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等)。由此可见,当时土地的‘王有’、‘君有’或者‘国有’,很大程度是名义上的,而实质则仍然属于一个古老的共同体”(《有关井田制的一些辨析》)。   
  唐、赵两先生的论点,我比较认同赵先生所说。具体对照“桐叶封地”这段史实,我们就发现,封地的界线也是很模糊的。“河、汾之东”究竟指哪些地方?汾河从南向北流,在新绛拐了弯变成由东向西,在河津注入黄河。那么字面上的理解,“河、分汾之东”则是汾河以东、风陵渡至河津黄河段以东到太行山以西这片广袤的地区,何止方圆百里?可见经济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在内必然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和技术。也就是说成王只能粗略地将一块封地送给弟弟,不可能将田亩、人口登记造册,产权明晰、数目清楚、界线明确地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唐叔。自然不可能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概念去理解,认为封地内所有的土地都是唐叔虞的,只能是象征意义上属于他。比如,在那些被晋国君主又转手赐给贵族的“公田”之外,小老百姓在荒凉的地方自己开垦一小片“私田”究竟属于谁的呢?《诗经》、《左传》中不乏“公田”、“私田”的并行记载,《孟子》中说道周朝井田制盛行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土地所有权真正公私分明应当在秦汉废封建、置郡县以后,赵俪生把汉代的土地所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土地大量私有、土地小量私有”三种状态,若从所有制来说,也就是公有、私有两种并存,这应当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中宗族集体拥有少量的族田、坟山,但这种集体所有本质上是私有。   
  那么此阶段土地流转有哪几种形式呢?凭借手中的暴力非法或合法抢夺,仍然是重要的方式,比如政权没收私人土地。同时也有封赠,当然不是周朝那种模糊的土地、人口捆绑在一起的赠送,而是田亩比较精确地授田给农民,或者奖赏给大臣。另外一种常见的土地流转形式就是买卖。   
  自从秦汉土地国有和土地私有之间界线分明以后,朝廷当然不可能像周朝那样分封了,一个人通过买卖得来的土地凭什么被皇帝赐封给另一个人?那么朝廷要赐封土地或授田,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战争过后人口大量死亡,土地大量闲置,可以将这种无主地收为国有,然后再行分配或赏赐;二是利用政权的力量没收大量土地归朝廷所有。也就是说,在承认私人能拥有土地的前提下,一个政权并不自然拥有土地,他只能先“化私为公”,然后才可能再“化公为私”。比如朱元璋将大富翁沈万山找个理由充军,沈家大量的动产、不动产归朝廷没收,土地所有权发生了转移。   
  一旦承认土地可以私有,中国历朝历代凭借政权的力量来主导、左右土地流转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为缓和社会矛盾,抑制土地兼并可能引起动荡;同样,朝廷要想大量赐给功臣宗室土地,也不是很容易的。明朝万历帝宠幸郑贵妃所生的第三子朱常洵,而不喜欢长子朱常洛,在大臣的苦谏下才很不情愿地立长子为太子,封第三子为福王。郑贵妃和福王要求得到补偿,请求赐田四万顷,最后讨价还价变成两万顷,这依然是个惊人的数目。周天子能把河、汾以东的土地给弟弟,产生不了什么社会震荡,反而几千年后三晋乡亲还在传诵唐叔虞父子的德政;而明天子要赐田万顷给心爱的儿子,却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周朝的土地国有、私有之间并不很明显,除了当时地广人稀的原因外,周王封地给弟弟并不会产生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转移,所以可以将土地、人口模模糊糊地打包在一起,说弟弟,这个礼物送给你了,包里大多数人并不会感觉到自己切身利益受损害。明代的土地公有和私有界线分明,不像周朝那样模糊,朝廷没有那么多的公田赐给福王,就必须先“化私为公”,就如万历帝早年没收了死去的老师张居正大量良田,赐给弟弟潞王。可到了福王就藩时,没有张居正这样的大臣有大量的田地可没收,那么就只能侵占普通农民和小地主的土地了,这样就必然激发社会矛盾。   
  承认土地私有必然就会承认土地买卖合法,土地买卖合法就可能引起土地兼并。中国历代王朝在大的政治制度没有改革前,解决土地兼并的办法只有一条:暴力。像王莽这样的野心家兼理想主义者,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干脆恢复过去的王田,让朝廷拥有所有的土地,然后进行合理分配。他忘了时势异也,自秦汉后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已十分明确,怎么可能开历史的倒车回到西周时期?   
  朝代更替后,通过战争减少人口,用政权力量没收一部分土地重新分配,人与地的关系出现一种较为理想的平衡状态。但私有的土地一旦参加交易,就必然会重新出现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到一定的程度就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了,会产生失地流民,引起社会动荡。      
第二编 文臣之辅政千古文人策士梦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於曳木者之前,徙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千古文人策士梦   
  陈平原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千古文人侠客梦》,文弱书生,幻想着纵横江湖、策马中原,大致是难以实现的白日梦,而做辅佐圣君、成就大业的策士,则是千古文人更为现实的一个梦。   
  大到开国君主,小到帮会头目,一般说来得有流氓性格、赌徒气质,而饱读诗书的士人,大多不敢出头造反,他们最好的选择是因人成事,傍一个有政治前途的主公,当一个摇鹅毛扇的军师,主公成功了他则可宣麻拜相。   
  真正的文人,多数是没有胆量和气魄做英雄的,他们顶多是做英雄身旁的策士。   
  大多数书生,有自知之明,不去当那个领头的英雄,而是在波谲云诡的大变革中择良木而栖,倚明主而仕。   
  选择主公的重要性,对立志当策士的书生来说,不亚于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选择夫婿,要把一辈子的幸福托付,最怕遇人不淑。   
  张良遇上刘邦,算是君臣风云际会,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而范增碰上了那个只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的项羽,最后只能生闷气,背疽发作而亡。   
  不过即使找对了明主,当稳了策士,也未必有好下场,就以明朝开国三大策士:李善长、刘基、宋濂为例。这三人性格、特长不一样,辅佐朱元璋的重点也有差别,李善长管行政,刘基出奇谋,宋濂掌文翰。其中李善长跟随朱元璋时间最早,出力最多,下场也最惨。   
  《明史•;太祖纪》载: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太祖)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功滁州,下之”。《明史•;李善长传》则是这样写的:“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可见这次君臣相会决不是偶遇,而是李善长策划已久的投靠。朱元璋此时才二十六岁,只是郭子兴麾下一员初露锋芒的将军,当时天下板荡,群雄并起,比朱元璋兵士多、地盘广、声势大的人多了去了,但李善长相中了朱元璋,可见他目光如炬。“跟对人”是策士最重要的一门学问,张良跟对了范增没跟对,两个智商、谋略差不多的人功业判若云泥。   
  李善长认准了朱元璋是可以成大事的明主,一见面就给朱元璋打气,以汉高祖的伟业激励这位起于阡陌的穷小子,对元璋说:“秦乱后,汉高祖以一介布衣起事,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妄杀人,五年内就成就了帝业。今天元朝的政治已经紊乱,天下土崩瓦解。主公是濠地的人,距离高祖故乡沛县不远。山川的王气,公应当承受。效法汉高祖所为,天下就可以平定。”   
  这一碗米汤灌得好舒服,元失其鹿,天下人逐之,可最终谁能捉住那只鹿呢?李善长归依朱元璋,固然有他对朱元璋的观察和对天下群雄的分析,但也有赌博的成分。最大也是最险的一次赌博,是他刚到朱元璋军中,据《明史•;李善长传》记载:“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此次谢绝朱元璋顶头上司郭子兴的橄榄枝,说明他看出了子兴不能成大事,冒了一把险,这种坚决的态度当然让朱元璋很是感动。果然不久郭子兴亡故,几个儿子也先后阵亡,郭子兴和小张夫人所生的宝贝女儿,也成了朱元璋的妃子。   
  在诸文臣中,李善长从龙最早,因此他的前程和主公捆绑得最紧密。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已经打败了陈友谅,在长江中下游站稳了脚跟,李善长率领群臣劝进,朱元璋没有同意,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李善长再次劝进,朱元璋终于不客气了,进位九五,李善长自然是开国第一文臣。事实这个人也有萧何之才,李善长当年主动追随朱元璋得到了回报,晋封为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位为韩国公,子孙世袭,颁发免死铁券。   
  和李善长的主动积极相比,刘基和宋濂观望了许久,而且摆足了架子。朱元璋攻占了金华后,听说隐居在家的刘基、宋濂的大名,史载“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如果说李善长是稳定后方的萧何,刘基就是足智多谋的张良,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始终比李善长更为清醒。《明史》说李善长“习法家言”,而刘基则是个谦谦儒生,还受一些黄老术的影响。更近于法家的李善长,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可以主动去拜谒朱元璋,毛遂自荐。但这类功名性太强的法家知进不知退,难有好下场,商鞅、李斯都是如此。   
  刘基初次拒绝朱元璋的聘任,是中国传统策士一种自涨身价的公关方式,就如躲在战火纷飞的南阳等着被请出山的诸葛亮,一定要摆出“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姿态,让刘备三顾茅庐。刘基看起来没有李善长那样积极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和宋濂都是元朝的进士,都当过元朝的官员,后看出了元朝气数已尽,和宋濂回乡隐居。   
  但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永远只是一种暂时休整,当策士、建功名才是他们永远的梦,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冒出来的。只是李善长是一介布衣,就如当时在上蔡的李斯一样,是厕中的老鼠,为了跑进谷仓中,没有资格矜持,因此主动将热脸贴过去,和主公共命运。而刘基当过前朝的官,更能看清楚新旧权贵本质上没什么差别,只是在历史的潮流下,不得不弃旧从新。因此,他对新主公,能在心理上冷静地保持距离,最后功成身退,告老还乡。   
  李善长是儒表法里,《明史•;李善长传》说他,“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嫉妒刻薄)。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与中丞刘基争法而■(侮辱之意)。基不自安,请告归”。而刘基比李善长气度恢宏得多,太祖因事责备丞相李善长,刘基说:“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连朱元璋对刘基这番话都感到惊讶,说李善长几次要害你,你怎么还给他说话?朱元璋准备让刘基代替李善长为相,刘基力辞。   
  刘基此举固然是他知进退,善保身的表现,也是由于他对帝王清醒的认识。天威难测,对帝王来说,赏罚恩怨只是一种帝王术,帝王没有真正的恩与恨,一切都为了统治的需要。赏一个人未必是好事,罚自己的政敌,对自己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胜利。刘基能参透这些,而李善长不能,最后自取其祸,以七十七岁高龄被灭族,“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只有他那个驸马儿子和公主生的两个孙儿,身上有朱元璋自己的DNA,得以赦免。   
  李善长参与胡惟庸谋反显然是欲加之罪。李善长的侄子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女婿,善长曾经请求免除自己的亲戚丁斌的罪过,而丁斌曾经在胡惟庸家供职过。大案总是从大官身边的人打开缺口,朱元璋亲自审理丁斌,丁斌招供李存义和老丈人胡惟庸一起谋反。大明办案有种著名的“瓜蔓抄”,皇帝醉翁之意不在小小的丁斌和死老虎李存义,而在大臣李善长,最后如愿以偿地把第一从龙文臣李善长牵连进去了。   
  善长被灭族当然是一大冤案,是朱元璋为了剪灭勋臣有计划的行动。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一个小小的五品郎中王国用上书,说了公道话。王国用说,李善长和陛下“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是国公,死后会封王,儿子娶了公主,亲戚做大官,是人臣中的顶峰,而要图谋不轨造反,成败尚未可知。有人说他想辅佐胡惟庸造反,大谬不然,一个人爱自己的儿子肯定甚于爱自己的侄子,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他即使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无非封太师国公王而已,男的娶公主女的嫁给王子而已,难道能比今天的富贵更加进一步?而且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能侥幸夺取的吗?   
  太祖看完这封上书,竟然没有怪罪这个大胆的郎中,大概说得他哑口无言。李善长被灭族,固然是朱元璋刻薄寡恩所致,但和李善长参不透帝王心有关,“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正是他的死因,不知道他被杀时,和李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的心态是否一样?   
  和管理百僚的李善长,参与军机的刘基相比,宋廉作为一代文宗,只是替朱元璋起草文书,教育太子,对江山的威胁应当不如两人,但朱元璋仍然不放心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