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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闷至极时，他便仰天长啸，这声声啸声像鞭子鞭挞在王美兰同志心上。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六如同志夫妇获准返京，六如同志欣喜若狂。 但北京等待他的不是欢喜和温暖，他的心顿时又灰暗了。 回家后，伴随而来的种种冷遇、凌辱，使得他的病情迅速恶化。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０日，这位革命了一辈子的老同志，凄然抱恨离世。李六如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新中国奋斗的一生。他从本世纪初就从事革命活动，在６０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奋斗不息，革命意志始终不渝，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他出身于富室，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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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３—王首道文集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却能奋勇地冲破旧家庭的包围，背叛自己的阶级，出污泥而不染，不谋名利，不贪荣华，投身工农群众运动。 他一生参加过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他没有落伍，从一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战士转变成伟大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战士。六如同志追求革命的一生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是历史的真理。我们要学习他把一生献给人民事业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情操，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完成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李六如同志离开我们了。 我痛心中国人民损失了一位忠诚战士，党损失了一位优秀党员，我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 历史是公证的，嘲弄历史和篡改历史的人，终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今天，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终于逃不脱正义的审判，他们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党中央已为六如同志作出了正确的结论。１９８０年７月２日在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为他致悼词，千古奇冤已经昭雪。 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重新出版六如同志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一、二卷，他生前未能完成的第三卷遗稿８万多字不久也将出版。 他的家乡《湖南日报》“洞庭”副刊已在１９８１年５月开始连载《六十年的变迁》第三卷。 六如同志如九泉有知，当也会欣慰欢笑了。（原载《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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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联系 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９６３—
加强联系 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在美国众议院的讲话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
尊敬的众议员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我有机会同各位众议员先生见面，感到非常高兴，请允许我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的名义，对你们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借此机会，我愿对中国政协这个组织作一简单介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主要形式，是以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代表共同组成的。 早在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代行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以及首都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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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３—王首道文集
１９５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后，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政协便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从１９５４年起，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一直由周恩来担任。１９７８年２～３月举行了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全国委员会主席。 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包括１０个党派及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近２００名委员，并建立了各省、市、县各级地方组织约１６００余个。 现在，人民政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委员们列席人大会议，经常讨论国家大事和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到各地参观、视察，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各级政府提出批评建议与意见；全国人民政协积极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事业，并为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这次应邀访问你们美丽的国家，是为了增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各位众议员都是关心中美关系发展的，你们中不少人曾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过贡献。 我愿在这里告诉诸位，在两国建交公报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也同样得到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因为它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我们全国人民政协将加强与美国各界人士的联系，为促进我们两个伟大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努力。谢谢各位！
（全国政协档案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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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战士陈郁 —１７３—
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战士陈郁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陈郁同志的一生，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光荣的、曲折的道路。 他历尽艰险，百炼成钢，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了一辈子，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我同陈郁同志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我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就知道陈郁同志的名字。１９４０年周恩来同志把陈郁同志从苏联找回延安后，我们就熟悉起来，成了推心置腹的革命战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始终不渝地保持着革命友谊。我同陈郁很要好，很谈得来。 我们的个人经历不同，他是一个工人的孩子，童年做工，很早就从事工人运动，参加领导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后来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迫害，差点葬身异国，历尽困苦才回到延安。 我是一个贫农的孩子，从小参加农业劳动，早年投身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被选派到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参加了秋收暴动，后来也遭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无情打击迫害，险些丢了脑袋。 这种不同经历和共同遭遇使我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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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王首道文集
非常亲近，彼此对对方的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很喜欢听农民运动的情况，我很喜欢听工人运动的业绩，特别是谈起使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损失的王明路线，看法完全一致。 记得我们在延安的一次交谈中谈过，我们当时年轻，革命热情高，马列主义水平低，本来就已经“左”了，但王明却认为我们“左”得还不够，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把我们打下去，撤销了我们的领导职务，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同时也解救了大批遭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 我们这些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同志，长期同工农群众在一起，在实际斗争的第一线，对王明那一套夸夸其谈的东西格格不入，认为他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隔十万八千里。 而对党中央、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则感到非常亲切。 那时全党上下团结一致，革命事业蓬勃发展，我和陈郁同志的心情也十分舒畅。陈郁同志到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在延安搞工业，边区自己炼铁，制造和修理枪支、弹药等等，搞得很有成绩。 有一次，我和陈郁同志陪朱德总司令到边区一些工厂视察，陈郁同志对工厂的情况很熟悉，朱总司令很高兴，称赞陈郁同志的工作做得好。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同陈郁同志先后奉命到东北工作。 在东北工矿处，陈郁同志抓恢复和发展煤炭工业。 当时，东北的几个大型煤炭基地，都被敌人破坏了，生产停顿，数十万煤炭工人陷入绝境，战争和工业生产以及人民生活都需要大量煤炭。 陈郁同志勇挑重担，他率领一批干部，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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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战士陈郁 —３７３—
矿井，发动群众，从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入手，开展初步的民主改革，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很快就使几个大型煤炭基地恢复了生产，对东北地区的军需民用起了很大作用。那时在煤炭部门，有的领导人开始不同意陈郁同志在恢复煤炭生产的同时，进行初步的民主改革的主张，认为这样会影响矿山生产。 争论提到东北局，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了有我和李立三、陈郁、王鹤寿等同志参加的会议，支持了陈郁同志的正确主张，认为进行初步的民主改革，把广大矿工从封建把头和暗藏的汉奸、特务的压榨下解放出来，有利于发动群众促进生产，是符合党中央政策精神的。沈阳解放后，成立了东北工业部，我当部长，陈郁当副部长，我们合作得很好。 他早年就担任中央委员，做工运的领导工作，有丰富的抓生产、搞工运的经验，但他对我很尊重，我也很尊重他。 我们两家共同住在一栋房子里，合用一个炊事员，亲如一家。 他们夫妇很喜欢我们的孩子，经常抱在怀里，一起照像游玩。 在那段时期，主要任务是接管沈阳地区的工矿、企业。 我们认真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城市的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接管工作有秩序地进行，迅速恢复了正常生产。 沈阳是东北的工业中心，工业基础雄厚，沈阳市的工业企业恢复运转，对支援解放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陈郁同志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顶风冒雪，奔走于各大工矿和基层企业。 为了全国的革命胜利，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造福于人民的伟大事业中。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后，陈郁同志调任中央燃料工业部部长，我任湖南省主席，我每次到北京总要去看望他。 他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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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王首道文集
同战争年代一样，生活很简朴，他同陈云同志合住在一栋不太大的房子里，家里陈设极其简陋。 他衣着朴素，待人热情，根本不像个“官”的样子，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１９５２年，我调任中央交通部副部长，我们又经常见面了，他的话题总离不开煤炭。 他是工人出身的老干部，事业心很强。 为了搞好本职工作，他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拜工程技术人员为师，请他们给自己和部里的领导干部上专业课。 他经过几年学习，就能看懂复杂的煤炭生产图纸，熟悉煤炭生产的全过程。 这样，他在工作中就能抓住要害，指挥自若。 他当燃料工业部长的那几年，燃料工业做到了增产幅度大，劳动效率高，安全保障好，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扬。 他领导的燃料工业部工作之所以搞得好，除了他经常深入煤炭生产第一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等优良作风外，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学到了煤炭专业科学技术。他很尊重科学技术人员，把他们安排在重要的技术领导岗位上，让他们有职有权，工作中经常同他们商量。 科学技术人员有事也愿意找他谈，因为他懂得专业，又没有架子，彼此共同语言多。 从陈郁同志的实践中可以看到，领导干部要成为本行业的专家，当部长，就要像陈郁同志那样，当个内行的部长。１９５７年，陈郁同志调到广州去了，随后他又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１９６４年，我也调到中南局工作，他任第三书记，我任书记处书记。我们仍然像在东北时期一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他把他过去负责的组织、干部、纪检等工作交给我管，遇有重大问题就共同商量处理。１９６５年，我们相约一路到北江检查工作，边看边议，同当地干部、技术人员一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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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战士陈郁 —５７３—
调查研究。 他对广东的自然地理条件熟悉，我对交通运输有所了解，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较为实际的整治北江航道、提高运输能力的意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十年内乱初期，我们两个老人对当时的情况感到焦虑，认为这样搞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广州这样乱下去不行。但我们没有权了，对局势发展无能为力。 于是，我们互相鼓励，并没有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坚定地相信经历过严峻历史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经得起狂风恶浪的。 后来，周恩来同志要我们两个负责把中南地区的军工企业抓起来。 接着，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广东问题时，又要我们出来做工作。 我们在京西宾馆商量，感到现在国家处于困境，周恩来同志昼夜操劳，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尽可能做一些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以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 但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实际上很难发挥作用。１９７４年２月，陈郁同志因病到从化治疗，恰好我也在那里治病。他一到从化，就偕同我到李井泉等老同志住处看望，特别是对那些从外地到广东而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关怀备至。 他一再嘱咐我，好好治疗，注意休息。我去看望他时，他深情地对我说：“我不要紧，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哪知他自己从此一病不起了。当周恩来同志得知陈郁同志病危时，马上派飞机送张孝蹇、吴蔚然两位专家来抢救。 陈郁同志稍稍清醒时，第一句话就说：“我不要紧，请专家去给王首道同志治病，王老最近身体不好。”
并嘱咐他们给其他老同志看病。我和纪均听到陈郁同志在临终时发自肺腑的语言，禁不住热泪纵横。 陈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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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你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