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样的行走啊！虺蛇啮咬，飞沙掩埋，酷日烧灼；在高山荒漠中厉声呼喊而罕闻回音，却时遭虫豸的冷嘲；你想掘出一眼清泉，来浇灌一个民族饥渴的灵魂，却只见无涯流沙，干枯冷漠；你在暗夜中寻求光，它却隐匿着，吝于透出一丝微茫。你走在一条西西弗式的道路上，只有攀登没有到达，只有劳作没有收获。
但你从不动摇。像古往今来一切大智慧的先知，你总在关注那些歌德所称的“公开的秘密”。在卡莱尔看来，这些“公开的秘密是那种展示给所有的人，却鲜有人能察觉”的“事物的真实本性 ”。九州之上又有多少这种“公开的秘密”。只因独夫沐猴而冠，便有动用国家暴力的宗教迫害。只因统治集团需要利益瓜分，便不惜毁家裂土。盛世喧嚣，淹没着苦难的哀声。政绩建设，上演着弑母的狂欢。权势者的腐败成为时尚标志，宣教者的伪善变作道德楷模。社会生活被治人者有意引向堕落，智慧的声音挡不住意识形态的蛮横。网络有思想警察殷勤照料，言论被宣传官员严加管束。没有个人尊严，它遭受着当权者的恣意羞辱。
没有个人权利，它已经被一党全权代表，却不需任何授权。有谁不知这公开的秘密？ 只因日常不得不与之相处便视而不见、见而不怪了。你却被它折磨得寝食难安，仿佛命运托付给你这个使命，“做一个公开秘密的揭示者”。而这正是先知的使命。每念此，我都被你的大勇所感动，却在心里悲叹先知的命运。这些勇者很少不是悲剧性的。
如今，你离开我们已过半年。先人所说的“生前身后名”，其实早已于你无碍，只剩下亲人和朋友的思念真实而久远。宾雁，你上路时正是飞雪漫天，而今已是盛夏，万物欣欣。
清晨，我行走在林中河畔，你的身影会浮现眼前。还是那条你所熟悉的林中路，我们曾在这条路上漫步倾谈。你在这里时，当是嫩竹初栽，眼下却已亭亭玉立，纤杨细柳亦成浓荫。人说，枝繁叶茂时最宜回忆，我奢想能记下我们近三十年交往的点滴，将这微薄的记忆之光奉献给你。或许它能陪伴你的英魂，度过寂寞的时光。为此，我祈求诗人羽翼的庇护：
“我眼前所有的已自遥遥隐遁，那久已消逝的要为我呈现原型。”——《浮士德》
一、苦寒的拂晓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北风》
一九七八年，我去社科院哲学所《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工作。这是一个不公开发行的小刊物，目的在于更快地收集和反映全国各地的思想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是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调来的任俊明女士。一天，编辑部在开例会，我的座位正对着门口，忽然门轻轻开了，进来一位身材高大魁伟的男子。他是来找任俊明的，看我们正开会，便轻轻一弯腰，对任说：“我过会儿再来”，就转身出去了。任女士回头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刘宾雁，毛泽东钦定的大右派，刚调到《哲学译丛》编辑部。”熟悉中共建国史的人，对刘宾雁这个名字恐怕不会不知。七六年“四五”运动期间，我曾和父亲争论过中共统治二十余年的是非功过，在谈到反右时，我还提起过他。刘宾雁在我心目中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驱，五七年蒙难，死活不知。今天突然出现在眼前，又和我在一个单位上班，让我惊奇又好奇，很想找他聊聊，问他几个藏在心中、长久不得解答的问题。
当时我年少气盛，没想过严格说来我们是两代人了。为了找个和他搭话的由头，我特意去问任女士，他在找什么。任告诉我他在找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资料。我便请资料室刘青华先生帮我收集有关这个主题的目录。青华先生给了我一份东欧国家哲学界的论文目录，我拿上它去《译丛》办公室找宾雁。看到我手里有这么多他感兴趣的文章题目，他极高兴，连连谢我，反复说还是哲学所资料室资料全，让人大开眼界。我问他为何对东欧国家的哲学感兴趣？宾雁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解冻的苗头”。这话的深意我是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解冻”这个词却令我兴奋。
从爱伦堡的《解冻》发表之后，这个词就为渴望自由的心灵所向往。它使我们俩人的对话立即顺畅起来。宾雁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毛头小子如此坦诚，颇令我意外。想想他这一辈 子遭受的苦难吧。在这块土地上，他永远是敌人，伴随他的总是监控、告密、批斗、凌辱。
二十几年下来，他竟对人毫无防范之心。我们一直聊着，一起去食堂打饭。通常中午休息时，宾雁会在译丛办公室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铺块毯子就在这桌上小睡片刻。但那天宾雁没有睡午觉。自那时起，我们常常一起下班，骑车沿南北小街回家，一路交流各种政治信息，谈论最近读的书，想的问题，永远有说不完的话。到东四十条分手，我往左拐回锣鼓巷，宾雁往右拐回三里屯。冬天刮西北风时，看他费力地逆风而行，努力躬着身子蹬车，寒风吹散他已经花白的头发，骑出几十米必定回过头来再招招手。我心中感动，认定这是个今生今世的朋友。其实我比宾雁小近三十岁，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我正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首先吸引我的是阿多尔诺的音乐哲学，因为觉得他对十二音体系的论述太政治化而转读马尔库塞的美学心理学批判。看到宾雁对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有兴趣，我便把马尔库塞的成名作《苏联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他。宾雁读书极快，几天后就把书还给我，说这书很有价值，应该翻译出来。并对我说，其实他最感兴趣的是南斯拉夫哲学界实践派的思想，读了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认为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他一再提醒我应该去读马尔科维奇。我不熟悉这个人，宾雁告诉我，他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当作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七八年初，异化问题在国内哲学界还很少有人关注，宾雁却已经注意到这个概念对瓦解现存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异化是确立人道主义的基本概念。宾雁思想之敏锐，视野之开阔，让我吃惊。有趣的是，宾雁在介绍南斯拉夫实践派时，用的是“新左派”这个词，给我印象极深。宾雁是做事认真的人，几天以后，他就复印了一篇马尔科维奇的长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要我读，说他正考虑编一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想收入这篇文章，要我读完之后把它译出来。真巧，我从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读社会批判理论，宾雁从东方的南斯拉夫实践派读社会批判理论，竟是殊途同归。现在回想在七十年代末，“社会批判”这个概念为何如此吸引我们？更确切地说，为何宾雁会对之如此着迷？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以后现代社会为批判对象的。但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马尔库塞所使用的 Establishment（现存权势集团）完全可以拿来指称专制集团。所谓“单维人”的概念也可指极权社会中受压抑的个人。特别是无压抑文明的概念，对于无往不在枷锁中的国人更有感召力。宾雁关注南斯拉夫实践派，也有几个特别的着眼点。一是以人民名义行使统治权的党政集团，怎样异化为全社会的压迫者。二是马克思的人道理想怎样引出了无人性的社会制度。三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论述怎样变质成压抑人的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它敉平人的创造性思维，使人丧失人性。
这些问题令宾雁思索。因为他曾把青春献给这些理想，却眼见它们成为当权者的谎言，而那些真正信奉和实践这些理想的儿女反遭吞噬。当时我认为对共产政权的决定性批判已经由两部旷世杰作所完成，理论上是吉拉斯的《新阶级》，文学上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但宾雁不同意，他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极坏的转折，他的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是使马克思理论彻底变质的关键。宾雁多次强调，这套理论在中国未得彻底清算之前，马克 思学说中有生命的东西就不可能成长。这真是宾雁的洞见。
七八、七九年，思想界一些有头脑的人正积极地寻找理论上的突破口。当然，他们的努力仍跳不出马克思理论的框架，但一些人希望能够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发掘出新的思想资源，作为批判毛式意识形态的根据。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异化概念就成了这个突破口。宾雁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事有凑巧，当时高尔泰先生刚借调到社科院美学研究室，我常和他在一起聊天，书法，绘画，美学，文学，海阔天空。高先生曾把他为女儿手绘的一大本连环画《大怖龙的故事》拿给我看。作品从人物构图到色彩运用，无不超逸高绝。一次我偶然向他提起《哲学动态》正想组织异化问题的讨论。高先生说，他曾在六十年代写过一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可以拿给我看看。几天后高先生来编辑部找我，拉我到走廊无人处，小心翼翼掏出一摞稿纸，稿纸的边缘已经发黄破损，似有水渍在上。高先生说这稿子文革时，藏在莫高窟某洞室，才躲过劫难。我恭恭敬敬接过来一看，文章题目叫《异化辨异》。当晚拜读，其中某些说法我虽不尽赞同，但文章有理有据，很有价值。后得任俊明女士首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国内刊物上讨论异化问题的文章，高先生这篇可谓滥觞。杂志出刊后，我立即送了一份给宾雁。
之后不到一个月，我收到了从武汉寄来的署名墨哲兰的文章《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范畴》，文中对高先生的文章多有辩驳。作者对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手稿如数家珍，行文极有力量，看得出是一位深思精辩的高人。我将手稿给宾雁看，告诉他讨论已经开始。宾雁很兴奋，还特别问我文章的作者墨哲兰是什么人，问我和作者是否常通信。正是宾雁这一问，我才给墨哲兰去信，三来两往，知道墨哲兰就是张志扬，文革期间被囚禁在单人牢房，手中只有一部《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志扬读它如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读棋谱，真是“烂熟于胸”。也正是有了宾雁这一问，才有我和志扬二十多年不渝的友谊。
当时社科院院部有个刊物叫《未定稿》，负责人是李银河的父亲林伟。宾雁常去他那里看各种资料，总拉上我一起去。银河的父亲温和开通，必把新收到的稿子给我们看，说“能用就拿去发表，活跃思想”。《未定稿》收到的稿子五花八门，从那里可以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国许多人在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惜不管是《国内哲学动态》还是《未定稿》，都不是公开刊物，那些鲜活敏锐、言之有物的文章只能“内部发行”，而且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公开的刊物上，永远是枯燥无味的废话套话。宾雁每次看稿回来，都感慨万千，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都让这个制度压死了”。
宾雁关心的问题范围极广，从哲学理论到现代文艺思潮，从政治学到美学心理学，从宗教到国际共运史。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有意思，要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我吃惊于宾雁的学养。他读书又多又快，范围也广。他使用俄文差不多像母语，英文也好。一天我见他在读一本讲谈社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才知道他还通日文。
宾雁讨论问题的方式很独特。他总要先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他久已信仰的理想，也可能是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干扰动摇了他的信仰。他会围绕这个主题反复诘问。例如对“共产主义理想”这个陈腐命题，宾雁会锲而不舍地追问，“难道这个理想是 全无价值的吗？难道为追求这个理想献身的人都是上当受骗？”但是他又清醒地知道，那么多残暴龌龊、伤天害理的勾当是借这个理想之名而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宾雁。从我们相识到他逝世，其间虽有相当的变化，但这个矛盾时而潜隐，时而彰显，总是挥之不去。宾雁对马克思的那些理想主义的论述有相当共鸣。但是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大多包含在他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了，也就是说宾雁所热衷的是马克思思想中最具哲学性和人道主义的那些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不容于当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 在宾雁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也正是为了探求这个理想，他一头扎进南斯拉夫哲学界的文献中，寻找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中存在的理由。七八年下半年，宾雁花了很大精力编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
他在为这部文集所作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人和人道主义。在这篇没有署名的《编者的话》中，宾雁写道：“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及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占据什么位置？是像苏联历史上那样，把物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摆在第一位而较少考虑人的利益，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把这一切放到遥远的未来呢，还是应该自始就关心人的问题？”南斯拉夫战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苏联历来的哲学思想中被视为抽象物而排除于哲学之外的‘人’，应该占据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
宾雁写这篇《编者的话》大约是在七八年底，虽然发表时已是七九年三月。当时中国社会才开始出现政治变动的苗头。许多文革受难者刚醒过来低头看自己血淋淋的伤痕，而宾雁已经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