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那些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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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自希伯来人的联邦和他们的历史引出一些政治学说来５６２
的品性和高尚的道德引起了一般人的仇恨的那些人，公然辱骂他们的意见，并且煽动民众强烈的激情来反对他们。外面罩上了一层宗教的美丽的外衣的这种过度的放纵是不容易压抑的，特别是当统治当局引进来一派人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这一派人的头目；因此人家不把他们看做神权的解释人，而是看做是宗派里的人，那就是说，看做是承认宗派的领袖所拥有的解释神权的人。 关于这些事物官吏的权力就远比不上宗派的领袖之权，宗派的领袖的解释是国王们不得不唯命是听的。在一国之中为避免这些弊病，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使敬神与宗教只在于行为，那就是说，在于行公正与仁爱，每人别的方面的断定则听其自由。 关于这一点我即将详加论述。Ⅲ。 我们知道无论是为国家或为宗教打算，把决定什么是合法或不合法之权授与统治权是多么必要的。 如果这种判断行为之权给了上帝的每个预言家，对于国家与宗教就有很大的损害，就更不应该授与那些既不能预言又不能做出奇迹的人了。 以后我也要对于这一点详加讨论。Ⅳ。 最后我们知道，对于国王不习惯，有一全套法律的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君主国是多么有害的。 人民既不能容忍这样的一个政权，王权也不能服从低于它的任何人所设制的法律与民权。 更不能希望一个国王维护这样的法律。 因为这样的法律其创制不是为支持他的统治，而是为支持人民的统治，或是为支持什么从前统治过的一个议会，所以保护民权，国王就好像是个奴隶，不是个主人。 一个新君主国的代表要极力想法子创制新的法律，为的是夺取统治权以为己用，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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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削减人民，一直到后来人民觉得增加王权比削减王权更为容易。但是我不能略过去不说铲除一国君主也是同样危险的，虽然无人不承认他是个暴君。因为他的人民对于王权习惯了，不会服从别的政权，对于任何不那么严厉的控制都加以轻蔑嘲笑。所以，从前的预言家发现，如果铲除了一个君主，必须有另一个君主来代替他。这个取而代之的君主要是暴虐的，这是出于必然，不容选择。 因为，他如何能忍耐看到人民的手有君王的血腥气，对人民篡弑高兴，以为是光荣的伟业呢？
犯了这种行为，不是让他自己看的一个例子，一个警告吗？
如果他真想当一个国王，不想承认人民是国王的法官与他自己的主人，或操不稳固的政权，他就必须为前于他的那个国王之死报仇，为他自己设想以警众，怕的是人民胆敢再犯一次类似的罪。可是他不容易借屠杀人民为暴君之死报仇，除非他维护暴政，认为前于他的那个君王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样就步了他的后尘。所以这样才会有些民族常常更动他们的暴君，但是从来没有把他们铲除，或者把君主政体换成另一个政体。关于这件事实英国人给我们以一个可怕的例子。 他们探求怎样在法律的形式之下废除他们的君主。 但是当把他废掉之后，他们完全无法改变政体，流了不少的血之后，其结果是须以一个不同的名义欢迎一个新的君主（好像原只是一个名义的问题）
；这个新的君主能巩固他的势力的唯一方法是完全灭绝了皇族，把国王的朋友无论是真的或疑似的都处死，借战争来扰乱和平（和平可能滋长不满的情绪）
，为的是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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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注意新奇的事项，转移人民的心，不想国王的被杀。 但是，最后人民想了一想，除了侵犯了合法的国王的权利，使各种事情每况愈下之外，人民为国家的利益一事无成。 所以人民决定走回原路，愈快愈好，直到看见完全恢复原来的情形，才肯罢休。也许有人反对道，罗马人很容易地除掉了他们的暴君。但是我从罗马的历史里对于我的主张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佐证。虽说罗马人是很长于除掉他们的暴君与改换他们的政体，因为在他们的手中操有选举他们的国王与其继任之权，又因为其中是一些叛乱分子和罪犯，还没有长久习惯于帝王的羁绊（六个国王被人民处死了三个）
，但是他们没能做出任何成就，只不过是选出来几个暴君来代替一个暴君，那些个暴君使人民长期呻吟于外战内战的情形之下。 最后又把政府换成与君主政体只是名义不同的一种政体，正如在英国一样。至于说荷兰合众国，我们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过一个国王，只有伯爵，这些伯爵从来没有得到统治的全权。 荷兰的各省在雷赛特伯爵作使节的时候，显然是以首长的资格作出他们的决定。他们的手里永远操有使伯爵们尽他们的职务之权，操有保持此权与人民的自由之权。如果他们的统治者暴虐无道，他们有不少的方法来显示他们的权力，他们能施以约束。 若不得他们的同意与认可，是万事不能行的。这样统治之权一直是操之于各省，虽然最后一个伯爵想法篡夺此权。 所以各省放弃此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特别是因为他们刚把他们最近几乎失掉的原来的主权，恢复起来。所以这些例子证实了我们的信念，就是，每种统治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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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其原有的形式，而且确是不能把它改变而没有毁灭全国的危险。 这就是我在这里认为值得说的几点。
第十九章 说明关于精神力面的事物之权全靠元首，如果我们要正确地服从上帝，宗教的外形应该合乎公众的安宁
我曾说过，执掌统治权的人什么事情都有权过问，所有之权都有赖于他们的命令。 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不只是指世俗之权，也是指宗教之权而言。 他们应该是二者的解释人与战士，不仅是世俗之权是如此的。 我要人在本章中特别注意这一点，把这一点详加讨论，因为许多人否认裁决宗教问题之权属于统治权，并且拒绝统治权是神权的解释者。 所以他们随意责难统治权，甚至把统治权逐出于教会之外，像从前安柏欧西斯对待西奥都西斯皇帝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要在本章中证明他们之用这个办法是为分裂政府，为他们揽权作准备。 可是我先要指出，宗教之获得法律的力量完全是由元首的命令来的。 上帝借现世的统治者以临民。 除了在这个意义下，上帝在人民之中是没有一个特殊王国的。 不但如此，宗教的仪式与敬神表面的礼节应该合乎社会的安宁与幸福，因此只应该为统治权所决定。 我这里只是说敬神的表面仪式与宗教的表面的礼节，不是指敬神本身而言，也不指内心对上帝的崇拜，也不是指使内心一心一意崇敬上帝所用的方法。内心对上帝的崇拜与敬神本来属于每人的私权，是不容让与别人的（我在第七章之末已加说明）。
这里我所说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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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说明关于精神力面的事物之权全靠元首９６２
的王国的意思，我认为可以从第十四章中所说的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我在那里曾经证明，一个人按照上帝的命令，借公正与仁爱的行动以崇拜上帝，是最能满足上帝的律法的人。因此之故，仁义具有法律与命令的力量的地方，那就是上帝的王国的所在。有些时候上帝通过我们天赋的能力以教人，命令人，实行仁义。 又有的时候上帝做出特殊的启示。 我不承认二者有什么分别。 而且，只要是这种仁义的实践启示出来成了人们的最高无上的律法，启示的形式也是无关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能证明公正与仁爱只能借统治者之权获得权能与法律的力量，鉴于统治者之权是操在元首的手里，我就不难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宗教只能借有权命令人的人获得权能的力量，上帝只借现世秉权的人来统御人间。 由以上所说可知仁义之行只借统治权以获得法律的效能；因为我们在第十六章中说过，在天然状态之下，理智之权并不大于欲望，而是人无论是循理智的规律，或是循欲望的规律以生活，其所操之权是与其能力一般大的。因为这个道理，我们无法设想罪恶能在天然的状态之下存在，也不能想像上帝以一个法官的地位来惩罚人的过失；而是我们认为万物遵循普泛的自然的一般规律，敬神与不敬神者之间没有分别，纯洁的人与不纯洁的人之间，也没有不同（如所罗门所说）
，因为是没有公正与仁爱的可能性的。为的是理智的真正的训诫，那就是说（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说）
，真正的神的训诫可以绝对得到法律与权力的力量，每个人必须把他的天赋之权让出来，或交付给整个社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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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某个团体，或交给一个人。 然后我们才开始晓得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所以，公正以及理智所有的训诫，包括爱人在内，其得到法律与命令的力量，完全是通过统治之权，那就是说（如在同章中所说）完全有赖于有统治权的人的命令。 因为既是上帝的王国完全在于用于公正与仁爱，或真正的宗教的权力，则（如我们以前所说）上帝的王国只能借统治之权在人间存在；无论宗教是为我们天赋的智能所了解抑或借助于启示，都没有什么分别。 两方面的论证都是正确的，因为同是一个宗教，同是为上帝所启示，无论为人所认识的方法是什么。这样说来，为的是为预言家所启示的宗教可以对于犹太人有法律的力量，每个犹太人必须把他的天赋之权让出来，并且所有的犹太人都一律同意他们只遵从通过预言家上帝所启示于他们的诫律。 这正如我们所说，在一个民主国中，人民一律同意大家都遵守理智的命令而生活。 虽然希伯来人进一步把他们的权利交给上帝，他们是在理论上能够如此，而在实践上则不是如此，因为事实上（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
，在把统治之权交给摩西之前，他们是绝对保有此权的。 摩西这回成了一个绝对的国王，结果是上帝只是通过他来治理希伯来人。 因为这个道理（那就是说，宗教只借统治权以获得法律的力量）
，有些人在未定契约之前，也就是他们的权利仍为他们所有的时候，不守安息日（《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七节）
，摩西是不能惩罚他们的。 但是在契约订定之后，可以惩罚他们（《民数记》第十五章第三十六节）
，因为那时候每人已把他的天赋之权让出来，安息的命令已经获有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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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说明关于精神力面的事物之权全靠元首１７２
效力。最后，因为同样的理由，希伯来国灭亡之后，天启教就失掉了法律的效力；因为，无疑地，犹太人一把他们的权利交给巴比伦的国王，上帝的王国与神权就完了。 因为他们答应服从上帝所有的命令那个誓约废除了；以此为基础的上帝的王国也就中止了。 希伯来人不能再守这个约，因为他们的权力已经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巴比伦国王。 我们在第十六章中已经说过，他们事事都得服从这个国王。 耶利米（第二十九章第七节）
特别拿这件事告戒他们：“我所使你们被虏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主。 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那么，他们为城谋平安，不能说是有权过问政府，他们只是奴隶而已，事实上他们是些俘虏。他们事事服从，以避免叛乱，遵守这国的一切法律，与他们自己的法律那怕很不相同，借此以求城的平安。这样看来，十分显然，希伯来人的宗教只是借统治之权以获得法律的形式；当那个统治消灭之后，宗教不能再认为是一特殊王国的法律，只是理智的普遍的训诫而已。 我说理智，因为普遍的宗教还没有借启示为人所认识。 所以我们可以得一概括的结论，那就是，宗教无论是借我们的天赋的智能，或借预言家的启示，完全是通过握有王权的人的命令，以获得命令的效力；而且，上帝借君主而统治，除了在这个意义之下，上帝在人间是没有王国的。在第四章中所说的话我们现在更加明白了，那就是，上帝所有一切的法令都含有永恒的真理与必然，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上帝是君主或立法者为人类立法。 因为这个理由，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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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无论是借我们天赋的才能，或借预言家启示出来的，并不直接自上帝获得一个命令的效力，而是由拥有统治与立法之权的人间接得来的。 上帝只是用这种方法统治人间，用正义与公道统御人间的事情。这个结论由经验可以得到证明，因为我们只能在公正的人有势的地方见到神的正义的痕迹。 别的地方，把所罗门的话再说一遍，公正的与不公正的，纯洁的与不纯洁的人，遭到同样的命运。 这种情形使很多人对于神命怀疑，他们以为上帝直接统治人们，并且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以支配天地万物。那么，既是理智与经验都告诉我们神权完全有赖于俗界统治者的法令，则俗界的统治者自是神权的正当的解释者了。至于其何以是如此，我们立刻就可以明白，因为现在我们应该说明宗教外表的形式以及敬神的表面的常礼，如果我们要正当地听从上帝，应该使之合乎公众的安宁与幸福。 把这一点说明白了之后，我们就不难明了何以统治者是宗教与敬神的正当解释人了。毫无疑问，一个人对其国家应尽的义务是人所能尽的最高的义务。因为若是没有了政府，好的事物都不能维持长久，万事都起了争端，呈忿怒与无政府的状态，不能制止，恐怖成了普遍的现象。 所以若是对他人所尽的义务对于整个的国家有害，必成了过失，除忠诚以卫国家而外，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 举例来说，理论上，如果我的邻人和我争吵，要把我的大衣拿走，我就应该把大衣给了他；但是若是想到这种行为对于维持国家是有损的，我就应该使他受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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