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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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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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景帝和朱元璋相比,是个仁厚得不能再仁厚的皇帝了,而晁错又很得景帝的重用。况且这晁错提出削藩也是投皇帝所好,为朝廷社稷着想呀。可他受到重用,主持修订削藩法令时,已经在自取灭亡。《资治通鉴》记载,晁错父亲知道此事后,从老家赶来教训儿子:“皇上刚继位,你当权处理政事,却要削弱诸侯,疏离人家骨肉,舆论对你很不利,你为啥这样做?”晁错却说:“就应当这样。不这样做,天子不尊贵,宗庙不安宁。”父亲叹息道:“这样做的话,刘家天下倒安宁了,我们晁家就危险了。我回家去了。”他父亲回家后就服毒自杀,临死前说:“不忍心看到大祸降临。”最后人家兄弟间打架,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晁错,清君侧”。诸侯造反,一般不会傻到明明白白说是要夺皇位。朱棣要搞自己的侄子,打出的旗号也是“靖难”,把矛头指向建文帝身旁主张削藩的齐泰等人。这一下子,晁错的替罪羊是当定了。景帝在决心杀晁错之前说:“我不能爱惜他这个人才而向天下谢罪。”——人才算什么?割了一茬还有一茬在后头等着,而江山、皇帝的威望自然是最重要的。最后晁错被灭族了。   
  叶伯巨死后好些年,朱元璋的儿子和孙子为江山终于大打出手了,有人说还是当年叶伯巨有先见之明。这都是废话,这算什么先见之明!为了花花江山,人家李世民兄弟还有玄武门之变呢?骨肉情谊在权力面前又算得了什么?藩王拥兵自重的后果,当时肯定好多大臣都看到了,可人家知道说这话的风险,所以都一本正经地说,各个藩王之间手足情深,孝顺友悌,陛下大可高枕无忧。只有叶伯巨是那个什么也不考虑的小孩,把皇帝光屁股的真相说出口了。      
金銮殿上的“群众暴力”   
  明朝是个重礼法的朝代,出仕的士人,不管个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开场合,总要摆出“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勿动”的样子。廷臣为了进谏皇帝,把头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绝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难想象当着至尊之面,像北洋政府或今天台湾地区的议会那样,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如果这样的话不但是有碍礼法,更是藐视朝廷的权威和帝王的尊严。   
  但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的非常时期,明朝的金銮殿上上演过一曲全武行,远甚于台湾地区议会的群殴。由于英宗听信了权奸大宦官王振的话,轻率地亲征瓦剌,被俘虏了,史书上称“北狩”。——中国历史上,“北狩”的还有宋代徽、钦二帝,明明是自己当了猎物,被“蛮夷”抓获了,应当是“被狩”,可我们老祖先用传统的阿Q法如此为尊者讳。   
  国中不可一日无君,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代行国家元首的职责。后来他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登基做了皇帝,绝了瓦剌以英宗做奇货来要挟明廷的念头,是为代宗。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宗被俘后的第七天,尚未登基的代宗作为摄政王上朝理事,当时王振也跟着英宗出征,死在乱军中了。受够了这个大太监鸟气的官员们,这下可以放开嗓门一诉委屈了。右都御史陈镒(都察院主官,正二品)联合大臣提议:王振危害社稷,陷害皇上,请诛杀其族来安抚人心。   
  这时候其他大臣哭声震动大殿。——中国文官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这时候一个没有眼力的王振同党马顺站出来呵斥陈镒,他大概还以为是他所仰仗的王公公当权时期。一帮大臣本来就恨王振恨得想寝其皮食其肉,这下一个王党“余孽”如此不知趣地站出来维护老大的利益,岂不是送上门来?   
  给事中王竑愤怒了,他和刑科给事中(给事中是派驻在六部的监察官,类似今天监察部驻各部委的监察官员)曹凯,看到陈镒被王党的人斥骂,且王振当权时,监察机构形同虚设,新仇旧怨涌上心头。两人揪住马顺的头发,用牙咬他的肉,大叫:“你以前帮助王振作恶,狐假虎威,现在事情这样了,谁还怕你呀。”其他大臣一哄而上,活生生地将这马顺打死在金銮殿上。   
  反正已经出了人命,这些大臣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要王振另外的同党毛、王二人。这时候有个太监金英,脑瓜子比马顺活络多了,关键时刻以实际行动来立功,争取这些失去理智的文官的原谅,便主动把这两人揪出来,一阵乱拳两人被当场打死。大伙儿还不解恨,把三具尸体拖到东安门陈列。不一会儿,又有人把王振的侄子王山(就是霸占某死去指挥的小妾,陷害薛瑄,后来做了锦衣卫高级官员的那位)抓过来,反绑双手让他跪在庭上,让众人唾骂。刚刚摄政的朱祁钰哪见过这架势,吓呆了。还是于谦比较镇定,他扶住朱祁钰坐下,在请示摄政王后,向百官宣谕:“马顺等几人罪当死,其他参加殴打的人不以杀人罪论处。”   
  这样一下大家就安静了。群众暴力经过事后追认,合法化了,打架的人成了锄奸的勇士。王山被拖出去“磔之”(将尸体一刀刀割碎),王振也被抄家灭族。   
  这场金銮殿上的武斗余波未平,代宗登基后的景泰元年(1450年),镇守浙江的宫中宦官李德上书道:诸臣擅自杀死马顺,等于侵犯朝廷。这样的贼臣不能再用。——同样是宦官,他和王振有共同的利益,这样的上表不足为奇。而且他说得很有道理,颇有点依法办事的味道,这马顺等三人即使罪该万事,也得由朝廷下令逮捕,交由三法司审理,再判处相应的刑罚。大臣自己动手将人打死,当然是犯罪行为。我想从古至今,这是个一般人都能明白的常识。   
  可是牵扯到那么多大臣,一一追究起来,大敌当前,这代宗刚刚坐上的皇位能否稳固还难说。于是代宗再次安抚参加武斗的大臣:“诛灭乱臣,目的是安定众志,爱卿们的忠义,朕已知道,不要把李德的话放在心上。”皇帝再一次确认了那场金銮殿上武斗的合法性。   
  这个故事或许能反映出明朝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受儒家文化教育多年的文官们,竟然能在朝廷不顾法度,将人打死。本来可以通过正常方式解决的问题,往往只能通过极端方式解决,这说明在这些读圣贤书,知朝廷礼法的文官的潜意识里,正常方式没有非正常方式管用和解恨。而因为众怒难犯的原因,对于此种群众暴力,还得事后认可其合法性。法度之严肃性必须让步于现实的政治利益。      
不吸取岳飞教训的于谦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所吟诗句,今天读过中学的国人大约都熟悉。这首诗歌是少年于谦托物言志,但一诗成谶,作为大明的一个关键时刻保卫首都的忠臣,在英宗“夺门之变”后,被杀死在刑场,全家被籍没。真正的“粉骨碎身”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听信太监王振的建议,冒然亲征瓦剌,被敌人俘虏,瓦剌骑兵一直抵达到北京城。于谦主持国务,否决了迁都南京的建议,带领军民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因为瓦剌要扣押英宗以要挟明朝,于谦等人拥立英宗的弟弟代宗为帝,粉碎了瓦剌的图谋。   
  于谦因此成为了大明的第一功臣,得到代宗的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的隐患。他要避免此祸,只有一个前提:让英宗永远不要回来,或者干脆死掉。   
  但是他和代宗,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在英宗失去利用价值后,瓦剌让明朝迎接英宗回家,于谦此时应当极力劝说代宗,让英宗永远滞留在异域,或者在迎接的途中,如当年洪武帝朱元璋对待小明王一样,授意手下部将廖永忠在途中害死小明王。——你大权在手,谁敢说个“不”字,无非腹诽而已。可是他们好好地让英宗回了北京,尽管软禁了英宗,防止他东山再起,尽管英宗也发誓不再复位。——侥幸活了一条命的英宗,此时在弟弟的屋檐下,他当然什么话都能说。但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誓言算什么?亲情又算什么?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突染重病,卧床不起,而太子这时已经早逝,皇位继承权发生了问题。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大臣勾结了起来,在正月十六日凌晨发动政变。拥着英宗登上御辇到东华门外。守门禁军见是太上皇,不敢阻拦,石亨挥军直入东华门,扶英宗入奉天殿。这时天已启明,群臣进宫早朝,见英宗已端坐在宝座上,均大吃一惊。英宗安抚群臣说:“景泰帝病重,大家迎我复位,你们各安其事,各安其位吧。”又过了一个多月,景泰帝病故,享年三十岁。   
  英宗复位成功后。徐有贞和石亨唆使谏官弹劾于谦、王文,谋划迎接亲王之子入宫继位。都御史萧维祯说:“此事出自朝廷,你不接受罪名也难以幸免。”于是罗织罪名,以“意欲”二字附会成罪,当处以极刑。奏报到英宗那里,英宗说了句:“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要证明复位的合法性,于谦必须死,尽管从英宗到构陷他的众臣,以及全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于谦是冤死的,但在最高权力的归属这样大的利益面前,一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于谦以“意欲迎立外藩”获罪,和岳飞因“莫须有”罪名丧身如出一辙。岳飞手握重兵,本来就遭到赵构以及南宋文官集团的提防,他还不知趣地说:“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他公开宣称要北伐,迎接徽、钦二宗回来。这赵构能不着急吗?他父亲和哥哥回来了,他这个皇位就不稳固了。岳飞是军事天才却是政治弱智,等待他的当然是“莫须有”罪名,这罪名能不能服众,当然不是赵构、秦桧首先要考虑的,现实的权力总比身后历史评价重要些。手握绝对权力的人,要搞死一个人,安个什么罪名还不容易?   
  史载:“及(于谦)籍没,家无余赀。”当初瓦剌首领也先要归还英宗,大臣商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可见代宗是很担心自己的哥哥回来的。可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代宗只好说:“从汝,从汝。”   
  于谦不但没有阻止迎接英宗,反而劝说犹豫不决的代宗把英宗接回来。祸根是他自己种下来的。于谦自取其祸的根本原因是他太刚直忠贞,心里只有朝廷的威望,而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这样的人,在中国杀机四伏的宫廷政治中,被杀掉是情理之中的事。   
  诗以言志,大多数人熟悉于谦那首《石灰吟》,他还有一首七律,知道的人不多,从这首《岳忠武王祠》,可见他对前辈忠臣的景仰和效法,没想到他俩的结局都是那样相似。诗曰: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   
  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   
  黄叶古祠寒雨积,清山荒冢白云多。   
  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薛瑄的“不识抬举”   
  薛瑄是明代的大理学家,创立了河东学派。他是山西河津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   
  正统年间,他因为得罪了权势熏天的大太监、自己的同乡王振,差点被处死。他得罪王振,原因用现代一些人的眼光来看,是他不识抬举。   
  正统八年(1443年),王振问三朝元老、大学士杨士奇:“我的同乡谁可以重用?”杨士奇推荐了学问和官声都不错的薛瑄。于是皇帝下旨,把他从提学佥事(大约相当于教育部一个督学)提拔到大理寺少卿的高位(最高审判机构的二把手)。这王振重用自己的老乡,显然是想在朝廷培植自己的羽翼,和皇帝第一号红人攀上老乡关系,对别的官员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薛瑄这老兄升官后,毫无谢恩的表示。杨士奇这个官场老油子提醒他去拜见王振。薛瑄一口拒绝,理由是:“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中国历朝历代,官职这个公器常常被有权势的人用来做私自的人情送人,可他就是不愿意遵照这个潜规则行事。一天,在东阁议事,公卿们纷纷上前拜见,薛瑄屹立不动。王振过来向他行礼,他也不还礼。升你的官,你不谢恩,这倒罢了,场面上你都不给人家面子。这下薛瑄彻底惹怒了王振。   
  你要知道大部分朝廷官员是如何巴结王振的。据《明通鉴》记载,公侯勋戚都称呼王振为“翁父”。工部郎中王佑,因巴结王振被很快升为本部侍郎;都御史王文、陈镒,都跪在门口迎接王振;兵部侍郎徐晞向他卑躬屈膝,不久提拔为尚书。一时间士大夫丧尽廉耻,却怡然自得。   
  对这个不识抬举的同乡,王振一直想找机会陷害打击。两年后,王振的侄儿王山和一个刚死去的指挥的小妾通奸。王山想娶这个妾,指挥的大老婆不同意,于是小妾诬告大老婆毒死了丈夫。这个案子到了大理寺由薛瑄审判,经审讯小妾承认自己是诬告,薛瑄秉公替指挥的大老婆洗冤。都御史王文(就是那个跪着迎接王振的监察部长。监察官员都这样,大明吏治可见一斑)等人诬蔑薛瑄故意替人开脱罪责,又弹劾他受贿。薛瑄被逮捕入狱,判处死刑。   
  在监狱里等待处死的时间内,薛瑄还读《易经》,毫无惧色。到了行刑那一天,王振的家奴在灶边哭泣。这个王振大概还挺关心下属的,问家奴哭泣的原因。这个家奴说:“听说薛夫子今天将受刑,所以伤心。”连自家的奴才都同情薛瑄,王振也有点感动,再加上别的官员求情,薛瑄被释放回家,罢官为民。后来“土木堡之变”后,王振死在战乱中,薛瑄又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   
  薛瑄这样硬骨头的大臣,在太监的淫威下能够不死,完全是靠运气。大明一朝,忠贞的大臣被宦官冤死的不计其数。连张居正这样有作为的人,想要在朝廷立稳脚跟,也不得不党附大太监。颇有戏剧味道的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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