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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对人对事与汪不同。汪处处以领导自居，不太过问具体事。陈实干，凡事打破沙锅问到底；说干就干，忙起来，一干半夜，批文件很快，吸烟一支接一支不断。他对汪死心塌地，汪也把他当二把手，不是当一般下属。别人，包括周佛海也承认他二把手的地位。陈谈得最多的是“一定要在上海搞个廉洁政府，日本人现在都说蒋介石是贪污政府，我们一定要让日本人看清，我们不是蒋介石那一套”。当然他实际根本做不到。陈公博自己就用私人。他让莫国康的弟弟莫雅德担任清乡委员会的封锁管理处长，管禁运毒品，收税收粮，发了大财。他用盛宣怀的侄子人称盛老三的盛文颐，当上海禁烟局长，实际他成了鸦片专卖局长，发了大财，家里的鸟笼都是纯金的。我亲眼见过。
陈注重实干，每天早晨必去市政府，听各处处长、局长汇报，能定的事当场就决定，不拖泥带水。陈很注意拉拢文人。他让一个黄埔一期毕业的在伪实业部当专员，让他编了一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讲历史上英国、俄国侵华史，只字不提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他让莫国康编了一本《陈公博文选》，30多万字，文章多半是关于上海建设的，莫国康拿纸型给我看过。汪伪下属的伪军头目，都去拜会陈，那些人愿意同他打交道。但不如同周佛海亲近，因周管发饷。同陈是政治上搞关系。像孙良城等就在饭店设盛宴，向陈汇报工作。席上有燕窝鱼翅，外国名酒应有尽有，上海大酒家、外滩大饭庄等都去过。陈还常去时任伪上海警察局副局长卢英家。卢英家在豫园附近，是个很大的兼具中西风格的大宅子，叫楚园。园子很大，有几十亩的草坪，栽满了名贵树木花卉。卢家还有中西厨子，随时可以开宴。还有一些十###岁的打扮漂亮的礼仪小姐，实际是一些妓女，端酒上菜，吹拉弹唱都行，客人看中哪个，就可以叫过来，搂搂抱抱随便。高兴了进个房间陪睡也随便。还有专门的抽大烟室。我就见到陈公博多次到卢家去抽大烟，与伪政府、伪军的头头谈话议事，联络感情。陈公博的私生活对部下不隐瞒，他多次对我说：“人的私欲不能放纵，但说人没私欲不可能。”陈公博多次说，他爱用北方人，北方人讲义气，豪爽；南方人计较太多，不好相处。上海伪政府中北方人占多数。
陈公博笼络部下出手大方。我这个级别和处长、局长，他都给7到10根金条，还有一套洋房（有使用权），再加一部小汽车。鼓励这些人生活上无后顾之忧，给他卖力效劳。部下出事他也敢承担责任。当时，北平日本当局要抓我，但上海日本人不让，说我地位高，没证据。他们就把我太太孙静云抓去问，企图审出口供再抓我。我立即报告陈，陈当着我的面大发雷霆，叫一个日本处长来说，这个不符合中日关系原则，你们抓我的高级工作人员的家属，又搜他的家，太过分了！我要求你们立即放人！结果我太太两个星期就回来了。
陈多次同我谈到同日本人打交道的感受。他从日本人那里回来后常常显出很不痛快的样子，多次说，与日本人上层打交道能讲通道理，比较顺利，但与日本在华人员事事难办，让他们真正了解上层的意思不容易。
1944年汪精卫死后，根据汪生前的遗嘱和日本军方意见，陈被推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对我说，原来就预料到这事要推到我身上，现在看来不干又不行。实际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圈里的不少人都很消沉，陈也是。他多次对我说过：汪同日本秘密交涉伊始他就表示反对，汪离渝出走前他再次表示反对。但汪不听。汪出走到越南，他去了，参加起草艳电。但到了香港他就不想干了，不想再往前迈了，并劝汪也到此为止。到还都伪国民政府成立前，陈璧君找到他，流着眼泪让他出来帮汪，说不然权都让周佛海抓去了。陈说，他是感念汪的知遇之恩，势成骑虎，只能干到底了。陈的这些话围绕一个意思，他本不想当汉奸，是因为追随汪才落水的。
这个时期他的大烟抽得越来越多，气色也不好，脸色又黄又黑。但他并不是消极等待日本垮台，而是企图通过代主席的地位，把汪伪各种力量，特别是伪军统一起来，由自己掌握，以便在同重庆谈判时有本钱，努力做出一副满怀信心、龙行虎步、大步流星的样子。还与华北的齐燮元等人也联系过，但最后效果不大。因为这时汪伪圈里弥漫着树倒猢狲散的失败预感，都在各自通过多种渠道直接与重庆国民党拉关系、找后路，对陈只是虚与周旋，实际是不买他的账。陈这时也在到处与重庆国民党方面拉钩，但蒋介石不太理他，他的关系没周佛海硬。
陈的夫人李励庄受过大学教育，不干涉陈的政事。她鹅蛋脸，皮肤白皙，不秀丽也不难看，身体微胖，很稳重，不多说话，与长期居家的陈的姘妇何大小姐关系挺好。
陈有一个儿子叫陈干，陈被处决时已十###岁，人很老实、安静。国民党###何世祯向蒋介石要了一笔钱，说明不算抚恤，算照顾，资助陈干去了美国。
关于周佛海
我认识周佛海是在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但没有个别接触谈过话。与周佛海接触较多的是在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佛海接任伪上海市长后。我第一次去他家，印象是他家吵吵闹闹的，一进门听到他家有人正拉京胡，才知道他喜欢京戏，但没听他唱过。到客厅坐在他面前，看得出他抽大烟很多，比陈公博还厉害，脸色黑糊糊的，很暗，无一点血色，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像是大病未愈的样子。他对我很客气，说早就对我有很深的印象，要我给他多帮忙，有空多上他这儿来坐坐谈谈。我一一从容应对，但我的心里很紧张，很怕被他看出破绽。每次见他说什么，怎么说，他问什么，我怎么答，都反反复复考虑过，与我见汪精卫、陈公博时感觉不同。因为他是搞特工的，76号特工总部、伪税警团都是他抓的。我总觉得他有很阴险的一面，随时随地在算计人，像个职业刽子手，看人总是看脖子，看怎么下刀砍起来方便。
这时德意日轴心集团败局已定，日本也快垮了。从后来发表的日记看，周心里也惶惶然如丧家犬，但当时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他谈起时局来充满信心，隐隐约约给人一种印象，他早已与重庆当局勾结好，将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说：既然让他负责，他就要实行他的主张。他还说以往国民党在京沪没干什么好事，吏治不好，社会秩序不好，作风不好，不得民心，他在沦陷区就要做好事。他还谈到自己的部下，谁好，谁不好；他特别称赞当时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上海警察局局长的罗君强忠心耿耿，意思是让人都像罗君强那样绝对忠于他。
周佛海这时绝对揽权，他主持伪行政院，亲自抓财政部、中央储备银行、经济委员会，当上海市长还兼保安司令，直接控制伪税警团、上海市保安队与警察、伪军第十二军及浙江保安队等武装力量，显然，他把这些都当作向蒋介石邀功的筹码，想稳住局面，把上海、南京完整地交给蒋，立上一功。
周佛海喜欢用南方人，虽然他没有公开说，这是他用行动表示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像在上海伪警察局当科长的彭寿、程克强等都是人所共知重庆的人，都是南方人。他给他们安排了住房、办公室，还设立电话专与重庆联络，他们昂然出入伪政府各部门。
后来几次见周佛海，汇报工作后，周佛海讲，他搞和平运动，跟汪精卫干是经陈布雷同意的。他说他是根据汪的意图，在同日本人的多次谈判中力争，才争取到还都、建国的一些条件。常常是汪精卫已经泄气了，他还在积极争取。他还说，汪精卫用他，但还用得不够，如果全照他的主张办，和平运动可能发挥的缓冲作用更大一些，更能减少中日冲突，减少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周佛海生活很腐化，特别好色。他与上海的一个女作家有关系，还有一个唱花旦绰号“小玲珑”的年轻女戏子，还有其他的。他老婆杨淑慧以前对他有恩，对他管得很严，但管不住他。汪伪圈里常常有花边新闻。
周佛海很爱记日记，他对我说过，他每天再忙也要写日记。实在不能记，以后也要补上。以后他死了，可从日记了解他的真实情况。他说他对得起任何人，此心可鉴天日。
周佛海的长子叫周幼海，是杨淑慧生的。周幼海与周佛海的矛盾先由家庭引起，就是他站在母亲一边，反对周佛海在外胡搞。逐渐分歧扩大到政治上。周幼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受张执一领导，与周佛海分道扬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周佛海毫无办法。
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吴小东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17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