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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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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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有许多此类因为小事而影响大局的故事。闯王进北京城后,吴三桂还手握一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山海关,他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李闯和清朝的力量消长。此时,李闯和清朝都向吴三桂伸出橄榄枝。经过再三考虑后,囿于夷夏之别的吴三桂已决定投奔李闯,可在这关键时刻,京城传来消息,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李闯给霸占了,于是演出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一幕,他投奔了清朝,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人可能不理解,那个时代再美丽的女人也是玩物,用得着为了女人背叛自己的民族吗?   
  这件事和朱高煦钩倒宣宗罹祸可以类比。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自己身体和自己女人的安全与否,最能直接、集中体现自己的尊严是否有保证,自己的权益是否有保障。一个连皇帝身体都敢伤害的人,你能指望他洗心革面、认罪伏法?一个连自己的女人也敢抢的造反头目,你能指望他江山坐稳后宽厚而诚心地对待自己?何况明宣宗早就恨叔父恨到咬牙切齿,而吴三桂也在大顺和清朝之间徘徊了好久。两件“小事”促使明宣宗和吴三桂做出了最终的抉择。   
  朱高煦和李闯,也算是一代枭雄,可为什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大约再叱咤风云的男人,在最大的仇人或最好的玩具面前,也很难抑制住男童式冲动:打他一下或者把玩具抢过来。这种冲动冲淡了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深谋远虑。      
少年皇帝的职业困惑   
  打心眼里说,我一直喜欢正德皇帝明武宗。民间的戏曲和传说,有关正德皇帝的实在太多,小时候看过《游龙戏凤》,讲正德皇帝看上李梅娘,让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半大小子有无限的遐想:多么浪漫的故事呀。   
  稍稍长大后我才知道,对皇帝来说,浪漫是最不应该具有的一个特点,浪漫几乎是政治这个行当的最大软肋。政治只有得失计算和合纵连横,而浪漫是出自真实的情感,完全是和政治反着来的。史书对正德皇帝的评价是荒淫无度,不堪人主。是呀,他十四岁登基,这是人生最叛逆的青春期。让他掌握亿兆黎民的命运,让他带领文武百官坚守大明的万里江山,实在是一件艰巨而无趣的事情,一点也不好玩。   
  当然,有人会说康熙这样的天纵英才,童年时就登基,学着当皇帝,十六岁就剪除鳌拜,成为一代英主。这只能说,在做皇帝这项特殊职业方面,康熙比正德皇帝更合适而已,他生下来就是职业皇帝,而正德帝不是。   
  正德皇帝所做的一切荒唐事,如果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都能找到合适的答案。一个正处在躁动而郁闷的成长期的孩子,突然给他最大的权力,他把这权力当成一个玩具,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他一次在元宵节赏灯,不慎宫中起火,他不但不命令抢救,反而大叫:“好一棚烟火。”他不喜欢那个束缚他的紫禁城。——这样被围墙围起来的小天地,少年人谁也不会喜欢,包括《闰土》中的鲁迅。他喜欢去京城北郊的豹房和北部边疆宣府镇国府,他把这两个地方称为“家里”,其他人看来这是错认他乡当故乡,而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才是的精神和肉体的真正故乡。豹房有无数的美女和美酒陪伴他,而宣府的镇国府,则是他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府邸。这是少年人的另一个梦:成为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情欲和武力,是少年男儿最钟情的两种美。那些说正德皇帝荒唐、顽劣的人实在不能理解,后宫三千,你如何享受都够了,为什么还要去勾搭民间的村姑?皇帝是这个世上最有权的人,为什么还要做皇帝管辖的将军?   
  指责正德皇帝的人忘了,人性是很复杂的。职位、美色、财富并不能带来成就感。因为是孝宗的独子,他自然要继承皇位。皇帝这个职业不是他凭本事得来的,而是他的血统的衍生物。因此天子的权力和后宫,只是权力的附属物。这对一个不安分的少年来说,是很没有意思的,如果凭自己的才貌去诱惑一个陌生的村姑,凭自己的本事去带领一支军队,这才能真正获得成就感。   
  此类的荒唐皇帝还不少,比如说明朝的熹宗,不喜欢当皇帝喜欢做木匠;南唐的李煜,是天才词人却是混蛋皇帝;宋徽宗是书画和蹴鞠高手,可是当皇帝太昏庸。后人感叹他们没有干自己合适的职业。应了一句古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这类有着另类天才的皇帝,有个共同点,他们的性格和爱好在少年就显露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因材施教,而赶鸭子上架,酿成个人和国家的悲剧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江山打下了,当然只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可当皇帝是个从政的行当,不是哪个人都合适。而在明朝是嫡长继承制,也就是说,皇长子哪怕不具备从政的潜质,也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皇帝。有的培养是成功的,有的培养的是失败的。明朝更是如此,老大当了太子,老爸的皇位谁也不能去争,不管这太子合适不合适,其他的弟弟只能醇酒美妇,逍遥一生。对这样的接班人制度,有人不服气,比如洪武帝的四儿子朱棣,于是起兵南下自己夺了皇位。如果只有一个皇子,那就没有选择了,不管是乌龟还是王八,江山只能给他了,哪怕是正德帝这样的叛逆少年。   
  清代皇室的继承不同于以前的朝代,它立贤不立长,老爹观察很多年,感觉到谁最合适当皇帝治理万民,然后在“正大光明”牌坊后留一道遗诏,把天下交给这儿子。所以今天看来清代的皇帝敬业的多,因为人家选择的就是适合皇帝职业的人。当然这种制度也带来一个后果,老皇帝的儿子谁都有机会,于是就会上演争夺继承权的大戏。到了清朝后期,皇帝子嗣不蕃,就一根独苗,不管合适不合适,江山都得给他。最后江山给了和正德皇帝差不多的同治,这个爱逛八大胡同的少年皇帝,没留下后代便死了。   
  中国过去的老百姓,养儿子也有点清朝皇室量才培养的味道。几千年来读书应科举当官是男人最大的出息。一家有几个儿子,肯定是优先培养那个读书种子去赶考,如果家境不太宽裕的话,别的孩子恐怕就会被牺牲读书的机会,所谓“秀者读,朴者耕”。当然如果家境好,就广种薄收,儿子们都去读书,总会出来一两个。   
  到了今天,虽然大家都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但众家长还是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读名校好专业,然后出国当海龟。二十年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法律、金融、计算机、艺术吃香。尤其是现在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孩子,不管这孩子是否适合当律师、金融职员、歌星还是IT从业人员,都软硬兼施把孩子往这些路上引。   
  独生子女们,承受着父母先入为主的职业要求,其实和那个充满幻想的浪漫皇帝正德帝一样,你不喜欢也得硬着头皮做下去。否则就是没出息的儿女,正如史家指责正德帝的荒淫一样。      
正德元年君臣对抗的游戏   
  上文讲到正德皇帝少年登基,对他本人和明皇室而言,都是别无选择。孝宗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皇位只能传给他。如果他在当皇子时处心积虑和众兄弟进行竞争,好不容易才坐上龙椅,大约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如唐太宗经过“玄武门之变”,铲除兄弟登上大位;或者如清代雍正帝在九王夺嫡中胜出,即位后都是十分勤政的,把自己的江山看得很重。通过竞争赢来的苹果吃起来才香呀。如果是个五六岁就登基的儿童,如后世的顺治、康熙,他们当皇帝时因为太小,不能自主,有摄政王、顾命大臣或太后看管着,明明白白当若许年的“傀儡”,而且在即位初年,只是一个儿童,没有能力去干荒唐事。   
  这正德皇帝的皇位来得太容易,且是在不大不小的青春期即位,正处于好动好玩爱幻想的时期,且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儿童,他这个年龄可以名正言顺地亲政。就如一个不知道稼穑之难的少年突然继承了万贯家私,家里的其他人自然很担心他败家,于是想方设法把他往勤俭持家的正道上拉。   
  明孝宗遗留下的文臣集团,在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天起,最大的任务就是如何用祖宗的礼法和道德来约束少年皇帝,来将这个贪玩的少年训练成尧、舜那样的君王。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理论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制约皇帝的只能是给他一遍遍讲大道理,让他自省,让他惭愧,让他明白众大臣的苦口婆心。   
  以大学士刘健为首的文臣集团,和皇帝的紧张关系从正德元年就开始了。撇开他们的君臣关系,来考察双方的“交锋”,就感觉到是姥姥、姥爷、叔叔、阿姨等长辈联合起来,一起教导一位父亲早逝而继承家产的少年,要好好读书,做爸爸和爷爷那样有出息的男人,不要和不三不四的野孩子混在一起;或者像一位严厉的老师,整天看着顽劣的学生,让他呆在教室里好好做试题,或阅读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防止他走入岐途,看黄色书籍或进网吧。   
  这种“望子成龙”的拔苗助长培养方式,往往加剧少年的逆反心理,他在社会上的“损友”唆使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想办法逃避大人的教导,或者阳奉阴违,或者干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样。最终的结果则是因为教导者心情太急迫、方法太简单,使具有逆反心理的少年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何况这些相当“帝王师”的文臣,面对的不是个普通少年,而是万岁爷,教育的难度就更大了。   
  《明通鉴》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短短的十二个月里,文臣上书措辞严厉地教育皇帝如何做一个明君的,就是几十条。   
  众文臣在皇帝登基第一年教导正德帝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要好好读圣贤书,学会做圣贤之君。元年(1506年)二月,刘健奏请皇帝恢复经筵(大臣给皇帝讲古典经史)。因为正德帝以冬天太冷为理由暂停了经筵。可恢复没几天,三月,刘健又上奏,说经史开讲以来,皇帝您不时传旨暂免,理由是要去朝拜两宫太后,然后讲了一大套道理:“两宫以宗社为念,见皇上勤于讲学,亦必喜动颜色,今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年九月,正德帝以自己正举行大婚,要停免中午的讲读,刘健等人又上表说,先帝的旧例,每日要再进讲一次,而且“四书”是圣贤治国的大道理,实在应该熟悉掌握等等。   
  二是要勤于政事,不要贪玩。文臣们把一个少年看成天生就对社稷江山负有无限责任的职业皇帝。四月,英国公张懋联合六部和五军都督府一起上疏,又是一番大道理。大意是:“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忧勤而兴,骄佚而坏者。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成王初政,周公作《无逸》以训之。诚见夫废兴之机,于此系焉,不可以不慎也。”此类奏章多不胜数。   
  三是要俭朴节约,不要奢靡浪费。少年人喜欢胡乱花钱,正德帝也不例外。他动辄就随便赏赐,或者以孝敬两宫太后为名、操办婚礼等理由要户部掏巨款。户部会同其他大臣一次次给皇帝算账,告诉他国库银根吃紧,不可随便花钱。   
  四是要有安全意识,好好呆在宫里,要远小人亲君子,不要随便出宫鬼混。这位好动的少年皇帝喜欢出宫骑马打猎,这个爱好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是锻炼身体,熟悉行伍,当年汉武帝年少时在上林苑也玩这种游戏,关键在于好好地引导。可文臣们上书都从很高的政治高度来指责皇帝这是不良嗜好。张懋进谏道:千金之子,都坐不垂堂,这样注意安全是因为其人所肩付的重要。而陛下所托付之重,岂止是千金之子?万一骑马有失,那该怎么办呀?兵科一名给事中说得更加明白:作为皇帝不应该有其他嗜好,骑马舞弓尤其不宜。而文臣们不能明明白白说皇帝道德品质太差,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身边的太监身上,张懋就说:皇帝天生圣明,原来并无这个念头,一定是左右的太监引诱走入非道。因此文官们屡屡劝谏皇帝远宦官。十月,刘健、谢迁、韩文等文臣上奏诛杀刘瑾等太监,以失败告终。   
  对文臣们的劝谏,正德帝的态度则是打太极拳,一推二拖。要么是说一句“知道了”,就没有下文;要么干脆就留中不发,装着不知道这回事,气得大臣们只能以告老还乡要挟。皇帝也不着急,你要走就走呗,大明不缺当官的。文臣们所依靠的礼法的力量、声名的考虑、对祖宗的敬畏等等,对少年皇帝没多大的约束作用,好比拳头运力却打在了棉花上。   
  这些大道理搁在一个正常的少年身上,往往会招致反感。这帮大臣不是以普通的少年标准来看待和要求皇帝的,而是以尧、舜,汉文、景,唐宗宋祖等明君的最高标准来要求正德帝的。——这又是明代以预设的理想化模式来执政的一大体现。他们以为,皇帝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别的少年能玩的你不能玩,别的少年能干的你不能干。皇帝不能有一点个人爱好,只能每天呆在宫里读圣贤书,看奏折,与大臣廷对。希望最大,往往失望越大,最后适得其反。正德皇帝执政的十六年是荒唐的十六年,他千万百计要逃出宫殿,住在豹房或宣府,就是为了逃避文臣们的视线。最终壮年暴亡,没有留下子嗣,继位的嘉靖帝继位,惹出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之争,君臣彻底决裂。如果在正德帝继位初期,因势利导,尊重一个少年人的心理特点和个人爱好,文臣集团和皇帝乃至皇帝身边的太监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营垒分明,不是那么紧张,也许正德帝会慢慢地上了做皇帝的轨道,不会那样出格,很有可能留下一两个皇子,不会给死后朝廷乱局留下导火线。   
  这些想当“帝王师”的文臣不了解人性,只了解道德,望君成龙的心思太迫切,他们对皇帝的“教导”结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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