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等书。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鼓城（今江苏徐州市）人。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进士。武后时历任左史等职，兼修国史。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护府（管辖今湖北安陆等县）别驾，不久去世。他年轻时便以文词知名，善于辩论，又好言时政得失，词旨直切。他执掌史职近三十年，专攻史学，善于分析名史的利弊得失。又因屡次参与修史工作，对某些流弊看得很清楚，提出了“史才三长”（指才、学、识）的著名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除《史通》这部著名的史学理论专著，他还参与编纂了《文馆词林》、《姓族系录》等著作。纪晓岚所以要删削浦氏注的《史通》，不仅仅是为了教授儿辈，更是为了实践他一贯的论史“要当以人重，不当仅求之词藻间”的史学观。而他的论史方法则主张博采史料，善采史料，慎采史料。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才完成了《史通削繁》一书的删正编撰。纪晓岚在《｛史通削繁｝序｝中说：“刘子元（原为子玄，纪晓岚为避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以元代玄）激于时论，发愤著书，于是乎《史通》作焉……刘氏之书，诚载笔之圭臬也。顾其自信太恿，而其立言又好尽，故其抉摘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而偏驳太甚、支蔓弗剪者，变往往有之，使后人病其芜杂，罕能卒业，并其微言精义亦不甚传，则不善用长之过也。注其书者仅数家，互有短长，浦氏本最为后出，虽轻改旧文是其所短，而诠释较为明备。偶以暇日即其本细加评阅以授儿辈。所取者记以朱笔，其纰缪者以绿笔点之，其冗漫者又别以紫笔点之。除三色笔所点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属，因抄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他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通通释）提要》中也认为浦氏注本改正了郭、王、黄诸注本的论舛，而浦本也有因臆改以致误之处，故不惜精力笔墨，对浦注本做了细致入微的删正。清人黄兰修为黄注纪评本做跋，曾说：“昔黄鲁直谓‘论文则《文心雕龙》，论史则《史通》，学者不可不读’。余谓文达（纪晓岚卒后谥文达）之论二书，尤不可不读。”可见当时学者对《史通削繁》一书的重视。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六，纪晓岚多次评阅《文心雕龙》告竣，书年月日于该书第十卷末尾。《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齐末，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编，各五卷、二十五篇。上编前五篇《原道》等属导论性质，阐述其基本文学思想。第六至第二十五篇分述各种文体的特征与源流演变，可说是后世分本文学史之鼻祖。下编二十五篇，末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言，其余各篇探讨文学创作与指评的原则、方法，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鉴赏等问题。全书主导思想属儒家。其文学思想主要挟击“为文而造情”的片面追求形式的文风，主张“为情而造文”，但对形式的积极作用也很重视，并具体探讨构思、修辞等方面的问题，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受社会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其文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且引起国外许多学者的重视。《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约465—约532年），字彦和，原籍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早年笃志好学，因家贫未能婚娶，依靠和尚僧佑的接济为生。梁武帝时，他曾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深得昭明太子萧统的重视。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早在南齐末年，他便完成了《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巨著。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梁代，纪晓岚指出：“据《时序》篇，此书实成于齐代，今题曰梁，盖后人所追题，犹《玉台新咏》成于梁而今本题陈徐陵耳。”这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中最早提出的该书“成于齐末”说。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文心雕龙〉提要》中亦做如是说。在《文心雕龙·原道》的眉批上，他又论说：“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足见在六朝士之上。”对刘勰在文学理论上的历史性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纪晓岚评定的是清人黄叔琳辑注的《文心雕龙》本，后人将黄注与纪评合刊，这便是《文心雕龙》研究者所熟知的《文心雕龙》黄注纪评合刊本。纪晓岚所以评阅《文心雕龙》，是因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在许多方面与刘勰相通相近。刘勰在《知音》篇中认为：“缀文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纪晓岚则认为：“文章一道，关乎学术、情性。诗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随共人品。”这里，纪晓岚不仅肯定了刘勰提出的命题，而且发展、丰富了这个命题：文章关乎性情，文章关乎人品，文章关乎学术。然而，他们之间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依然是人品、文品这个问题，刘勰为论证“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举了大量文学史上的实例，因而断言：“触类以推，表里必符。”纪晓岚却不同意他这种绝对化的说法。在纪评《文心雕龙》中，他写道：“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百世以下，何由得其性？人与文绝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耶！”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的许多诗文评里，便屡屡揭示出文学创作活动中“人与文绝不类”的种种情形。刘勰主张用比较的观点去评论作家和作品。对此，纪晓岚给予极大的认同。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宋人邵宝编纂的《苏门酬唱集》评论说：“比而观之，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较之散见诸集，易于互勘，谈艺者亦深有裨也。”正是因为纪晓岚在《文心雕龙》中写下了大量的精辟博深的评语，所以在清代便有黄兰修等人断言，《纪评｛文心雕龙）》尤不可不读。”
乾隆三十六年，纪晓岚点勘了《王子安集》。王子安即王勃。王勃（649—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隋末著名学者“文中子”王通之侄。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举幽素科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即注《后汉书》的章怀太子）慕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当时京城长安风行斗鸡，诸王子也乐此不疲，王勃戏做《檄英王鸡文》。高宗知道后，认为这是在诱使诸王子争斗，将他赶出了沛王府。他在四川漫游了一段时间后，被补为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参军。因恃才傲物，同事们都嫉恨他。官奴曹达犯了死罪，藏在王勃的住所。他怕走露风声，便杀曹达灭口。事发以后，本应处死，后遇赦革职。其父王峙也被连坐，由雍州（今陕西西安市方围：东至渭南县，西至乾县，南至秦岭，北至铜川市）司功参军贬为交趾（今越南河内市西北）县令。高宗上元二年，王勃去交趾探父，渡南海，堕水溺死。王勃六岁时便善写文章。他与李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他们虽仍承六朝余习，却又积极倡导刚健雄迈的文风。王勃在文学上的成就尤为突出，特别长于记、序、碑铭体的写作。他的《滕王阁序》是历代传诵的名篇。王勃原有集二十卷，已散佚。今传《王子安集》十六卷，是明末张燮依据《文苑英华》诸书采辑而成的。清代蒋清翊有《王勃全集笺注》，见《全唐文》第一百七十七至一百八十五卷。纪晓岚点勘的《王子安集》即明末张燮依据《文苑英华》诸本采辑而成的十六卷本。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王子安集〉提要》中说：“勃文为‘四杰’之冠，儒者颇病其浮艳”说，并解释道：“‘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指‘四子’也。”他又在此《提要》中引唐代一行僧、段成式、韩愈和宋代洪迈等人推赞王勃的文字作为论据，并进而说：“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夫一行、段成式博洽冠绝古今，二甫、韩愈诗文亦冠绝古今，而其推勃如是。枵腹百战之徒，掇拾语录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动其喙，殆所谓蚍蜉取撼树者欤？今录勃集，并录成式及迈之所记，庶耳食者无轻底焉。”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纪晓岚对王勃的诗文也是极为推崇的。
乾隆三十六年，纪晓岚点勘了《韩致尧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韩内翰别集〉提要》中对韩偓的评价极高：“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纪晓岚点勘的即《韩内翰别集》。他对唐以后一些评家责难韩偓诗风的香艳很不以为然，在《〈韩内翰别集〉提要》中，为此大鸣不平：“其诗虽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变风变雅，圣人不为，又何必定以一格绳之乎？”
纪晓岚一生评论的书籍，远远不仅这些。这些评论，皆属当时学术前沿的焦点问题，奠定了纪晓岚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地位，是纪晓岚之所以成为纪晓岚的根本原因。
方圆实战：要隐藏自己处世做人的智慧
势不能为则不为，如果势不能为则偏偏要勉强为之，必然是既不会获得成功，甚或因此忍受失败和屈辱。因此他讲，“连环可解，我不敢；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这是纪晓岚的人生智慧。做人的智慧要隐藏起来，不可向人卖弄，卖弄处世智慧会令人反感。
纪晓岚的朋友何子山先生向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雍正初年，有一道士善于用符降妖。他曾经到西山极深密处，爱其林泉，打算结庵习静。当地人劝告他说：这里是鬼魅之巢窟，伐木采薪者非结队不敢入，甚至连狼虎都不能居，先生应该慎重考虑。然而道士仗着自己有道术，因此并没有在意当地人的劝告。
不久而鬼魅并作，或盗窃其盖屋所用木材，或迷惑其工匠，或毁其器物，或弄脏他的饮食。如果道士行走在荆棘中，总是步步挂碍。如遇到野火四起，风卷树叶，千手千目，应接不暇。道士非常生气，便利用道术结坛召雷将，欲对鬼魅进行讨伐。然而神降则妖已先遁，大索空山无所得。可当诸神离去，则鬼魅数日又集。如是者数回，诸神厌恶道士虚报敌情，再招时便不复应。道士无奈一手结印，一手持剑，独与鬼魅相战，竟为鬼魅所败，被拔须败面，裸而倒悬，遇樵者始得解，狼狈逃去。
纪晓岚因此感叹说：“道士不过是依仗其道术罢了。然而势之所在，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逆；党群之已成，即使是至尊的帝王也不能破。事久则难变，人众则不胜诛啊。所以唐代想除去牛、李之倾轧，甚至难于河北之藩镇。道士不明白众寡形势，客主之局，不量力而婴其锋，取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另有一则故事：浙江有一僧，立志精进，誓愿艰苦，甚至从未有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一天夜里，看到有一美艳的女子从窗户中偷看，知道是心魔来了，立即禅定，如同没有看见。女子蛊惑万状，终不能近禅榻，如此连续数夜，也终不能使该僧起一念。
女子觉得黔驴技穷，便远远地对他说：“师傅有此等定力，我当然应该断绝妄想。虽然，师傅为作天中人，知近我必败坏道，因此怕我如同虎狼，可即使努力得到非非想天，也不过柔肌著体，如抱冰雪；媚姿到眼如见尘埃，仍是不能远离色相啊，如果心到四禅天，则花自照镜子，而镜子可以不知花；月自映水，而水不知有月，这才是远离了色相。如果能达到诸菩萨天境界，则花亦无花，镜亦无镜，月亦无月，水亦无水，乃无色无相，无离不离，可以为自在神通了。师傅如果敢让我接近一步，仍是一尘不染，则我也钵依佛门，再不敢相扰于你。”
此僧自认为他的道力足以胜魔，便坦然同意。结果，此僧最终经不起女子的千般娇媚，万种风情，败在她的石榴裙下，与她媾合了一夜，毁了戒体。事后懊悔失志，还俗了事。
纪晓岚就此评价说，“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大贤以下的人是不能做到的。此僧中人激将法，遂开门揖盗。天下自恃可为，遂为人所不敢为，终至溃败决裂，此僧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纪晓岚所持的仍然是中庸之道。中庸，即可物我两忘。中庸，即不偏不倚。中庸者，决不偏执，不执著。纪晓岚深谙中庸之道，从他对待收藏品的态度上就可感觉到。
纪晓岚拥有过不少古玩，然而，他不是占有狂，也不是守物奴。纪晓岚是位比较开明的收藏家，他认为世间万物，有聚有散，并无固定不变的主人。即使终身厮守，百年之后，又不知为谁人所占有，于你只不过电光一瞥，雁过长空，虚幻一场，不如“且随现在缘，领此当前趣”，想铭刻，就铭刻，愿把玩，便把玩，打算送人，就毫不后悔，让其为我所用，为我所乐。
《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一第二十三则讲述了一位收藏家高风翰。高风翰，字西园，山东胶州人。曾得汉朝司马相如一玉印，“古泽斑驳，篆法精妙……恒佩之不去身，非至亲昵者不得一见”，秘为至宝。他任江淮盐场官员时，德州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听说他有此印，会见之际，想要一睹为快。高风翰“离席半跪，正色启曰：‘风翰一生结客，所有皆可与朋友共。其不可共者惟二物：此印及山妻也！”’卢见曾闻听大笑：“谁夺尔物者，何痴乃尔耶？”难怪清末著名藏书家叶德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堂匾，并非独创，多半出于此处。
纪晓岚认为“有形自古无不尽，惟有文章之寿不随万物归其根”、“惟其书之传，乃传其观”，所以对器物的得失更加坦然。“于器玩不甚留心”的他，曾经藏获的古物精品，随手抛赠，不知凡几。比如，朝鲜使臣郑思贤，赠给纪晓岚两盒围棋棋子，天然圆润，不似人工。其黑者乃海滩碎石，年久天长为潮水冲激而成；白者为小贝壳，也是海水所磨莹，已很难得，再逐个检视，发现它们每一个厚薄均匀，轮廓周正，色泽如一，只有日积月累，比较抽换，才能集得如此之多，非一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