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审视自己未来的同时，发现与国家发展的大目标有某种关联时，离大目标的形成就不远了。
冷战之后，西方的扩张模式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用理念传播去颠覆后发国家自然形成的制度，或者用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这个制度，进而完成它的扩张模式。当然它的扩张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方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就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原来是通过一种大规模的战争，来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就是过剩的产品和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都是这样。后来，核武器这种无差别杀伤的武器问世，把它原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战争模式给冻结了。
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兴起，西方要调整劳工福利，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博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颜色革命或者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作为障碍的制度和他们不喜欢的领导集团，去摧毁一种看似抽象的制度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冷战后体现得特别明显。当然，这背后主要还是粉碎一些国家的工业化成果，美国的方式就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产业转移。与金融工具和产业转移相配合的，是对一些国家的捧杀，比如中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在经济上捧中国，让你压低加工贸易的劳工工资，向他们供应廉价日用商品，维持他们研发、演练金融工具的经济环境，同时拿着金融工具赚来的钱维持着手中剑的优势，比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次金融危机大家看出来了，特别是年轻人，终于发现被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状况，在我们身上残酷地发生了。这可以说是2008年度年轻人不高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这种清除障碍的方式是有先例的，而且在清除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些中国人还跟着欢呼。米洛舍维奇也好，萨达姆也好，无论说他是专制也好，独裁也好，都无所谓，它的制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运转。西方要么用颜色革命的方式，要么用精确打击的方式，要么两种手段都动用，比较典型的是南联盟，南联盟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是先打后解除。先打，打得差不多，然后一个颜色革命把你甩掉，就是双重使用。1999年的时候美国先用精确打击摧毁南联盟，然后在2000年又玩了一次颜色革命，把米洛舍维奇甩到了海牙法庭，这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版本。美国没有必要摧毁你太多的工业资源，因为它下一步还要完成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之后，那么我下一步怎么玩呢？下一步就是金融工具，通过金融工具来吸取你工业制造业的利润。如果你的制度和领导层还要阻碍我的扩张模式，我就用精确打击或者颜色革命干掉你，然后扶植一个精英层，让你来给我做产业转移的基地，同时给我的金融工具搭建一个吸取利润的阶梯。
这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玩法，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的手段就是你阻碍我，我就搞掉你。当然，美国最害怕的还是核武器，为什么他们对伊朗、朝鲜核问题那么重视？如果说当年南联盟有核武器的话，那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印度的恐怖袭击可能闹僵了，这两家都有核武器，特别是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金融危机在这里会不会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对付中国，无非就两点：第一就是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迟滞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拼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个操控你。当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对他开放产业转移的通道。当年我们没有1929年时苏联那样的机会，借助西方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低价买那么多技术、设备，雇佣那么多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只好充当人家产业转移的基地，所谓“用市场换技术”。但是，应该说我们在决定这样做时并没有精打细算，也不可能有设计精细的战略指向：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你的“大目标”。这一点，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当年的苏联，都做得比我们好。虽然他们在赶超先发工业化国家时，犯了很多的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后来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只能给人家当附庸。
好在我们有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让我们在1949年后快速搞出了“两弹一星”，而且在人家对我们产业转移的同时用金融工具吸我们利润的时候，核武器这个东西没有被粉碎。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
对迟滞大国的核武器这一方面，在2008年8月8日发生的格俄冲突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原来美俄在核力量上本来是基本平衡的，但美国霸王硬上弓，非要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要在俄罗斯洲际导弹的起飞段拦截人家，最终破坏这种冷战期间双方用钱夯出来的所谓“恐怖平衡”，所以俄罗斯只能想尽一切办法用反击的方式维持平衡，维持双方平等的地位。这一点，随着美俄两国的战略博弈越来越明显，在军事上的争斗一定会像连续剧一样上演，这让中国年轻人看得很清楚，而他们自然会思考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俄罗斯完成了工业化，并且在冷战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军事技术资源，所以西方的战略是全面粉碎，通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北约范围内把你围住，使得你的核武器这个看家本事失去效能，最后达到你不能使的程度。因为按照美俄的谈判，双方的核弹头要裁减到1700～2200枚，然后再谈，将核弹头降到1000枚。俄罗斯说我们可以不干，但是不干，美国也有招儿：别的地方我就制裁你，我就折腾你，一折腾你，老百姓就烦你，烦你你就得下台。当年俄罗斯军官为什么称戈尔巴乔夫为“导弹脱衣舞总统”，把叶利钦称为“用核安全换酒喝”的总统，就是指俄罗斯当时在西方的各种压力下主动销毁了一万多枚核弹头。你不销毁不行，我有别的办法，断粮断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在你的内部支持反对力量，反正让你不舒服，让你的民众不舒服，让你的政权失去合法性。但问题是，这次美国的野心太大了，明明自己十几万军队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还要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新出了一本书《美国怎么了？》，里面说得很明白，就是布什政府的政治不正确，利用“9？11”满足了石油和军工利益集团的需求，根本没有把打击恐怖主义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但是，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精英们，在俄格冲突上暴露了美国真正的“大目标”，这让俄罗斯这种有过“大目标”的国家后背发凉。应该说，这是布什政府的“大目标”把俄罗斯逼上了一条探索“大目标”的道路。而从俄罗斯的资源来看，它不在军事上回到苏联时代是不可能的。看看最近俄罗斯拼命试射洲际导弹、在冷战后首次派军舰访问拉丁美洲，这都有前苏联的影子。
撕掉西方的面纱，打通“不高兴”之脉
2003年5月，一直在前苏联被禁止的美国披头士乐队到了俄罗斯的红场开了演唱会，本来规定是2万张票，结果12万俄罗斯年轻人拥挤在了红场狂欢，而最让年轻人激动的是乐队主唱保罗？麦卡特尼演唱的他在1968年创作的《回到苏联》。从网上的录像上看，全场疯狂的俄罗斯年轻人在他演唱时，挥舞着前苏联的镰刀…斧头国旗，高声喊叫，而当时普京就在场。他随后在俄罗斯红场阅兵时，把走在最前面的打的旗子又换成了当年苏联军队插上德国议会大厦上的那面旗子。这个细节，充分说明俄罗斯在西方的压力下，运用新的软实力在年轻人当中建立“大目标”的操作。
从军事角度看大国间的博弈，是中国重新建立商战“大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事实上，目前美国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加紧部署“宙斯盾”反导驱逐舰（美国18艘、日本5艘），同时美日双方准备共同开发的射程500公里的拦截弹，正是未来要对中国洲际导弹在起飞段就进行拦截的。可是像这种关系到未来国家安全的重大动向，似乎只能在军事论坛和少数军事期刊里讨论，只有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会看到，而在学术界很多人都不把这种威胁作为边界条件来研究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只是一味地谈经济，而谈经济的背后就是利益至上的逻辑和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在主流的政治生态中，缺乏“大目标”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现在金融工具玩砸了，让民众看出了一些东西。西方产业转移在金融工具之前，有一部分比较实体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世界工厂”，让中国生产低端的东西，然后在中东和中亚控制石油。同时，在你变成“世界工厂”后，粉碎你自主工业的那部分。
粉碎你自主工业的办法，首先是扶持你的加工业，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资源来扶持你的低端产业，然后用金融工具来碾碎你的高端自主工业，这是对付中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工具，让你吃金融伟哥和金融催情药，使得你的大量资本不能投入自主工业，一方面进入金融这个赌场让他们抽走，另一方面通过出口换汇变成他们的债券。现在的结果是他们把金融工具玩砸了，民工返乡潮出来了，中国股市也砸了，这就给我们的因保护奥运火炬而诞生的“中国四月青年”，在5个月后又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西方模式教育课。原来让自己不高兴的东西，先是一种大感觉，可是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一回，一下子突然打通了，想明白了。2008年真是太神奇了，看看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年轻人关于中国要不要购买美国债券救美国经济这件事上的反弹，实际上跟火炬的事情接上了。
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65亿美元左右的武器，当时网上年轻人都反对购买美国债券。虽然有些学者从经济学和现实主义的视角看，认为年轻人是意气用事，但是当时他们也不敢公开出来讲，官方至少当时也马上否认再次购买美国债券的事情。
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大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结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来为自己的疏忽买单的问题。而一旦小孩看清了这一点，问题就出来了。在金融危机后，很多政府官员忙着讨论如何到华尔街挖“金融人才”的时候，网上的年轻人却在热烈讨论甘肃星火机床公司用200万欧元收购法国索玛数控机床公司81％股份的事情，他们深知要单独购买五轴数控机床技术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难。这对中国突破薄壁结构、形状复杂的航空、潜艇发动机加工技术等瓶颈意义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人几个月前可能就是在网上号召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是有些知识精英所说的义和团和红卫兵，那他们应该凡是法国的东西就都应该砸了啊。可见，事情并不是上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的那么简单。
2008年，在俄格战争爆发期间，我曾经就俄罗斯80后的状况写下这样的话：
“尽管苏联解体后的这一代俄罗斯年轻人对国家的历史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童年中曾有过相似的苦涩记忆——1991年苏联的解体让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这些年轻人既不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动荡的前苏联迷失的一代，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维克多？佩列文笔下预言的前苏联解体后精神空虚、消费至上的‘百事可乐一代’。这些伴随着互联网以及嘻哈歌曲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年轻一代完全成了普京对外强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们抛弃了那种公文式的说教语言。对于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来说，说唱乐、健身操、新奇的夏令营以及先进的计算机实验室更有吸引力。”
全世界都听到了，俄罗斯的青少年一代唱起这样的歌：
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
他们嘲笑我们
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
没有退休金
没有未来
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
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
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2008年，我们的领导人也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了。可在此前一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脱裤子的电影《色？戒》居然可以上演，这说明我们的高层也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关系。
三、缺乏外部选择压，中国不高兴的症结
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2008年中国的几件事情使我们形成了对世界形势的展望，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两件事，一个是中国三鹿奶粉问题，另一个就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并不是危言耸听，都很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三鹿奶粉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体现了中国这个社会或者是文明现在所遭遇的巨大问题。不仅仅是三鹿奶粉，几乎所有的奶粉都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奶粉，而是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出了问题。到了21世纪，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而且人家都说我们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可以令行禁止的国家，竟然不能及时处理这样的问题。这反映的是中国文明的衰退和崩溃，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则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衰退和崩溃。我觉得这都是明显的预兆。
我们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在讲：我们领导层、我们精英层如何如何好，靠他们就行了。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毫不留情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用事实告诉人们，他们过于乐观了。
应该说，中国的精英，在世界上肯定不算最不称职的。有朋友去东南亚，约好了见面时间，人家经常会晚五六个小时才来。一位朋友跟我说过，他去印度访问，印度人问：你们修高速公路怎么那么快，你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太棒了、太快了。朋友回答说：我们基础设施建设贪污很厉害，很多工程款被贪污掉了。印度人问：大概贪污了多少？我的朋友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大概估摸着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