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９６６年，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断然拒绝了访问苏联和出席第十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邀请，使他的苏联朋友很没有面子。 原因是在这年２月，苏联判处了两个苏联作家的徒刑，他们被送去接受劳动改造。 他们的罪名是损害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写了一本小说私自出版，并在他们的小说中讽刺了斯大林的恐怖主义。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这一举动是要表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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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萨特：荒谬人格
们与被监禁的两位作家是休戚相关的。 这自然招来了他的苏联朋友们的不满，萧洛霍夫对他们说，那两个人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同时，索尔仁尼琴又觉得萨特始终能够公开发表作品，与资本主义当权者关系暧昧，因而拒绝与萨特见面。萨特对这些毫不在乎，他似乎觉得得罪的人还不够多，回过头来又与美国干上了。 他当上了“罗素法庭”的庭长，要对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伯特兰。 罗素是本世纪少有的几个大哲学家之一，他德高望重，在逻辑学、数学和哲学认识论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罗素所属的罗素家族是英国甚至整个欧洲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 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曾经为英国提供了不少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罗素本来被选定为第二代“罗素伯爵”的继承人，但他放弃了继承权，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特兰。 罗素感到十分震惊，这位身体虚弱，心肠善良，热爱和平的哲学家发现，世界上最文明的欧洲大陆已经退到了蛮荒时代。 他从逻辑学原理和数学公式中走了出来，反对一切流血冲突和暴力行为，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
，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哲学史家曾经把罗素称为在当代欧洲哲学家中，“最年轻、最刚强的一位”。不过，在筹建“罗素法庭”的时候，他已经是９３岁高龄了。从６０年代开始，罗素的注意力就移到了美国，他对美国的战争政策感到十分忧虑，把它看成人类核灾难的主要威胁。美国侵越战争开始以后，这个瘦削苍白的哲学家反美情绪也日益浓厚。１９６５年，美国《一人少数派》杂志的一个编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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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建议，进行一次专门关于越南战争的战争罪审判，得到罗素的赞成。１９６６年初，罗素开始物色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的法官人选，并派他的秘书前往北越搜集证据。 为了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筹集资金，１９６６年７月，他将他的私人文件以２５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一所大学。 他要求他的秘书在选择法庭成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真正有正义感、能够承担义务的人。当罗素的秘书来到西蒙。 波伏娃的家，向萨特和西蒙。波伏娃说明情况，并要求他们充当法庭成员时，善于打抱不平的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立即一口答应下来。 他们当然知道审判的结果不会像纽伦堡审判那样被执行，但罗素法庭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通过对战争罪行的审判，唤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唤起美国舆论的注意。 届时，罗素和平基金会将派出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赴越南调查，美国左翼人士还将提供证明材料。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罗素亲自宣告了“伯特兰。 罗素国际战争罪法庭”的诞生。 萨特在接受《新观察家》周刊的采访时说，他所要出席的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法庭”
，因为这个法庭并不自命为真正的法庭，而且也不打算审判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道德；帝国主义存在于整个历史，它本身逃脱了所有司法和道德的审判。 罗素法庭的目的，是要审查一下，看根据狭义的“战争罪”定义，美国的政策是否就是犯罪。 对罗素法庭只调查美国和南越的罪行而不调查北越的罪行的作法，萨特解释说，他不愿将一群像动物一样被追赶，同时还要在他们队伍中实行铁的纪律的穷苦农民的行为与一支超工业化国家的庞大军队的行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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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１月，萨特到伦敦参加了罗素法庭成员会。 他们在开庭地点的选择上遇到了麻烦。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由于美国是个不好惹的庞然大物，许多国家都不愿意罗素法庭设立在他们国土上。 英国已经首先宣布，不允许任何作证的北越人进入英国境内。 这就排除了把法庭建在英国的可能。 不过萨特这伙人却不怕得罪美国，决心干到底。 当时罗素仍然很乐观，他打算７月在纽约，８月在日本，９月在奥斯威辛开庭。 罗素的秘书要现实一点，他把首选的目标确定在瑞士。 趁法庭选择开庭地点的这个间隙时间，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又到中东去了一趟，因为那儿出现了战争危险。 萨特忙于会见政治家，西蒙。 波伏娃则调查妇女问题。 他们力图为避免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战争作一点贡献。罗素法庭在苏黎士租到一个会堂，但瑞士政府却不准法庭设在他们国家。 于是只好在法国租了一个旅馆，却又因法国政府的干涉而告吹。 萨特写信给戴高乐，问他拒绝让罗素法庭租到旅馆是否基于阻止法庭在巴黎开庭的动机。 戴高乐给他回了信，信中优雅地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
，并明确地答复他的问题说：“是的。”
萨特公布了戴高乐给他的信，并说，法庭一定会开庭，万不得已可以到公海上去开。瑞典政府考虑再三，最后同意让罗素法庭设在斯德哥尔摩，罗素已近９５岁高龄，当然不能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他只好缺席了，不过他还是法庭名誉主席，萨特担任法庭的执行庭长。 听证会在人民礼堂举行。 法官们被提请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美国是否触犯了国际法，实施了侵略行为？第二，美国是否对纯粹民用目标进行过轰炸？如果是的话，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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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程度？
法庭听取了来自北越的证人和越共代表的证词。５月１０日午夜两点钟，法庭作出了美国在上述两点都有罪的裁决，并决定在秋天举行最后一次开庭。在这期间，美国的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有１８万人参加了在纽约的“结束越战春季动员”示威活动。“立即谈判”成了联合美国各大政治力量的口号。 罗素法庭的最后一次开庭如期举行，地点在丹麦的罗斯基勒，距哥本哈根２０英里。 萨特带着他的养女和他的一个学生到了罗斯基勒。 这次开庭审议的内容包括三个议题：第一，美国军队是否使用或试验过战争法所禁止的新武器？第二，越南俘虏是否受到战争法所禁止的非人的虐待？第三，是否存在带有灭绝人口的倾向和法律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行为？
美军的暴行证据确凿，当法庭在三个问题上都判定美国有罪的时候，人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庭长萨特作了题为《越南：帝国主义与种族灭绝》的总结，对美国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全面谴责。 他说，美国在距自己疆界一万英里以外的越南展开战争，是一场针对全人类的种族灭绝，因为它在那里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仅仅是为了逞威。１９７５年，南越政权垮台，越南战争也告结束。 当《世界报》记者问萨特，他认为罗素法庭有什么意义时，萨特说，罗素法庭在美国和苏联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但它却给了北越人道义上的支持，“罗素法庭重申了一个古老的观念：人人都既是邻居的法官，又是邻居的看护。”
（《心心相印》第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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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或者有人会对萨特感到不理解：一个建立在虚无基础上的人生，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巨大的热情，为公众利益，为社会正义奋斗呢？存在主义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不承认人具有什么固有本质，否定了任何先验的普遍价值准则，看穿了人生的空虚无聊，那萨特还在积极追求什么呢？中国的道家早在萨特之前两千多年就看出了人生的空虚，看出世界的存在不过是从“无”中生出来的，但他们得到的结论却是人最好是“清静无为”
，因为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追求，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没什么意思，最好是别去操心，闲事少管。 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是从承认世界的空虚开始，认为世界是从虚无中存在出来的，人的存在是从虚无中开启的，但他的结论却是，正因为人本身不存在，所以人才必须去自己建立自己的存在，正因为人和世界的意义本来是空虚，所以人才需要通过自己的创造向虚无要意义。早在１９４６年，萨特就针对人们对存在主义的种种误解，作了一次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讲演，对存在主义并不主张颓废、并不贬损人的价值和尊严作了论证，对他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所阐述的存在主义作了更为简明的解释。 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把存在主义指责为绝望的无为主义，一种只看到人性的阴暗面，看不到人的善良美好一面的悲观主义，或者否定上帝所规定的永恒价值的颓废主义。 萨特说，存在主义不是别的，它不过是“使人生成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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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一种学说“
，这种学说宣称“任何真理都包含着环境和人的主观性”。
在这个讲演中，萨特把存在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两大原则，第一是“存在先于本质”
，第二是“人必须对他自己负责”。所谓“存在先于本质”
，也就是人的存在是从虚无中来的意思。 与中国道家不同的是，萨特说的这种从无到有的转化，不是一种自然的演化过程，而是人自己的创造过程。所以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也可以表述为：“主体必须作为一切的起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考夫曼编《存在主义》第３０３页）
萨特解释说，人与物不同就在于，物，比如一把裁纸刀，总是本质先于存在的。 工人在制造它以前，就已经有了裁纸刀的概念，它的本质就被预先决定了。 它的存在不过是根据它的本质派生而来的。 如果真有所谓上帝，那么人就是上帝根据他设计的本质创造出来的，那么人也就会和裁纸刀一样，是本质先于存在了。但萨特的存在是建立在“上帝不存在”
这一背景之上的，所以他反对一切人的本质先于存在的理论。萨特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东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质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的，这样东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实在性。”这就是说，人首先存在着，然后才开始得到限定，才把自己创造成他所要成为的东西。 在得到限定以前，人什么都不是。“人是首先就自己存在了的——人在一切之前某种自行向未来推进并自行正在这样推进的东西。 人确实是一种主体生命的设计者，而不是表苔，兰花，或是花椰菜。 在这个自我设计之先，无物存在。 即使在睿智的上天也没有。 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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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计划成为什么时才能获得存在，只是希望还不够。“
（同上第３０５页）
由于人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本质的，所以人就要对他自己负责。萨特说：“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作用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由是，当我们说人对他的本质负责时，我们并不只是说他对他个人负责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
（同上）为什么对自己负责也就是对他人负责呢？
这是因为一个人在自己作选择的时候，他也为所有的人作选择。“因为实际上，在我们选择一个我们所想要做的人的时候，我们所作的种种努力，无非是在创造一个为我们认为当然的人的形象。我们在两者之中作选择时，同时也就是在肯定我们所选择的对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选择没有价值的。我们所选择的常常是较为有价值的，同时没有对我们更有价值的，除非对大家都更有价值。进言之，如果存在先于本质，而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我们也在创造我们的形象，则这个形象是适用于所有人类和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的。 我们的责任因此较我们想象的更为重大，因为它关涉到人类全体。”
（同上第３０６页）所以在萨特看来，存在主义要张扬的，恰恰是人的主体性，是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而且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提供了可能性。 从虚无中来，在存在中生，这就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基本思路。可见，认识到世界的虚无，并不一定会导至消极无为主义。 从虚无到消极退避之间并没有唯一的必然逻辑通路。 在无与有、虚与实之间，也许本来就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森严的鸿沟和绝对的界限。 中国哲学素有“虚实相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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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萨特不是在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业呢？
我们看到，萨特从６０年代开始又批判地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为基础与法国的结构主义展开了论战，与法国资产阶级统治展开斗争。他宣称：“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
但他同时在思想上却又与僵死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在政治上从不依附于任何党派。 他既反对“美帝国主义”
，又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
，既支持以色列复国，又支持巴勒斯坦人回到以色列。 在法国国内，他既与戴高乐大唱对台戏，也与新上任的蓬皮杜总统过不去；既不赞成法国青年的“毛派”分子，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为了捍卫新闻自由，他不顾自己７２岁的高龄，亲自去当老报童，帮被查封的《人民事业报》发报纸。《人民事业报》是一份“毛派”青年在街角和校园兜售的地下报纸。 由于它的观点过激，既要把法国共产党作为“通敌分子”打倒，又要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人民事业报》及其追随者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