尤其令刚入圈的青年白领大感“身不由己”。
王晓亮（化名）一年多前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他的那个大学生同学群体中，不少人每个月的社交费用已接近工资收入的40％。其中，仅聚餐费就在千元左右。小亮现在世界500强的一外资通信公司工作。
“虽然找到一份不错的外企工作，但我总觉得钱不够花。”原来，他除了基本吃、住、行，社交费用常常使他入不敷出。“我一个月也就和朋友出去吃几次饭，跟同事出去泡泡吧、唱唱歌，但林林总总加起来，也要在1200元…1500元，总要超过预算。”
据了解，不少新白领十分习惯过去大学校园中的低物价消费，突然出现的属于白领特有的高消费让他们措手不及。“我刚进公司，资历比较低，同事提议晚上去酒吧喝酒，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总不可能一个人开溜吧？”王晓亮有些无奈，去普通酒吧人均也就100元出头，但是碰到自己做东“开酒”，一瓶就是1000元，加上其他小食、拼盘，最厉害的一次花掉他1600元。
生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生活，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其实也是白领们疯狂工作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位网友这样形容大上海的“白领”——“干得比驴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装得比孙子都好，挣得比民工都少，看着比谁都好，其实勉强解决温饱”。
生育槛
即便衣食住行的问题都解决了，对于上海的女白领们来说，却还要面对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生育。
《新闻晨报》2009年3月报道了上海东北片某知名高校的三年级女研究生王萧云（化名）艰难的求职经历。
王萧云简历中的社会实践一栏满满当当，各种证书十分齐全，沟通能力也很不错，在一般人看来，她找工作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王萧云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东家”。“有时候在招聘会上和用人单位面对面，明明看我的简历挺满意，可最后还是没有下文。”
有一次王萧云参加了一场综合招聘会，用人单位看了她的学历后，直接把简历退给了她，于是她当面要讨个“说法”，“企业招聘的人回答很直接，如果我是男生就肯定要，本科生也可以考虑，但女研究生年龄到了，进了单位不久就会生孩子，单位还得找人顶替，到时候我复职了还要考虑多出来那个人的安排，觉得很麻烦。”尽管王萧云再三表示自己近两年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但对方最终还是没有给她面试的机会。
在此后的求职过程中，王萧云经常会暗示招聘者，自己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但没什么用，招聘者看到女研究生，就自然而然地和生孩子挂钩了，后来遇到有的企业说他们工作劳动强度大，经常要加班，所以想找男性员工，但我听得出来，还是觉得我今年26岁了，面临结婚生子，承担不了很重要的工作。”为此，王萧云很是苦恼，她甚至准备如果单位接受，她可以写一张“三年内不生孩子”的保证书。
王萧云的烦恼也是目前求职中的女硕士研究生、女博士研究生普遍面临的问题。复旦某文科专业女研究生小沈告诉记者，自己也发了上百份简历，只收到寥寥几个回复，而且至今仍未定下来，“我觉得女研究生求职有很多不利因素，很大一个是生育问题，我们专业的所有女生几乎都遇到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提出，干脆毕业了先结婚生孩子，等这些事情解决后再出来找工作”。
而一些用人单位的招聘者也表示，企业招人肯定要从多方面考虑，不仅是员工当前的能力和状态，还有入职后的可持久性。“毕竟新员工前三年正是勤勤恳恳干活的时候，大四女生年龄尚轻，入职后可以全心工作几年，但女研究生毕业时已二十六七岁了，正是生育的高峰年龄，到时又不能限制人家，还要找人来顶替，而且复职后的几年内又要被养儿育女的事所分心，工作的专注性会大打折扣。”一家中小型通信企业的负责人坦言，招收正处于生育年龄的女员工，单位会更慎重考虑。
华东师大就业咨询中心副主任沈维宇表示，女研究生在就业上遭遇“生育”槛确实比较普遍，“很多单位不会明说，但在录用时却无形地提高其他的门槛”。
为此，一位女大学生在一家公司针对每位应聘者必须填写的调查表中，这样回答问题之一：“谈恋爱了吗？”
她说：“我的EQ很低，对男孩子没感觉。所以，五年内保证不恋爱；五年后万一不慎恋爱了，保证五年内不结婚；五年后万一不得不结婚了，保证五年内不生孩子；五年后万一不小心必须生孩子了……那应该是四十五岁以后的事了吧，你们可以考虑辞退我了。”
为了工作，为了在上海生存，女白领们纷纷表示“三年内不生孩子”，或者“五年内不谈恋爱”，其实都是一种无奈，并非心甘情愿。
根据上海人民政府官网2008年公布的《在沪白领生育意愿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沪上白领生育愿望强烈，平均生育意愿为1。7个。这一结果，无疑颠覆了人们的习惯思维。所谓“丁克”，实际并非是沪上白领们的自愿选择。
30岁的张小姐在沪上一家外企工作，三年前与同为外企员工的裘先生结婚。婚后，双方家长都期盼着能早一天抱上小宝宝，可左等右盼了好几年，却迟迟不见动静。
小夫妻俩直截了当地告诉家人：三年之内暂无计划。追问其原因，得到的答复是“现在生孩子对双方的事业发展不利”：有了孩子之后，受家庭拖累，从事销售的裘先生不可能再经常出差，这些年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客户，就有可能被别人夺走。况且，房贷要还、生孩子后开销增加，势必会影响生活质量；而张小姐眼看再过几年就可以熬到行政主管的位置，这个时候生孩子，不仅影响经济收入，而且以后的职场前途也将面临重新定位。
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抚养费用和就业压力，生儿育女已不再是沪上白领家庭的天然选择。亲爱的，我们生个孩子吧？哦，这可不是你我就能决定的事情，需要先核算一下成本，看上海这座城市是否允许我们这样挣得不多的人享受生育的权利。
3。金融才俊的“高税”梦魇
上海到2020年，也就是10年之后，计划要变成与纽约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个目标，自然要靠人、靠人才去完成。相比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有77万金融从业人员，其中华尔街就有40万人，而伦敦仅金融城内的金融从业人员就有30万。但是，上海全市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只有区区20万，金融人才缺口巨大。
如何尽快填上这个大窟窿？上海最快想到的方法，就是设立金融人才奖，给金融高管们塞钱。但这个钱一开始就是用税收的形式，从金融人才们的口袋里堂而皇之地掏出来的，如今却要以奖励的名义塞回去一些，并希望人才们因为上海的“借花献佛”而深受感动，以致心甘情愿地跑来给你卖命。这就是上海揣着2020年的小九九，打着的如意小算盘。
减税，加人
“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于税收偏高。”在被问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短板”时，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不假思索地回答。
按中国现行税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2000元，分为九级，最低一级税率5％，每级递增5％，最高一级为45％。收入动辄百万的金融高管，几乎都适用于最高一级税率标准。
“按照现在的税法，我们高管收入中的40％都要掏出去缴税。”注册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高管说。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之一的任仕达，于2010年4月8日发布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才吸引力指数”尖锐地指出，虽然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国际金融人才来华工作，但上海在税收、福利、生活、医疗、教育等软环境上可能落后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
根据任仕达国际金融中心税收环境指数显示，香港位于第一，纽约其次，上海位居第三，伦敦排后。
根据其调查，起征点和税率结构对于中高收入者的影响最大。香港税率有4级，最高一级17％，中高收入者的平均税负仅为15％；美国税率有5级，最高一级为35％，对于中高收入人群，其平均税负小于30％；中国内地有9级，最高一级45％，对于年薪过百万的人而言，其平均税负约40％。
据KCS凯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业务发展主管张宝玲介绍，即便是外籍人士，只要在中国工作超过183天，就得按照中国的标准缴税。“虽然目前内地为外籍人士提供住房、教育等五个方面的税收抵扣优惠，但如果和香港等城市相比，内地税负确实要重很多。”张宝玲说。
凤凰卫视曾在2009年8月4日播出《解码陈文茜》栏目中，以“双城争艳，金融海啸后上海香港竞争金融中心”为题，讨论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各自未来十年的战略发展格局，并认为“上海的重新定位，某个程度威胁最大、竞争最大的就是香港”。
“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法治，人才，金融监理为亚洲翘楚，还有货币自由兑换，这些上海短期内都追不上。”
汇丰（HSBC）、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