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其二,这样,行动者给予其行为的说明就成为那行为的一部分,它建立和维持着一种那行为是正常的和例行公事的感觉。
藉此自反性概念,“社会成员就同时创造了一种情境及其对该情境的理解。”
③人们在互动中就会忙于维持他们是受一定现实引导的这一假设,即使遇到反常的情况,他们也会首先自反性地寻找另一种解释以维持世界的合理性信念。例如,我们路遇一位熟人,主动向她打招呼却没有得到回应,我们会给出一种解释(如“她可能身体不适或走神未及注意”等)以重新肯定这次邂逅仍是熟人间的一次常规互动。在自反性解释中,人们解释的内容要比实际发生的要多。但与其说俗民方法学者关心这些解释的内容,不如说他们更重视这类解释表现出的那种不顾一切维持社会结构感的意图。
由此又可知道,在俗民方法论者看来,并非秩序感使社会成为可能是的样子,而是人们积极地与主
①戈夫曼:《公众中的各种关系》(纽约,1971年)
,第168页。
②参阅本书第十四章,第5节。
③弗里曼(Freman)
:《日常生活社会学导论》(波斯顿,1980年)第142页,转引自J。威尔逊《社会理论》,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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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创造和使用各种规则以说服彼此相信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能力“做”成了社会。
①质言之,社会就存在于“社会之印象”的种种创造、维持及改变的努力中。这就是现象学社会学的要义。
克莱伯说得不错,现象学是观念论的一种,只关心人类意识的结构与运作,我们生活的世界被认为是在人的头脑中被创造出来的,了解现象学社会学方法论的最佳方式,是把它当作“社会认知”
的一种。
②而其所关切的正集中在人们对“是什么构成了社会现实”
的问题取得一致认识的方式。
现象学社会学家不相信他们的问题可用社会学的标准方法来解决。他们断言实证主义社会学遮蔽了事实,而他们的工作标志着“一种范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将惯常的研究方式“搁置”起来,因其对应构成问题的现象视若当然。故现象学社会学自视为一种独特的研究程序,他们探究的世界至今鲜有人涉足,而其处理的问题则是其它社会学家甚至未曾想到提出过的。这些自负的说法自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现象学方法对概念构成和资料采集工作所作的细察详审使社会学这门学科更具生气。但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现象学所标榜的常识的推理方法似过分琐碎,而现象学社会学家所获致的结论也与常识无异。特纳不怀疑人们对分享共同世界的感觉是互动和组织的重要特征,但不认为它是互动的唯一动力。
俗民方法论者“极度地主张他们探究的领域是唯一的现实,就
①参阅亚伯拉罕:《现代社会学理论引论》,第262页。
②参阅克莱伯:《当代社会理论》,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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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55
使自己显得有点愚蠢。“
①
对现象学社会学最具学理的批评集中在其现象学的基础上。现象学被指责有一种唯名论的偏向,它竭力使我们相信社会现象仅在个人的行动和例行公事地确认它们的限度内才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于心灵中。这一指责意味着现象学社会学也未能超越作为实证主义之基本特征的主客二元论,而且深陷于主观主义的泥潭。舒茨大大鼓励了这种倾向。他把社会世界描述为“严格说来我的世界”。
而社会结构的真实性仅限于行动者对它形成观念的限度内。
现象学社会学的唯名论倾向还可归之于它所接受的维持根斯坦和奥斯丁(J。
L。
Austin。
191—1960)的“日常语言”哲学的影响。这一学派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词的意义(推广及至行为的意义)为其使用的方式所决定。脱离语言的使用而孤立地讨论意义就会产生曲解,因为这是假设意义可超越使用。现象学的社会学由此接近于否认社会情境的客观性质和非语境化的客观意义的存在的可能性。但如果所有社会意义端赖于使用,所有的社会意义随背景而变化,我们如何还能谈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造成日常生活背景的活动与行动者用来使这些背景得以理解的步骤并非一事。精神不是自足的,意识也不能脱离社会的、政治的及经济的条件而自发自动。
现象学的社会学的唯名论倾向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其对社会结构问题的处理上。他们问怎样才会有一种“社会结构
①J。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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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不是”社会结构“
,这使他们提供不出多少概念工具,来处理行动者不大能意识到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他们的探究也只能集中在微视规模上和有限的领域内,缺乏对宏观社会过程的任何社会学的分析。
由于虚化了社会结构,现象学社会学家就不能也不愿解释为什么这种或那种说明、类型或规则象现在这种样子被采用着。他们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事实性”所完成的方式上,却忽视了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看重这一套事实而不是另外一套?
此外,倾全力于说明日常生活的情境和面对面的遭遇,加上强调一切关系都是脆弱易破的,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社会生活中“一切都会发生”。
①其实不然。社会中的行动者是划分成不同阶级、阶层的,其拥有的资源、权力亦不同,这使得强者更有可能将他们认可的确立为真实的事实。由于缺乏关于权力的结构分析,现象学的社会学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是某一些而不是其它那一些的事实得以构造。它也不能说明意义可能是虚假的,或许还是刻意使之虚假的可能性。说社会互动有赖于互动主体间的交互理解,这不失为一洞见。但理解可能有错,行动者也会受虚幻意识之害。说人类的行动必定基于其对社会世界的某种理解上,这也有几分道理,但不能由此便可推出他们的行动就具有了其理解中世界所有的性质。
现象学的社会学将太多的精力用于向“标准社会学”挑
①参阅莫汉(Mehan)与沃德(Wood)
:《俗民方法论的现实》(纽约1975年)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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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和进攻,但它展现给我们的确是一个低层次的理论:若干理论性的洞见,引导着经验性的探究。它让我们感觉某种新鲜,但终因缺少一般社会理论而显出其窘状。正如克莱伯所说,如果我们接受俗民方法论,“则我们将无法处理任何重大的社会问题,诸如失业、犯罪与战争,而它们都是我们生活中的重大情节。”
①
①克莱伯:《当代社会理论》,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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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十七章批判的社会学
171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兴衰、思想A渊源与理论特点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社会学思潮都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自它诞生以来就形成为社会科学一个独树一帜的强大传统。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悼词中所说的那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同19世纪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学之间存在重大的和根本的分岐。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这一运动的目标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决定了它对旨在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必然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我们所讨论过的几乎所有社会学理论都或多或少包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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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95
含了这种辩护的意图及内容。另一方面,在涉及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集权的国家结构同分权的经济结构的关系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学又有不少共同点。
“社会学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强调现代工业社会之分化性与潜在自主性的各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以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文化‘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理论。”
①这种分权的社会学的社会观,构成为社会学思想各大传统的结合点。马克思的思想对古典社会学的形成曾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欧陆思想家的大体系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同马克思思想的持续对话、论战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厚历史关系,20世纪前半世纪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学的重大发展都在欧洲。帕森斯三四十年代在向美国社会学界介绍欧陆社会思想主流时,把韦伯、涂尔干与帕累托尊为三大巨头,几乎不曾提到马克思。两次大战后,美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发展、稳定与繁荣的景象,帕森斯的理论独霸天下,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理论在美国没有一席之地。
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与帕森斯理论都遇到了困难,冲突理论的崛起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美国的最初复兴,但激进如米尔斯等人,并未展现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以后,西方社会学中真正造成大局面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首推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标榜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
①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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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人或者被视为孤立的个体,或者被视为集结在一起的群众;而无论如何,个体性的一切美善都已消失。
现代世界变成了精神的荒漠,生命所曾拥有的一切意义都已消失;人是空洞、迷失的灵魂,游荡于他们无法了解的世界。这些主题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多位社会学开创者的著作中。在马克思,那是异化;在涂尔干,那是失范;在韦伯,那是魔咒的解除。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笔下,萧瑟的风景已经变成梦魇:社会世界变成了电子怪兽,不断喂饱它自己的成员,且不断操纵与吸收一切可能出现的反抗。“
①
法兰克福学派孕育于1923年建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格林贝格(C。
Grunberg,1861—1940)在所长就职演说中宣布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反对者,但不是在政党—政治意义上,而是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1930年,霍克海默(M。
Horkheimer,1893—1973)接任所长,吸收一批经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进所参加研究工作。
他保持了研究所超越党派之上、从事正统意义上的学术性工作的的传统,又对研究工作作了重大改革:其一,侧重于哲学、社会学,而不再是历史学、经济学;其二,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其三,把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研究、批判作为一个重要主题。从此,社会研究所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了。
①克莱伯:《当代社会学理论》,第十一章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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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165
希特勒上台后,迫使学派成员纷纷流亡到美国。先是在纽约恢复社会研究所,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后迁到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这一时期,社会研究所把批判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首要任务。
1949年,霍克海默、阿多诺(T。
W。
Adorno,1903—1969)等人回到德国,恢复了社会研究所与法兰克福大学的联系,而马尔库塞、弗罗姆(E。
From,190—1980)等仍留在美国。
1951年研究所重新开张,阿多诺主持工作。重建后的研究所仍继承着魏玛时期的传统,再次成为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头脑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并在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建立了法兰克福小组,对社会民主党的学生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产生了较大影响。
50年代,用以表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批判者”形象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名称开始出现,并于60年代起流行起来,成为西方哲学、社会学思潮主要流派之一,并跳出学术界的圈子,在美国与西欧的左派青年中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
自7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结束了它的灿烂缤纷的极盛期,走向衰落。一因理论上分岐加深,导致组织上开始解体。
1971年,被视为“右派”的哈贝马斯(J。
Habermas,1929—)率其数名学生离开社会研究所,转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所长。
二因1968年学生造反失败后,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新左派运动逐渐沉寂,学派的影响也日趋削弱。三因它的第一代主要成员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相继去世,余者则已退休,失去了中坚力量。一般认为,从整体上看,原先
……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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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作为一个旗帜鲜明、队伍庞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已成为历史,但它仍有一定影响。它的许多基本理论观点在当代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中被重视、被研究、被应用。
1983年9月,在法兰克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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