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灵。我给先生写信谈我的心得，先生回信说，作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
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先生对此点的警觉与反省坚持不懈，九一年先生在印度寄文章给我，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作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先生这样一个纯厚之人竟如此痛责自己，他内心的深觉，我们晚辈能不悚然？！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人世，再一个月，他的亲信被他的战友下了大狱。一股莫名的欢乐席卷中华大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春天》寄给先生，先生来信鼓励我这篇初中生习作，又说，尘埃落定，你应该读书了。
五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 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先生知我到哲学所工作，很高兴，说哲学所的专业图书在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有购书外汇，每年可以购国外书刊若干，能够随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先生说仅为此就应该好好庆贺一下，约我去他家吃饭。
七八年，时值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校方给先生配了一套新房，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文革中先生在朗润园一直与别人同住，起居读书皆不方便。当时有人劝先生不要离开朗润园，说再坚持一下，别人总会搬走的。但先生太盼望能有一方自己读书的清净天地，故坚持要搬家。大约在三、四月间，我去了先生新居。当时楼刚建成，路都未整修好，楼前水泥管、钢筋、灰土烂泥，一片狼藉。先生新居在一楼，敲开门，先生神情愉悦地引我进屋。我祝贺先生乔迁之喜，先生笑答，不是乔迁，是被扫地出门。想想先生是无奈才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朗润园，我也有些伤感，毕竟那里才是我开启智性之航的港湾。回想与先生促膝窄室，四周典籍环绕，听先生谈古论今，那熟悉的氛围，甚至气味都如在身边。我本天生怀旧之人，在这陌生的新居里，有点不适应。真是新房子，屋里满是油漆、水泥、沙灰的味道，打搅了旧有的书香，往昔的静谧。幸亏那两把旧扶手倚还在，见之如遇故人。不过先生在这里，等几日，书香自会归来。
先生问起我进哲学所后的工作，我告他正在随刘青华先生学做哲学期刊资料的主题分类。先生说你正可借机大量浏览。我告先生其实还难见真学术，大量文章属拨乱反正之作，仍在清理四人帮的思想。先生自然又问及我读书的事儿。自先生七五年底命我攻外文，七八年时我已能对英文原著粗通文意。先生说你能读原著，便要选几部耐读的名著来读。现在你还不到广泛浏览的时候，所以要读得少，读得精，像希腊哲学，伯奈特的《希腊哲学史》是要读透的。先生指点我说这部书哲学所图书馆一定有，但也许借的人多，若你借不到，我从北大图书馆找来给你。遵先生嘱，我找来这本书读。这确是一部博大精深之作，特别是对苏格拉底的阐述独有所见。他强调苏氏提拔精神生活，集宽、智、勇于一身的求真精神。先生以为伯奈特讲哲学家从人格着眼，梳理精神气质与学理探求的关系，很高明。在先生的引领下，我常在所里图书馆留连，果见群书沓来，目不暇接，眼界为之大开。
七十年代末，解冻之始，玄冰渐融，开始有了西方古典音乐、中外名著面世。也上映了一些外国影片。其中有一部日本片子，它改编自日本女权主义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记述日本世纪初贫苦女性被迫漂流东南亚为娼的史实。这些被称作“南洋女”的底层民女，或被骗，或被卖往南洋为娼，受尽折磨凌辱，多数人死而无归。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由于影片涉及到南洋女的卖春史，影片中有些妓院的场景和暧昧的镜头，所以上映后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那天我在所里资料室看资料，碰巧翻到几封有关《望乡》的群众来信，其中有些言辞激烈，大骂影片“诲淫诲盗”、“腐蚀青年”，声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等等。用语极粗鄙、狂热、刻毒，能感觉文革阴影不消，余孽犹存。更可怕的是他们要求立刻禁演此片，并组织专门机构重新审查各类文艺作品，判定香花毒草。当时严家其先生在资料 室，我把这些东西给他看，也谈了我的看法。严先生赞成我的观点，要我写篇文章来辩驳，说他会送给光明日报，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我连夜写完了文章，由于文章涉及到道德问题，题目就定作《〈望乡〉的伦理学》。第二天交严先生看，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我便请他共同署名。我是新人，为尊重严先生，请他署名在先。严先生谦谦君子，说文章是你写的，我只是提了点意见，你当然是第一作者，说着拿笔把稿子上他的署名改到了后面，就拿着稿子走了。两天后文章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了。几天后我收到了先生的信。
先生祝贺我发文于光明日报，说你这是第一次发文章于正式刊物，希望今后能多有议论公之于众，同时鼓励了我的文章，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论题。先生感叹几十年来道德学说荡涤一空，人们只谈阶级而不谈伦理。虽说社会有阶级区分，但善恶标准却是不移的。善恶是人内在品质的表现，并不依人的社会地位来评定，更无涉于个人所操何业。先生引《礼记》
中语“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联。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贫贱屈辱中不失善良与自尊，倒是那些高居人上的帝王领袖常常是大恶之人。在中国古有桀纣，今有四人帮，在外国古有尼禄、卡利古拉，今有希特勒、斯大林。先生说权力、地位并不带来善。权力只在弘扬和实现善时，才是有道德的。可惜世人常以地位、权势、金钱来衡量价值，判断善恶，结果把肆无忌惮的罪恶当作伟大来崇拜，实为大谬。那些大受崇拜之人正不知做了多少大恶，人们却依旧闭着眼睛朝拜。这实在是扬恶抑善的人世大悲剧。先生援引《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与先生几年交往，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炽热。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家国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偶谈及文革中对读书人的摧残羞辱，炽热便化为幽愤，指斥群邪若金刚怒目，大异日常的温文尔雅。此时真如子夏所言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国朝几十年的政治洗脑、思想管制、学术式微，让先生心有隐痛。先生苦恼于讲坛之上难谈真学问，而奉承时尚、照本宣科又必致谬种流传。这个矛盾常常撕扯着先生那样不肯全盘输诚的老一代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哀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先生亦有同悲。在先生看来，文革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道德生活，而这是动摇了立国之本。先生长期致力于道德哲学，对此乱象有较他人更刻骨的体认。先生以为拨乱反正主旨在于收拾人心，而我却以为要在制度的脱胎换骨。与先生争辩，偶有言语过激，先生也不以为忤，总是静静地听我陈述，若觉我乖谬过甚，先生的救治也是引经据典，或示我以必读之书。此次先生来信，指评我的文章，也随带教我Ethics与 Moral在用法上的细致差别。我本对道德哲学所涉甚浅，却提笔妄谈伦理学，先生抓住此点，让我一窥门径。
七八年初夏，有位同窗好友想报考北大哲学系，开始复习功课。我一直忙于调动工作， 未及准备，现在受他鼓舞，也想一试。七八年十月底，先生体检时发现尿蛋白偏高，怀疑肾脏有问题，入住北大校医院检查。我去医院看先生，见他精神很好，似未把这病当回事。见先生依旧谈兴十足，便和先生谈起我想报考的事。先生想了一下，口气肯定地说，我看你不必报考大学本科了。先生说中国大学之前的教育是没有哲学一科的。哲学系本科生入校要从头学起，都是上基础课。你已经有相当基础，再从头学起有些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报考研究生。当时的政策允许有同等学力者直接报考研究生。先生的话让我兴奋，但因不知其中深浅而有些犹豫。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你能行”。
先生说我行，自然就要一试，便问先生取何专业方向。当时从先生读哲学史较多，便问先生是否报考西方哲学史专业。先生不赞同，说读思想史是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基础，专做某一哲学史流派的题目容易限制自己的眼界，成为“专家的专家”。先生说研究题目还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吧。至于报考何处的研究生，先生的意见是不必报考北大，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都是起步不久，哲学所的条件可能更好些。前不久我浏览国外现代哲学时曾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有兴趣，后又被马尔库塞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批判后现代社会所吸引，听先生讲要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找题目，心中便定下了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题目。七九年初便报考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先生的研究生。随后，几个月闭门不出复习功课。待考取之后，因杜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便转在徐崇温先生名下读法兰克福学派，同时继续随辅成先生读西方古典。虽不在他门下，但先生仍视我如弟子，开始新一段收获甚丰的读书岁月。
六入读研究生院之后，我只去了趟哲学系所在的十一学校，便不再露面。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园，上课要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像我这样家在北京的同学除了看着课程表去师大之外，真是自由自在。当时除了专业课，我选了英语提高班和宗教系的课，曾去听赵复三先生讲基督教。念研究生三年，基本上是泡图书馆。除了所里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图在文津街，紧贴北海西岸，是明玉熙宫旧址，屋宇恢宏肃穆。进大门，穿过条石漫地的庭院，沿汉白玉砌就的台阶拾级而上，跨过厚重的古铜色门槛入厅，一股馥郁的书香扑面。高大空旷的阅览室内，一排排笃实古朴的长桌，一把把宽大舒适的圈椅，一盏盏黄铜绿罩、柔光泛泛的台灯；黄昏时分，夕晖透过高高的花棱窗泼洒到光洁的水磨灰地砖上，绘出规则的花纹，宁静、温馨，坐久了便有微醺。
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初都要到北图来查阅新书目，借阅一些北大图书馆没有的资料。
自我开始读研究生，先生便提议每月选一天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我在读书学习中碰到问题可以在北图查书解决。同时可以“见面谈一谈，然后找个地方吃饭”。这个约定持续了两年左右。没有特殊情况，我与先生每月初都会碰头，直到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结束。许多要读的书都是在北图借读的，例如杰伊？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哲学所和北大图书馆都未入藏， 是先生用他的个人借书证从北图借出来给我读的。那时办理北图的个人借书证需要一定的级别。记得当时哲学所有一张北图的集体借书证，需要借阅北图馆藏时得请所里图书馆出面借，很不方便。先生有一张北图的个人借书证，可能是教授的待遇。所以每次在北图见面，我会请先生为我借我想读的书。一天先生听人说起，党的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先生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我大喜，原来只知有内部购书证，现在知道还有内部借书证，于是请父亲单位开了介绍信，由我充当联络人，在北图顺利地办了一张个人借书证。当我把那个深绿色塑料皮的借书证放进口袋时，山川日月一身藏了。
每月享受随先生出入北图的快乐。有时我到晚了，见先生已在阅览室伏案工作，桌上放着一摞书，桌边靠着那支黄藤手杖。先生聚精会神地翻阅抄录，偶尔会起身到目录柜去查卡片，动作轻快敏捷，那支手杖冷落地倚在桌边，有些失意的样子。与先生轻声打个招呼，就去查阅自己的资料。各自工作到中午，还掉书，一起走出图书馆去吃饭。通常沿文津街向东，过北海大桥，绕着团城围墙走到北海南门外的仿膳小吃店用餐。我读研究生后工资涨到五十六块一月。但先生仍坚持由他付账。经我力争，先生同意轮流付账，但几乎每次他都执拗地说上次是你付了，这次该我了。结果我大约从来没付过账。
八一年初春，依惯例与先生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景山西街新开了一家粤菜馆，名叫大三元，今天完事后可以去尝尝。傍晚时分离开北图，沿文津街老路往景山西街。三月春浅，太液西岸新柳初黄，和风轻拂，柔条依依。北海在文革中曾作了公仆们的私家园林，我们高贵的压寨夫人曾骑马园中徜徉逡巡，而今重新向民众开放，也是政府的一份恩德。上得北海大桥，天上飘起绵绵雨丝，北京春雨后特有的那股土腥味扑鼻而来。蒙蒙雨雾中，见左手琼华岛上朱墙金瓦掩映绿丛。不远处，故宫角楼黄昏独立，寂寂似有幽怨。这里是京城最美的一隅。惟靠中南海一侧，庄严华美的汉白玉桥栏已被二米余高，带倒钩的铁栅栏所替，给这柔美秀丽的景致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