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我上学的学校还在吗?我说。在在在,我的亲人说。从前觉得上学要走好远的路,特别是在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行动格外的不方便。现在一会儿就到了,正是下课时分,吵吵闹闹的里面有好几百个小朋友,是啊,记忆中的瓦房一间也没了。

我们走在街上,还是当年的老街,一间间狭窄晦暗的店面或是人家,上面依然是明清之际就悬在那儿的店号木匾,隐约还有几星残金,竟衬得屋宇分外的苍老。地面都是青石,磨了几百年的一方方石块,光光滑滑没有半个棱角。我应该是走在拍摄古代影片的布景里。

奇怪的童年,像一场短短的荒谬戏,比这一条街还要短。

常常到庙里跟我一起玩的小孩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名字叫“鄂鄂”,很难以国语发音,勉强地发,就是“敖敖”,其实是以小舌抵住喉头上面发出的音,南方人都发得出,闽南音也有,比如说,形容一个人很行,就说“呷敖耶!”的那个“敖”字。

这个敖敖留着一个妹妹头,个子跟我差不多,白胖白胖,是附近难得有的跟我差不多小的小孩子。她很乖,总是安安静静的,我们总是在一起玩,东转西转的,记得她有时把功课带到庙里写。

一九八八年,在母子通信的十几年之后,我才能够去北京重会我的母亲。母亲请了一位客人来看我,起初我也认不得,但是母亲说她就是敖敖,我的小表姐,我一下子就见到了那个留着妹妹头的女孩子,四五十个年头过去了,这一位小老太太,居然还是留着小时的妹妹头!我又从她的那一对大眼睛里看到了遥远的从前。

我想我当年在庙里生活的时间应该蛮长的,大约一年,也许更久。因为原先在合川李府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后来在庙里是一句也说不出来,满口只是阿拉伊拉侬,用语彻底地改变了,我已经变成了上海人。我早已忘记了母亲、父亲、四川等,在小小的心田里,大概以为自己本来就是个小和尚吧?

紧贴着滚滚稻浪迎风翻飞的燕群,房檐倒粘着的燕巢,探头探脑地总是张着小嘴等着母鸟的小小乳燕,院子里右侧种了一片青色的甜蔗,秋日里干爽的空气跟亮丽的阳光,都在我的梦中一再出现,没头没尾的。在什么神祇诞辰的时候,庙里挤满了人,晚上在寺院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插满了香头,星夜里大地望之若天河,一清早,霜露未解,我就去拔昨夜留下的香棍,一大把一大把,师父会为我用这些材料编出各种小房子、小桌子、小椅子,等等。

没有父母的呵护,却有一个至今想来无限感恩、无限怜惜的快乐童年,先是在合川李家,他们视我如珍宝,然后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和尚,在好多比丘尼的照应之下。我想当时如果把我放在和尚庙里,大概不会得到那么多的呵护。是女人,就有母性,无论出不出家。

阿弥陀佛!

南汇清凉寺的两位师父,是我童年时就在此出家修行的僧人,九○年代游上海专诚往访,得以重聚,也是奇缘。

这个时候,姐姐在哪里?她跟我至今依然不得要领。然而那一年我内人跟我到了清凉寺,有两位当年的师父还在,也都有八十多岁了。一位是当年的二师父,我记得她长得好高,冰冷的一张长脸,我有点怕她,但是此时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身高不及我的胳肢窝的小老太太,她说,她还带我到过她在俗的家里去,她的父母亲都很喜欢我。这个时候才知道,让我有鱼有肉可吃的大师父,在“文革”的时候被迫还俗,已经不知去向。庙里大多是从小就让父母送来出家的,有的是因为八字不好,出家就只是希望能借着佛法佛缘存活下去。更多的是家里养不起,还有因为是女孩子,就遭到弃养,庙里便收了下来。看来连一个浪漫的爱情悲剧也没有。在中国这一片广大而又贫瘠的土地上,容不下几许浪漫的空间。

她们问道我还有一个姐姐是不是?在哪儿?可见她们也见过这个小女孩,但是对姐姐的印象却不深,姐姐也在这里住过吗?我后来问姐姐,她却不太记得了。

在清凉寺里,距离我们到台湾来,已经不会太远了。

我还记得我那时是怎么样地告别了清凉寺的,那样的告别式,也忒的别具一格吧?

妈妈出现了,大概是分离的时间太长,我看到她,十分的忐忑不安,又。

妈妈穿了一件浅棕色大衣,肩膀高高的,我觉得她很奇怪,干嘛要耸着肩走路?我是小土包子,没有见过上海女人大衣的垫肩。

妈妈也没有跟我特别的亲热,只是顾着跟大师父说话,一边说一边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人车都很少,她们的话说个不停,大师父牵着我的手,妈妈在她的那一边。我就这么样傻傻地跟着,也习惯了,反正一路碧草天涯,满眼繁花,赏心悦目得很。

走着走着,好像是一辆大军车从后面远远地靠近,停在路边,上面盖着帆布棚子,妈妈先上了车,然后大师父也拉着我上了车,车上已经有好多人,男女老少,都坐在两边的硬板长椅上,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妈妈跟大师父还是在轻轻地说话,说个不停,显然的她们很熟。我看着车子后方倒退的风景,发呆。

到了某一处,还是在乡下,却是两边什么都没有,只见干枯的田地,车子就停在土石路上,是一个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家的地方。扬起的灰尘还未落定,大师父起身,我理所当然的也跟着起身,没想到却被妈妈拉住,我拼了全身的力气要跟大师父下车,人却被妈妈两手拉住吊在半空,空自挣扎。

直到多少年后,上姚一苇老师的课,他讲到戏剧原理中命运问题的时候,说到人被命运控制,就像是吊在钩子上的虫一样,我就马上想起从前的这一幕。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一点劲都使不上。

就这样,连哭都来不及,我们母子又重聚了。我的小和尚生涯,也就从此告终。依身份证所记的年龄推测,我当时刚满五岁,时值民国三十六年。依那个时候的气温衣着的记忆,应该正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冬季,而父亲正在台湾。

中国人

在大陆,跟姐姐相处的时间非常短,也不记得母亲把我们究竟放在何方?姐姐也许大部分时间就在育幼院里,后来又到了托儿所里,她还在上海读过小学一年级,读完了没有不晓得,但是她在来台湾之前,会背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证实至少她有一阵子是在母亲身边的。我与姐姐会合,已经是很快就要到台湾来的时候了,对于姐姐的确实记忆,应当从此时开始。

自从母亲从李本明姐姐手中抢夺了我,他们全家不知如何向我父亲交代,而父亲也回到了南京中央大学。我幼年的印象里,有妈妈爸爸一起在南京中山陵牵手上台阶的画面,也许就是妈妈找到了父亲,讨论着他们跟我们的未来吧?不过当时应该已经处于离婚状态了,这是事后的推断。

那个时候,母亲应该是已经把我跟姐姐从不同的地方接了出来,准备去台湾了。但是我没有父亲与母亲同居的记忆。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否法律上已经完成离婚手续,也无从知晓。但据齐邦媛姐姐跟我说,母亲曾经在台湾登报公开指责父亲,内容跟文辞很是激烈,目前还没有去查民国三十六年的中央日报,实在提不起那样的精神,姑且在此记上一笔。但齐教授不会是个打妄语的人。

下关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心急如焚的李伯母只得把我被亲生母亲抢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父亲的回答却也沉着得很,他说,不用操心,到时候她一定会出现的。

其他的,他一个字也没有。

应该就是在民国三十六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二人到了台湾,这差不多是认识姐姐的开始。她是一个很会生气、常常鼓着小嘴、皮肤白白的小女生。我们要去台湾了,妈妈跟我们讲,然而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也不关心,妈妈问起来,我只担心台湾有没有核桃吃?台湾有没有图画书可读?姐姐却怕飞机掉下来,坚持如果飞机上有降落伞她就不登机,她的逻辑是,既然有降落伞,就是属于会掉下来的飞机,那个小女孩儿有很奇怪的逻辑。

那是架很简单的货机,一般所谓的“老母鸡”,人坐在两边,行李放在中间地板上,一面大网子网着。应该是在冬天,因为我们下飞机的时候穿的都是一袭棉袍,我的是深蓝底的面上有许多米粒般各色的小碎花,姐姐的是粉红的花色,我在头上顶了个有绒球的紫红毛线瓜皮帽子,姐姐的帽子是什么样的我就不记得了。我两边的胳肢窝各夹了一件东西,一边是一只金鸡饼干方盒子,里面装的全是核桃;另一边是一叠绑得十分严实的杂志《儿童知识》,上海什么出版社出版,里面的插图是彩色的。这一摞杂志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那是后话。那年我刚满五岁,要是珍珠港事变的那一年出生的话,则应为六岁。

我们在松山机场落地,虽然是冬天,却把我们闷得一身汗。记忆中是一到了台湾就住在青田街,但是后来姐姐跟我说,我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住在新北投的一栋日式的小院子里,天天可以洗温泉。的确,我最早见到没有穿衣服的女性是妈妈,我们一起洗温泉,她抱着我进浴池,一再地哄我说不烫不烫。除了那一次绑架的时候她紧紧地抱住我,另一次的记忆就是在温泉的黑石头浴池里了。乳白色的温泉冒着热气,用小木桶先洗清了再进浴池,我一下下就闹着要出来,实在太烫。我们住的地方是个小小的斜坡,下面就是新北投公园,园里有喷泉,圆圆的池子,里面养了睡莲,贴水绽放,水里面还有鱼。那个喷泉,至今依然保留着,是难得的日本时代遗下来没有拆除的景致。几米有名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里,男女主角初会与重逢的地方,也就是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就在这喷泉的边上玩,那个时候母亲也许正烦恼着想要怎么样地破镜重圆。

后来想到的是,父亲不肯在青田街接待妈妈,就这一点而论,他们应当已经不是夫妻了,否则不会那么在意男女之大防,而父亲肯定是早已决心不再破镜重圆了。齐姐姐曾经非常努力地要促成他们重聚,苦苦哀求,也是劳而无功。父亲也许想,你这个女孩儿家,懂什么?

母亲对于我们有什么打算?也许曾经很想跟这一对儿女长长久久。至少,她曾为我们取了个以她的姓为姓的名字,姐姐唤作孙心洋,我则是孙心南。一个向往国外,一个向往南方,母亲对于两个孩子的未来,至少有过想法。她也为我们姐弟各做了一件绒布睡衣,在扣眼的边缘里面,分别以毛笔写上“妹妹”、“弟弟”。我八八年去北京与母亲相会,听她叫唤我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也是上海口音的“底滴”,又见到了挂在墙上、她亲自临写的兰亭集序,刹那间,仿佛回到了前世。

下飞机的小棉袍跟我们的睡衣,后来都成了姑妈用的抹布,我私下觉得妈妈留下来的仅有的痕迹都消失了,很可惜,但毕竟没说出口来,大概也不知如何表达吧?想来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情。对姑妈的做法心里是有意见,然而七八岁的小孩儿是不会开口说出来的。大人在乱世之中,想不到这些,长大之后我也能体会。

母亲在身边的最后几天,常常把我和姐姐叫到跟前,好像至少那几天是住在青田街的。她只要开头说一句:“妈妈快要离开你们了!”接着泪如雨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只有跟着哭。母亲有的时候也会说:“以后你们就是马渝光、马国光,不是孙心洋、孙心南了!”我就哭着说我不要做马国光,我要做孙心南我要做孙心南!

青田街房子的右边有两间榻榻米厢房,中间只隔着纸门,晚上睡觉之前,女仆锦娘先为我们铺好棉被。褥子很厚,姐姐有一条日本织锦金光闪闪的被子,先做好了送到家,她就先有了一床好漂亮的棉被,我急得大喊大叫,妈妈赶紧安慰我说我的更好看,是有很多小人的被面,我这才勉强安顿下来。一两天之后,我的棉被也来了,是天蓝细绸底子上面有许多小兵,各个都戴着一顶鸭舌帽,各自都有不同的武器,有的是一把长刀,有的是一枝长枪,或立或跪,都是作战的姿势,个个不同,全都是小男孩。后来回想方知,我的被面上的都是小日本兵,还挥舞着中间有个大红饼的日本旗呢!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民族意识,看到被面上许多小兵,好高兴,觉得姐姐的那床被实在差远了。其实姐姐的被面有可能就是现在精致昂贵的艺术品“西阵织”,比我的蓝绸子上几个小日本兵怎么说都要贵重。

母亲哭得越来越伤心,后来知道了她想要与父亲再度和好,依当时的情况,当然是父亲并没有回心转意。父亲一生一世再也没有提到母亲的名字,没有提到我们为何成为单亲子女。人世的苦,若是真苦,大多是说不出更是不想说的苦,我了解。童年中当然不会这么想,只希望妈妈不要走,其他的都不清楚。

杨家骆教授曾经跟我说了若干关于我父母的故事,无非是一些片段而已。他是史学家,而且,至少可以说跟父亲的交情很不一样,有的典故他是愿意告诉我的。

这是其中的一则:

重庆有许多的山洞,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工的,其中有一处很深的钟乳岩石窟,应当是个可以游玩的名胜,由市政府管理,定期的要打扫打扫。那个年代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在洞中装上各色各样、大小高低不同的彩色灯组,还配合上专业的音响工程,再铺上平坦的步道,天天游人不绝。那个时代那样的钟乳岩石窟,只有自己用手电筒或是火把照明而已,而且不会有什么人进去,大家还在抗战哪。

有一天,正在里面打扫的工人,隐隐约约听到有哭声从黑漆漆的洞里传来,似有若无,时断时续,刚刚听到想要听得更清楚却又没有了,以为是幻听却马上又出现了,两三个人彼此互问,确定里面有哭声,一时吓出一身冷汗。

他们决定朝里面再探探虚实,打着火把,战战兢兢的,一脚高一脚低,一直往里走,在最深深到无路可走的尽头,发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大男人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