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早期关于幸福问题的这一倾向，即用“乐”字代替“福”字，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自觉地进行了这种改变，我们不得而知，而且也难以查考，但是这个改变却包含着新的涵义，标志着中国人对幸福问题的探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幸福这个概念不再只是指人们的外在的生活条件、或者只是物质的生活条件，“乐”字表达了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感受，尤其是表现了精神上的、或者主要是对精神上存在的幸福的感受。要之，中国古代的“福”
、“乐”两字，与现代所用的“幸福”和“快乐”的涵义不尽相同。儒家所指的“乐”
，不是短暂的、个人的那种享乐；它是幸福的高级阶段，是指较长时期的、社会性的、理性指导下的那种精神感受或精神境界。从“福”字到“乐”字，标志着人们对幸福的探讨和理解，已经从低层次的俗文化层，上升到了高层次的雅文化层，这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孔颜乐处——道德与幸福的高度统一A宋代的著名学者周敦颐在教育他的学生程颢、程颐时，经常要他们寻找颜渊与孔子的“乐处”。从此，“寻孔颜乐处”成了宋明道学讨论的重大问题，对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敦颐自己解释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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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５７１
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
①这就是说，道德远比富贵更有价值、更可爱，有了它，即使没有富贵等，心里也不会感到缺憾，而会产生一种很充实的幸福（心泰）感。总之，有了德也就有了福，德就是福。
周敦颐的确抓住了孔子、颜渊的人生价值观，尤其是他们的幸福观的真谛。孔子不断教育他的学生注意道德，不要汲汲于贫富得失。他提倡“贫而乐，富而好礼”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君子坦荡荡”
，由于“内省不疚”而“不忧不惧”。也就是说，人生幸福在于心理上永远保持平静和充实，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自己的道德完善，而不应计较于个人财富的多少，职务的高低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
孔子表白自己的生活态度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饭蔬食，饮水，曲肱而忱之，乐亦在于其中矣。”
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特别是他赞扬自己的学生颜渊时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段话，集中地表明他的幸福观。在他看来，幸福在于精神，而不在物质；在于奋斗，而不在于享乐；在于道义，而不在于个人的遭遇。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谈到君子有“三乐”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里既有履行自己的家庭义务，事亲从兄；也有自己的道德充实和完
①《通书。颜子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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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善；更谈到他作为教育家的一种独特的幸福，为社会培育英才。此外，孟子有个重要的关于幸福的思想，就是主张“与民同乐”
，把自己的幸福与社会上人民大众的幸福联系起来。
这个命题他虽然是对国君等少数人谈的，却有着普遍意义。
个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的幸福与人民大众的幸福分不开；真正的幸福和高尚的幸福，应该是与人民大众的幸福连在一起，以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幸福。北宋的范仲淹发挥了这一杰出思想，在著名的《岳阳楼记》里，他指出真正的仁人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即超越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环境，超越个人的得失和遭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段名言不但在中国早已脍炙人口，而且飘洋过海，影响了许多国家地区的人民。
同是北宋时期的张载，把人生幸福的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西铭》里，他不但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论点，“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表达了高度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谈到“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里，他看透了人生，认为贫富贵贱等外在条件，并不重要，只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对我们都有好处。人活着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命运，死去就是大休息。总之，对生死问题等也要淡然处之。从表面看，这种思想似乎有些消极，甚至含有宿命论的成分，接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实二者之间大不相同。儒家认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实践道义，而不是像道家那样只是养生贵己，他们所谓的“顺事”人生，其实就是以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道义去履行自己对家庭和社会所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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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７７１
的义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种关于幸福的感受和境界，不能不说是非常高尚的。
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A儒家讲的乐，也就是他们的幸福观，本来就陈义甚高，能够真正实现的只是少数所谓圣贤君子，而到了宋明道学那里，更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宋明道学的各个学派，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功夫，成贤成圣，现实中的幸福问题几乎没人再提及。
明清之际出现了时代转变的风雨，与早期市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一个早期启蒙的思潮悄然兴起。站在时代前列的杰出思想家们开始更深入、也更现实地讨论了关于幸福的有关问题，然而这个讨论是以极严肃的形式进行着，学者们讲的多是天理人欲，很少提及幸福这类词句。
首先是王夫之（船山）
，他指出人欲与天理，亦即人的自然欲望与道德都是出自同一个根源，二者并不矛盾。
“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
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理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
①“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理至处，则欲无非理。”
②同样，人的性与情也不是截然对立的，“性情相需者也，始终相成者也，体用相涵者也。”
③性是情产生的内在基础和机制，情是性的
①《张子正蒙注》卷三。
②《读四书大全说》卷六。
③《周易外传》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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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现实内容和外在表现。与此相应，王夫之又提出“珍生”与“务义”
，既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又极端重视人的道义价值，当然“义”的价值高于“生”的价值。他说：“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
①
清初的戴震（东原）进一步发展了王夫之的思想，他认为人生而有欲、情、知，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情与理相互联系，“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欲与理也是这样，“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
②总之，人的道德义理不过是感情欲望的适度发挥和圆满完成，绝对不像宋明道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二者相互排斥。
因此，“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则己矣”。但是这种达情遂欲不只是个人、自我，而是要由“遂己之欲”
，推广成为“遂人之欲”
；从“达己之情”
，推广为“达人之情”。最后实现“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不情无不达。”
③即是要满足天下所有人的感情欲望的需要。
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学者的人生幸福理论，后来被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继承和发展，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康有为的“去苦求乐论”。
他不但摆脱其先辈们的严肃面目，大胆揭出幸福的旗帜，而且还一反古代中国德重于福的传统观念，强调应以乐苦来判定善恶，指出，人的求乐免苦的追求乃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还设计了种种关于去
①《尚书引义。大诰》卷五。
②《孟子字义疏证。理》卷上。
③《孟子字义疏证。才》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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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９７１
苦求乐的具体措施，这些思想都已超出了中国古代的关于幸福的理解，而与近代世界文明接了轨。事实上，康有为诸人的关于幸福的理论，也确实接受了不少西方的影响。
总之，中国尽管具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种种文化特点，但是在人生幸福问题上也和世界上各个民族一样，进行了持续地探讨和追求，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提出和解答了一系列关于人生幸福中的哲学问题，例如幸福与机遇，幸福与道德、幸福中的客观环境与主体感受、物质条件与精神因素、感性欲望与理性规范、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及社会幸福等等问题，各个时代的人们都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方面作出了不同的回答。虽然不免“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但是皆有发明，皆有所长，也时有所用，其中每每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因素。
谁能把古代近代的中外思想家们关于幸福的思考融汇贯通，再加以发展，提出一个科学而又全面的关于人生幸福的理论呢，这个责任历史地落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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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小 结
第一编 小 结A纵观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每个时期的每个伦理学派别，甚至每个主要的思想家，都曾经对幸福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他们的理论研究构成了人类探索幸福、认识幸福的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的研究材料。从横向角度看，他们讨论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关于幸福的定义。
理性主义幸福观一般是从精神领域、道德领域来定义幸福。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肯定幸福中的至善因素，认为幸福是与人的德性相一致的。
但在具体理解上，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苏格拉底强调知识→道德→幸福的观点；柏拉图则要求人们克制情欲以获得幸福；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定义具有更大的真理性，他把幸福看作“合于德行的现实活动”
，这就使得幸福包含了有关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这种更深刻的理解。到了近代，斯宾诺莎把幸福直接定义为“德性本身”
，而康德认为幸福存在于至善之中，这既显示了理性主义幸福观关于幸福的定义从古代到近代理解上的继承性，又表现了思想家个人的理论特色。
感性主义幸福观主要从感性领域来定义幸福。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很容易看出，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到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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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１８１
维修、霍尔巴赫再到费尔巴哈，他们对幸福的定义一般都依据他们所认定的“趋乐避苦”的人的自然本性，并把幸福定义为获得快乐和避免痛苦。
而且主要是感官上的趋乐避苦。
当然，霍尔巴赫在幸福的定义上还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幸福是一种存在方式，因而，人与他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与和谐使得人们感觉到幸福的存在。尽管霍尔巴赫幸福定义的出发点仍是趋乐避苦，但是，他把幸福与人所生存的周边环境结合起来考虑的观点，对感性主义幸福观的幸福定义是一个较重要的改进。
比较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幸福观的幸福定义，我们看到，他们都抓住了幸福本质的某一方面——理性的一面，或者感性的一面。所以，他们的定义都在部分程度上反映了幸福的某一方面特征。但他们又都没有能够从全面的角度来考察幸福，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历史证明，要对幸福作出一个正确的定义，必须对人的本质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决定着对幸福的理解。
功利主义幸福观对幸福的定义，在其以趋乐避苦的自然本性为理论基础这一点上，与感性主义幸福观有相同之处。
但是，功利主义幸福观还强调幸福必须符合功利原则，也就是说，它比感性主义幸福观增加了关于快乐和痛苦数量上的计算理论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口号；在实践意义上，这样的改进有更强的感召力。但是，由于功利主义幸福观对幸福的讨论依然根据“趋乐避苦”
的所谓自然本性，所以，无论他们的快乐计算还是“最大多数要人最大幸福”
，其最终落脚点还是个人的感官快乐。
如果不改变幸福定义的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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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小 结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能是空中楼阁。
基督教幸福观对幸福的定义，其谬误是一目了然的。按照奥古斯丁、阿奎那和马里坦把幸福定义为信仰上帝的观点，人们似乎不需实际的努力，只要整天诵读基督教教义、把自己的身心都融合在上帝之中，就能获得幸福了。天底下岂有此等好事！人类的幸福只能依靠人类自身，上帝主宰不了人类的幸福命运。
基督教幸福观关于幸福定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在人类自身之外又臆造了一个可以支配人类的超然的上帝，这是对人类自身能力的否定。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对幸福的定义主要是与德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主导观点认为，一个人具备了完善的德行就是幸福，这与西方历史上理性主义幸福观的思想传统相似。
但是，中国古代的幸福观又常常把幸福与人的寿、富、贵等因素相联系。因此，幸福被看作人的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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