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终身。 当时前去入学的同志很多人都感到这是自己新生活的开始，因此不少人愿意改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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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名字，我毫不迟疑地决定改名为“王一分”
前去报道。农讲所在我心目中，就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摇监”。从此，我便正式踏上了革命征途。１９２６年３月，我们一行３５人秘密从长沙到武汉，转途上海，来到了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 一到广州，我们就为全城的革命热潮所吸引：到处贴着革命的标语，到处是忙碌着的青年男女，有在街上宣传革命道理的，有教唱革命歌曲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泽东亲自主办的。 毛泽东早在１９１７年的青年学生时代，就深入长沙、宁乡等５县农村进行调查。１９２１年初夏，又深入岳阳、华容、安乡、常德、湘阳等县农村调查。１９２２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亲自讲授《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具体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广大农民必须团结起来，从“土财主”手中夺回土地才有出路。１９２３年４月，毛泽东派遣水口山矿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回到他们家乡衡山的岳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于同年９月建立了岳北农工会，会员达４万多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从１９２４年７月到１９２５年年底，我党在广州先后举办了第一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是训练广东等地的农民运动骨干。有４０多人经过训练后被派到农村去做农运工作。 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中共湖南区委选派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等５０多人到广州第四、第五届农讲所学习。１９２５年春天，毛泽东同志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从上海回到湖南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阶级状况，总结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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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在他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韶山地区２０多个乡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到１９２６年６月，农协会已遍及湖南、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河北等１０多个省，仅广东省就有６１个县成立了农协会，会员达到６０多万人。 湖南省有４４个区建立了农协会。１９２６年１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祖涵（即林伯渠）
、肖楚女等９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主办了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我们这届农讲所，共招收学员３２７人，来自全国２０个省。其中，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３月各地学员陆续到校，４月举行了入学考试，５月３日正式开学。我们学习的课程共有２５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 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 特别是其中的第一门课，是我们学习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同志为反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在１９２６年３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在农讲所，他亲自向我们作了专题讲授。毛泽东同志在这篇光辉文献里首先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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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相互关系及对革命的态度，正确地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高举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我还深深记得，毛泽东同志在讲授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时，常常采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员听后，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 例如，他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是从佃农、雇农身上剥削来的。 他具体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地主土地的来源大体上有：前清的官僚和现在的政客、军阀，以其刮地皮所得之金钱购买土地，成为大地主；劣绅、匪首等，用霸占、抢夺等手段取得金钱和土地；族长、会首、教长等利用祠堂、庙宇及各种地方公会以祭祖祭神等方法集资购买土地；城市及乡村商人与其他自由职业者积资购买土地，等等。 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 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 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用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中国农民中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受的剥削最多，受的压迫最厉害。 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剥削的花样很多，而且非常严重：一是倾销商品，近５０多年来（１８７０～１９２５）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大量入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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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经济的破产；二是帝国主义从中国农村廉价收购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三是中国反动政府借的大量外债及其利息，主要是农民负担的；四是战争赔款，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也是落在农民身上。军阀对中国农民的剥削方式，有田赋、附加税、临时捐、军事特捐、厘金、盐税、正杂税等，直接的、间接的剥削，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地主也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首先是重租，农民要把租种地主土地所得收入的４０％～７０％交给地主；其次是重息，农民借地主和高利贷的钱、粮年息一般为３６～１０％；再次是重捐，如田亩捐、丁捐、猪牛捐、民团捐……
除去这些经济剥削外，还有各种超经济剥削，如敲诈勒索，贪污舞弊，无偿劳役，强迫送礼，以至公然抢掠……
毛泽东同志通过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向我们指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同志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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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 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 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之后，作出科学的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因此，只有“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 这对我们是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一门基本功。在农讲所，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发动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 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但是，对这个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当时在党内许多人中没有得到正确解决。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味迁就资产阶级，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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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 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感到工人阶级力量单薄，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最广大的同盟军。 毛泽东同志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的课程中，深刻分析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帮助我们加深认识，毛泽东同志就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来说明农民的作用。 他说，中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不和反封建结合，则帝国主义是反不掉的。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 他说，革命是要联合大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的，农民约占中国人口的８０％以上，所以一定不能抛开农民这一支大军。 他还着重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东西，是农民生产出来的。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的参加，就不能成功。 他批评了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
，怀疑农民的革命力量的错误看法。他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之竭力拥护，是不能成功的。１９２５和１９２６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消灭陈炯明……都出了很大的力。 还有我国历史上的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 在这些革命斗争中，虽然农民还没有得到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但已表现出伟大的力量。 如果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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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农民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 在反复阐明上述基本看法之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从革命的目的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 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 总之，假如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我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在讲授《农村教育》这门课程时的一段既通俗又深刻的话。 他在讲了农村存在地主豪绅和劳苦农民两大对抗阶级后，接着说：孔孟之道说什么“士农工商，以士为贵”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上品人”很少，“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５％，是富人、有钱人，是压迫、剥削阶级。“下品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遭受压迫剥削，起来造反，却又屡遭失败。 现在，我们要进行农村教育，就是教育“下品人”
，要发动广大的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我们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同志在农讲所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我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 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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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 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使地主阶级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
、“团防情形”
、“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 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１３。
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B练工作。 全体学员编为１个总队。２个中队、６个区队。 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 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每天清晨，军号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５分钟内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操练。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