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他随父母到了重庆；十几岁就加入了左翼文化团体的演出活动；1945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到南京他跟到南京；解放后学校搬到北京他也跟到北京。后来该校与延安鲁艺及华北大学第三部合并为中央戏剧学院；他亦随之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在舞台美术系任教。 50年代；他参加了国家青年代表团出国演出；回国后重新分配工作。领导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他认为学校艺术氛围不错；教书能发挥他的特长；就又回到系里任教。几十年来；他辛勤地耕耘在舞台美术这块还少有人涉猎的园地上；累积了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著有《剧场与舞台美术》、《舞台机械》、《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等著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和该校图书馆馆长。1954年起；还兼任中央文化部剧场建筑顾问、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发起人之一）。
粉碎“四人帮”以后；担任了国际舞台美术学会中国分会秘书长；国家投资几十个亿的大剧院项目重新上马时；他担任专家组组长。 按说；李道善干的是幕后的工作；舞台美术嘛；不怎么出头露面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无名英雄；何况他生性又不喜张扬；喜欢在笔头上下功夫。可是他没想到；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还是出了一次“大风头”；就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的时候；一不小心；竟成了北京戏剧界的第三号大右派；名字还上了《人民日报》；批判他的文章占了整整半个版面。单位里则整天大会批；小会批；甚至还搬出了他的老师欧阳予倩等老先生；来声泪俱下地“帮助”他；弄得他的名字在文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李道善人很活跃；性子直爽；办事一贯热心；说话据说很有鼓动性。其实他不过是在“鸣放”期间向领导提了点意见；诸如外行领导内行啦，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有阶级性啦，应该建立一个舞美专业的协会组织啦等等；都是大家常谈的话题；有的甚至是很好的工作建议。但是一旦你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时；那就对不起了；你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事；就都成了别有用心的了。
又碰上李道善是个不大肯买账的脾气；满不在乎；挨完斗还去东安市场吃西餐；那思想问题就更严重了。结果七斗八斗；把他斗成了个“二级右派”。 那时右派也是分等级的（笔者实在孤陋寡闻；乃头一次听说）；一级右派是要进监狱的；二级右派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有的是在城市郊区；有的则发配到新疆、青海、黑龙江等边远地方；“锻炼”的时间有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不等；也有的一直“锻炼”到死；三级右派是留在原单位（或是调换一个工作）；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但也不轻松；不是降级就是降薪。二级右派是不允许你养家糊口的；每月只发十八元钱的个人生活费。 李道善很“幸运”地被划入“二级”；而且没有去外地；被遣往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锻炼”。尽管一“锻炼”就是六年；尽管那年他只有二十六岁；尽管他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尽管他背起铺盖卷加入劳动“锻炼”的大军时；他的妻子谢延宁正在医院里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好在那时的右派也多；光中央戏剧学院就抓出来四五十个（据说全国有五十四万）；前往农村住集体宿舍也不算寂寞。
何况；他的大哥李道和也“幸运”地当了右派；他原本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内蒙古日报》当记者；后来在包头市师范学院当教授、外语系主任；不知说了句什么话；也成了右派。于是李道善也算“道不孤”。在农村；种地、挖沟、修水库；什么活儿都干 其实当时的上层领导中也不乏明白人；北京市长彭真就是其中一个。据说把这些年轻聪明的右派留在北京郊区劳动“锻炼”就是他的主意。他认为这些人思想上有点“毛病”；但个个都是业务尖子；弄到外地去就糟蹋了；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何况是各行各业这么多人才；留在北京将来还好派用场。这大概是李道善之流的最大的幸运。 而更加幸运的是上帝还给了他一个聪明美丽；而且明事达理的妻子。他的妻子谢延宁也是艺术界的人士；是李道善在国立剧专时的同学；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其实在北京演艺界谢延宁的名气原先比李道善要大；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早的演员之一；曾在《蔡文姬》、《武则天》、《雷雨》、《茶馆》、《丹心谱》、《洋麻将》等剧中饰重要角色；是第一代《茶馆》阵容里的人物；身后有一大帮子追星族然而一转眼就成了右派家属了；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工资抚养三个孩子。
那时的剧院不像现在；是常常要送戏下乡、巡回演出的；一个巡回演出起码半个月；有时要个把月；孩子就只好交给保姆。可是后来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不知哪个缺德的人提出来；家庭用保姆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倡自己动手；解决困难。而谢延宁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保姆被舆论赶走后；她只好把三个孩子送进托儿所、幼儿园；住全托。到了周末；人家革命家庭的孩子被爸爸妈妈接回家了；而右派分子的孩子只好仍呆在幼儿园里。可是幼儿园的老师也要下班呀；实在没办法了；老师就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至于钱不够花；那就得像李道稔的母亲一样；翻翻这个箱子；看看那个柜子；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去卖几个钱。
那时李道善的母亲还在世；老人是从日本回来的华侨；手里有点钱；但也受到歧视；不敢公开地接济儿媳妇；怕人家说是接济右派；只能悄悄地买点孩子吃的食品；趁天黑送去———那时的政治气氛就像是草木皆兵；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了；明明正常的人也变得像个贼似的了。 好在老天长眼；让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成长为艺术界的专门人才。 总算那些不堪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如今的李道善、谢延宁夫妇年已七十多岁了；早就当上爷爷奶奶了；虽然都已退休；但仍在为艺术界和建筑界的各种事务忙碌着。改革开放以后；李道善多次赴美讲学；在美国伊利诺州爱尔金社区学院任客座教授；并在伊利诺州立大学、南伊利诺大学、南卡罗莱纳大学、泰克蕯斯大学讲学。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舞台；近些年关于国家剧院的建设事项；他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冒险保存了李鸿章宝剑的李道
李鸿章的宝剑据李家后人说原先有两把；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赠送的纪念品。其中一把李鸿章带入了坟墓（作为陪葬品）；原指望永远保存在地下的；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被挖了出来；好在没有拿去炼铁；被一个文化人看中了；拿去当了文工团演节目的道具；现在早已不知所终。另一把就是现存李家人手里的；历经五代人的递传、费尽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一把。 这把剑粗看与中国的剑没有什么两样；剑柄和剑鞘上按中国的传统雕刻了牡丹和蝙蝠的吉祥图案；剑身有三尺长；七八斤重；雕花的纹路间有一层淡绿色的铜锈。可是抽出剑来即可显出它的不同；传统的剑一般剑心一线是渐渐高突起来的；而这把剑却在剑心一线有一道凹槽；这大概是根据物理原理设计的；目的是在行刺之后使剑便于很快抽回。
这把剑在李鸿章去世后原由他的二儿子，实为亲生长子李经述收藏。李经述在丧父之后的百日之时即“随父西去”；剑就传到他的三儿子李国煦手里。李国煦三十二岁去世时；又由国煦之子李家瑾即李玉良继藏。李玉良是李经述的最大的一个孙子；由朱太夫人做主；过继给其伯父李国杰。所以他从小跟着李国杰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世面；后来成为一个敢想敢干、为民主革命作出过不少贡献的民主人士。 李家到了李玉良一代已是第四代；他们这一房的家族的遗产已所剩无多；因为有了李国杰这个极会花钱的父亲；钱就像长了腿似地跑得快。
李玉良有一段时间没有固定的职业；却有七个子女要养活；还有几个从他们上一代开始就在李家服务的老佣人；所以从抗战时期起；就已开始卖卖当当地过日子了。解放后李玉良先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到安徽省省委统战部任职；1957年病逝前任安徽省文史馆秘书。尽管这种卖卖当当的日子持续了不少日子；可那把宝剑；始终挂在他家的墙头上。 李玉良去世时他只有两个儿子参加了工作；一个儿子参了军；其余孩子都还在读书；已经工作的孩子就把有限的工资拿出来交给母亲；供弟妹们读书。但无论多么困难的日子；这把祖传的宝剑他们不舍得卖；仍挂在他家升平街老宅的墙上。可这在太平岁月还好说；到了“十年浩劫”扫“四旧”时；麻烦就大了。
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成团成伙地在街上冲冲杀杀；见到“四旧”不是烧就是砸烂；吓得一些过去的殷实人家把美金、黄金、高级手表半夜里往垃圾箱里扔李家人自然也非常紧张；因为李家的确还保存了一箱祖传的东西；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四旧”；里面有李鸿章当年穿过的朝服、皇帝恩赐的黄马褂、三眼花翎顶戴、手批古籍、古瓷、古礼器以及李鸿章用过的印章、印盒、题写的扇面等等。这些箱子里的东西外人自然是不知道的；但李家在升平街住了几十年；街坊邻居无人不知他们是李家之后；寻常日子大家和睦相处；而“革命风暴”呼啸而来之时；只有翻脸不认人的人才算是“革命派”。 他家隔壁一家的老人；论成分不过是个小业主；就是因为在抄家时和造反派争辩了几句；惨遭造反派毒打；惨叫声一条街的人都能听到这时正好在海军部队服役的李家老三李道来沪探亲；正住在家里；他实在不能忍受隔壁的惨叫声；就穿好军装前去制止了“小将”们的“革命行动”（那户人家至今非常感谢李家）。然而回到家里面对自家的一箱“四旧”时；仍是一筹莫展。
他心想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支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断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刚巧当地的户籍警严晓玲跑来告知；按照上级规定；军属之家是不可以抄家的；但现在天下已大乱；谁也管不了谁了；这条街上无人不知你们家的底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家若是有“四旧”的话；还是自己处理处理吧。 那么就只好如此了。当天夜里；他们几个兄弟陪着母亲卞慧卿；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抬到了天井里；把箱内之物撕的撕；烧的烧；砸的砸；然后“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事。那件黄马褂；临焚之前想想实在不舍得；就剪下了上面五只金纽扣；把它混在针线箩筐里；造反派就不易发现了。那一堆大大小小、晶莹亮丽的各式印章；一般的也就扔掉了；有几方大的上面还刻着山水人物造型；精美无比；扔掉实在可惜；怎么办呢？还是小儿子李道稔想出一个好办法；干脆把上面的印文磨掉；去掉它的历史内涵而成了一块普通的印石；不就安全了吗？那堆印章是李鸿章、李经述、李国杰、李国煦等三代人的印章；说不定就全成了祸害了。一箱子东西全都处理完了；他们仍未舍得动那把宝剑。李道小心地把它用报纸包起来；今天藏到这儿；明天藏到那儿他明明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宝剑还是被造反派搜走了；是被李道的一个叫“大哥”的同学给“咬”出来的；他曾在李家看到过此剑。
李道1949年8月参军；那年才十五岁；曾在华东军政大学读书一年；所谓“大哥”就是他那时的一个同学；关系好得就像亲兄弟。毕业后“大哥”分配在陆军；而李道则要求去海军；因为那时国家正在组建海军。他想；既然高祖父是在海军（北洋海军）的事情上栽了跟斗；李家后人就有责任在海军建设上再站起来；于是来到东海舰队兴国舰上。部队驻扎浙江定海；白天参加训练、执行任务；晚上他总是一卷在手；灯下苦读。军事书、科技书、自然地理书、政治书、历史书、名人传记只要那时能找到的书；他总是尽量找来看（如今李道已经去世了；我们从他留下的遗物中；看到有满满一大橱书）。他从士兵做起；以海疆为家；立志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奋斗一辈子；理想和目标是要当个将军。 可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哪里知道；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头；李家人是不会受到重用的。
他参加了解放一江山的战役；战役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和战友们向一个山头冲锋；开始还算顺利；谁知敌人突然开始扫射；他还好；仅臂上负了点轻伤；而他前后左右的战友却倒下了一大片他拣了一块弹片和一只炮弹壳带回来；作为对战友和那场战役的永久的纪念。 后来长期担任舰上作战参谋；在东南沿海一带执行巡逻任务。在业务上他总是出类拔萃；对那些可疑的“渔船”总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有一次他率先跳上了一条日本“渔船”；果真发现了问题；他们当即决定把该船拖回港。后来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那真的是一艘间谍船。 他曾荣获过三等功和四等功；多次受到表彰；但由于出身问题；长期未获提拔。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部队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这个大卖国贼的后代；自然在第一个浪潮中就被冲刷了下来；被宣布复员回沪；到城建局的一个学校当行政干部。 就在这个时候；当年他那个“大哥”参加了“支左”工作组；偏偏在“支左”中又犯了生活错误；在隔离审查中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惜“反戈一击”；大举揭发别人；其中就把李道家里的宝剑作为“四旧”给揭发出来了。
这么一来；不仅李道宝剑保不住了；他本人也因“窝藏四旧”而被下放到一家工厂去干杂活；劳动改造；早晨六点钟就要出门；晚上要写思想汇报；写检查；夜里十点钟才能踏进家门。他也会苦中作乐；把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当做练钢笔字；他说他还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字呢！如此这样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75年才恢复工作；在城建工程学校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虽因宝剑而落难；但还是时时想起那把宝剑；念它不知在什么地方。 奇怪的是老天爷竟长眼；老李家的宝剑在外逗留了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又回到了家里。那倒不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的；倒还真的是造反派给送回来的。造反派们说；经有关部门考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