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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雄冷冷地问：“道清同志，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上午刚通过的决定，吃了一顿中饭，几个饱嗝一打就变了，再把决定收回来？这严肃吗？”
肖道清忙解释说：“吴书记，我没说要把决定收回来。我的意思是，我好歹也还是平川市委的负责人之一嘛，既然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得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光明正大地把它说出来。”
吴明雄责问道：“肖副书记，你光明正大吗？在第一次常委会结束后，你打了几个电话？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还要我吴明雄进一步给你挑明吗？今天你提出的风险问题，真是刚想出来的吗？我请你注意了，不要搞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那一套！更不要老想着将别人的军！这很不好！”
肖道清脸面上和口气里一点愧色没有：“老吴，我也可以和你说明白，我打过的几个电话都是谈工作。作为一个平川市委副书记，我有权力、有义务在任何时候找任何同志讨论工作问题。我现在打这个电话给你，仍然是和你讨论工作。我再声明一遍，请你记下来：我现在，也就是1995年12月11日下午4时55分坚定不移地认为：胜利煤矿的这个改革试点目前不能搞，条件不成熟，这是我在经过反复思索后得出的结论。如果你本人和常委会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将不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吴明雄火透了，在电话里的吼声连省计生委的秦主任和女县长巫开珍都听得清清楚楚：“肖副书记，我看你又利令智昏了！你真以为你阴一套阳一套就能影响得了一个中共平川市委吗？你说干，这个市委就要干；你说声不干，这个市委就要停吗？我真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现在我也和你说清楚：中共平川市委通过这个改革试点方案不是你肖副书记逼出来的，日后出了任何问题，也不要你肖副书记负任何责任！我吴明雄和平川市委的其他常委们从来没指望过你肖副书记负什么责任！这总该让你满意了吧？！”
肖道清当然很满意，他已把一头暴怒的老狮子推进了必将有灭顶之灾的巨大漩涡。更绝妙的是，在把老狮子踹下漩涡后，他肖道清光明正大地道明了自己对于漩涡的清醒认识，仍保持着一个清白的、不犯错误的光荣记录。
然而，放下电话，在省计生委秦主任和巫开珍面前，肖道清却做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说：“我们这个吴书记，太固执，太专横，对同志之间的个人成见也实在是太深了！”长长叹了口气，又摇摇头说，“我对这个老同志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巫开珍对肖道清的话不作表示。
不了解平川情况的秦主任却议论说：“可能是平川名声大了，吴书记自己的名声也大了，就不把同志们放在眼里了吧？其实，这不好，很容易犯错误哩。”
这时，别说曹务平、束华如、吴明雄，就连料定要出事的肖道清都没想到，事情竟会闹得那么大，竟是一场轰动全国的大风波，而且，想阻止都来不及了。18个小时后，即1995年12月12日上午10时许，平川市胜利煤矿1800名矿工不满改革试点方案，一举涌上京广线集体卧轨，致使连接中国南北两个特大城市的京广铁路运输中断2小时零37分，打乱了全国铁路的正常运行，酿发了震惊全国的“12·12”事件。七十一
后来中央和省委的调查证明，胜利煤矿“12·12”事件发生时，平川市委、市政府的改革方案不但还没有开始实行，也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仅在12月11日晚上胜利煤矿矿级干部联席会上，由矿党委书记兼矿长肖跃进按曹务平的要求先吹了一下风。吹风时，两个副矿长和一个总工程师反应就很大，指责肖跃进卖矿求荣。列席了市委常委扩大会的矿党委副书记姚欣春，也就对除肖跃进之外其他矿级干部的职级安排提出了异议，那口气好像也想弄个民郊县委副书记当当。
吹风会吹出了这么多矛盾，肖跃进不敢大意，先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不得把会上的内容和争执透露到其他干部群众中去，同时，会一散，连夜打电话给正在市里开市长办公会议的曹务平汇报情况。
曹务平很恼火，要肖跃进通知所有胜利煤矿的矿级干部，第二天，也就是12月12日上午8时，到市政府二楼会议室开会，由他和市委常委、民郊县委书记程谓奇一起主持会议，正式向胜利煤矿的矿级干部们传达市委指示精神。
为防止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曹务平要已列席了常委会的肖跃进和姚欣春都不要来了，密切关注矿上8500名干部职工的情绪，作好必要的解释和说明，随时和市里保持联系，绝不能出现赴市群访。
到这时候，曹务平想到的最严重后果，也只是吹风会上的信息由心怀不满的干部透出，几千人拥到市内进行群访静坐，怎么也没想到近在咫尺的京广铁路会被卧轨切断。
这种疏忽带来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12月12日是胜利煤矿全矿发工资的日子，参加正常生产的工人不用说，就是平时待岗的工人也来领工资了。有些奇怪的是，过去待岗工人大都是在下午来，因为矿财务科上午从银行把钱拿出来，下午才可能发到工人手上。而这天一大早就有人陆续来了，到9点左右，矿党委大楼前的小广场上已聚了不下千把号人。
就在9点10分，原矿机修厂车间主任章昌荣和撤销建制的原采煤十区副区长王泽义，首先把一条白布横幅打了出来，横幅上写着“胜利煤矿是全体胜利矿工的胜利煤矿，谁也无权为个人私利卖矿求荣”。继而，又有些旧床单拼起的大幅标语出现了：“打倒工贼肖跃进！”“打倒昏官曹务平！”“胜利煤矿决不屈服！”“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的煤矿和饭碗！”
两面猎猎飘飞的红旗也在这当儿出现了，旗下越聚越多的工人们唱起了被他们改编过的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矿工，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胜利煤矿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矿工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肖跃进和姚欣春这时都在矿党委大楼二楼上，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当年在电影里看过的工潮镜头。肖跃进焦虑万分，先是打电话向曹务平汇报，后来就根据曹务平的口头指示，打开正对着人群的窗户，大声对工人们解释，说这个方案仅仅是方案，还在征求意见。然而，肖跃进话没说完，好多石块、酒瓶就从打开的窗户飞了进来，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砸得肖跃进满脸是血。
肖跃进任鲜血在脸上流，仍大声说：“同志们，大家都冷静一点！没有谁想卖矿求荣，矿上这几年来的处境，你们全知道。联采既然搞得这么好，就算实行全面联采，对大家也没有坏处呀！你们当中有没有联采队的同志？有没有？我敢肯定没有。他们不会过来闹，他们已经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好处！”
这时，又一只酒瓶飞了进来，准确地击中了肖跃进已糊满鲜血的脸，致使肖跃进颅骨折裂，当场昏倒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待他从昏迷中醒来，已是三天后的早晨了，该发生的全发生了。
也正因为肖跃进的昏迷，动乱中的胜利矿和平川市委、市政府失去了一个多小时的联系，事态的发展进入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9时25分，愤怒的矿工自发拥上矿党委大楼，砸毁了肖跃进的办公桌、文件柜，还在办公室的大门上用墨汁写下了“工贼老窝”四个大字。对倒在血泊中的肖跃进，竟无人去抢救。后来，在矿工们拥向京广线时，才有几个科室干部把肖跃进用矿山救护队的担架抬进了矿医院，肖跃进方能死里逃生。主持手术的医生说，如果晚送来半小时，肖跃进的命就保不住了。
面对失去了理智的矿工，党委副书记姚欣春吓得浑身直抖，语无伦次地反复解释，此事与他无关，全是肖跃进和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曹务平一手搞起来的，他是坚决反对的，而且最早的风声也是他冒着风险告诉大家的。
矿机修厂车间主任章昌荣和原采煤十区区长王泽义证明，情况确实是这样，姚欣春才得以从愤怒的人群中挤出去，一声不响地躲回了家，再也没露过面。
9时40分，占领了矿党委大楼的矿工们不知该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时，另一个对联采充满仇恨的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人就是河东村金龙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田大道。
田大道对河西村万山集团与胜利矿的联采仇恨了三年多，既恨肖跃进、曹心立，更恨庄群义。得知市里决定联采进一步扩大到全矿范围，田大道立即意识到自己集团的经济利益要受到重大影响。全面联采后，精明过人的庄群义再不会像过去国营胜利矿那样大方，对他的盗采乱挖让步。因此，一大早，田大道借口到矿上谈一笔井下矿用支架的转让，也到了矿上。
据田大道被捕后交待，发现矿工们占领了党委大楼，他和手下两个集团办公室的人，只是过去看热闹，并没有说什么，做什么。
司法机关拿出当时在场者的证言、证词，问田大道：“你没说什么吗？这么多人证明，就是你第一个提出去卧轨的！工人当时要到平川市委、市政府上访。你煽动说，上访没有用，市委决定了的事，市委不会自己推翻。要解决问题，就得把事情闹到中央去，一卧轨，中央就知道了。‘文革’时造反派就这么干的，当时周总理都出面说话了，问题马上就解决了。这些话你说没说过？”
田大道只得认账。但又解释说，自己当时绝不是别有用心，也绝没有事先和章昌荣、王泽义或矿上任何人一起参与过策划，而是法制观念淡薄，随便说说，说过也就忘了。
司法机关再次拿出了证据：“不对，你田大道不是随便说说，你是做了认真准备的。不是你拿出一皮包百元大钞，对着工人们喊过吗：铁路上轧死你们一个人，我田大道就出一万的抚恤金，轧死100个，我出100万！没事先准备，你哪来这一皮包现钞？！”
田大道无话可说了。
事实是：是日9时45分，民郊县河东村金龙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田大道，在肖跃进办公室门前的敞开式走廊上，挥着一把百元大钞煽起了矿工们冲上京广线卧轨的激烈行动。有些混在人群中的河东村金龙集团员工喊起了“田总经理万岁”的惊人口号，进一步把矿工们的情绪煽到极致。
9时50分，1800多名热血沸腾的矿工打着红旗，扯着横幅，唱着改编过的国歌，从矿东门冲上了1200公尺外的京广铁路……
原胜利煤矿党委书记曹心立这天下午9时52分许，在矿东门口撞上了前往京广线卧轨的矿工们。当时，曹心立手中提着两只开水瓶，想去矿锅炉房打开水，对事态的发生、发展过程全不清楚。待到明白拥出矿门的矿工是要去卧轨时，曹心立一下子呆了。据当时在场的老门卫说，曹心立手中的两只空水瓶当即掉下落到水泥地，一只落地就爆了，一只滚到大路，被矿工们的大脚踏扁了。
曹心立几乎没来得及思索，便跌跌撞撞地冲到路当中，对身边涌过的人流大喊：“同志们，你们不能去呀！京广线是国家的交通大动脉，中断一小时就是成亿的损失呀我们是产业工人，就是饿死也不能做这种事呀！”
人们像没听见似的，一个个匆匆地从曹心立面前走过。
曹心立急了，先是坐在地上，后就躺在地上，想以自己老迈的身体，挡住滚滚人流。在12月12日那个失去理智的上午，这个退休的前党委书记已准备把自己的老命搭上了。
几个参加卧轨的矿工及时地把曹心立从路当中架到了路边，还和曹心立说：“老书记，你退下来了，就别管我们的事了，我们就是要让中央知道我们胜利煤矿现在的事！为国家出了这么多年的力，现在他们要我们去当农民，这是改革么？这是官逼民反！”
曹心立讷讷地说：“同志们，这是谣言，肯定是谣言。我只听说要搞全矿联采，哪有当农民这回事呢？国家哪会让我们这些产业工人去当农民？你们要记住，我们是产业工人啊！”
然而，没容曹心立把话说完，架他的矿工们已回到人流中走得无影无踪了。
曹心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又往人流中挤，一不小心，被一阵人流冲倒了。
意外发生了。
后面的人们没看到这个前党委书记的倒地，许多双大脚踩到了曹心立身上，有几个自己也绊倒了，人流在一时间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等到后面的人发现曹心立被踩着了，才又有人把曹心立抬到路边。
这时，躺在路边的曹心立已被踩得不能动弹了，老人清楚，他受了伤，五脏六腑，甚至心都在流血。这么多年了，他看着这个煤矿从开采的青春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衰败期。这个煤矿曾经多么年轻啊，一九六五年投产，当年年产量就达到六十万吨，高峰期达到过一百一十万吨。那时，天天创高产，月月创高产，谁也没想过它和人一样，也会老，也会病，甚至也会死。更不会想到还会发生眼前这可怕的一幕！
多么可怕呀，我们的产业工人，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把当年用来对付资本家，对付国民党当局的办法，全用来对付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家了。他曹心立最担心的事情，最不想让它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尽管他已从党委书记的岗位上早早退下了。
曹心立挣扎着又往路上爬，想使出全身力气再和矿工们最后说一句：同志们，我们是产业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啊，可路面上已没人了，只有那脚步声，那改了词的国歌声的强大杂音，还在布满煤尘的胜利煤矿的灰暗宅中久久回荡。
歌声在回荡，是昨日的歌。是《东方红》。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就是唱着这些歌走上矿政治部主任和矿党委书记领导岗位的。他就是在这些歌声中一次次走到主席台上去讲话，去给一届届劳模戴大红花的。
那时，一切都多么美好，他还年轻，这个矿也年轻。改革？没听说过。从来没听说过。
闹事？他敢？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抓在革命群众手上。别说闹事，你就是说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