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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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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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刘半农和张掌柜都竖起了耳朵,钱玄同稳稳地举起酒杯,抿了一口。

    “有清一代,视翰林院为‘金马玉堂’,还没听说过哪一个翰林公开抛弃过荣华富贵,走向朝廷对立面的。有之,惟蔡一人而已。时在1904年,先与陶成章组织光复会,又在上海参加同盟会。有人问蔡:反清之意决于何时?曰:始于戊戌变法,决于《辛丑条约》之签订。以后又与太炎先生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在满清末年,为翰林造反之第一人!”

    “说得好!”

    “蔡先生是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西学的。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跃出儒家体系而求知异域,为新政府中科举出身第一人!至于第三点么,全凭我的预感。你们想想,蔡既掌北大,思想必不立崖岸,汇纳百川,兼收并蓄。要知大学校长例由部聘,一锤定音,六百大洋一月,是个不小的官呢。蔡先生却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当校长不是做官,视到手权力如敝展。我想下一步集百家之言为准绳,开未来民主之先河者必为蔡先生,亦为中国之第一人!”

    同桌三人齐声喝彩,声震屋瓦,范文澜痛饮了一盅酒,多日的不平之气荡然无存。他心有暖意地瞅了眼钱玄同,觉得这呈文由他转送算是找对了人。

    那边的黄侃却被这声浪恼得拍案而去。最可怜的还是傅斯年,没吃上一口好饭,又慑于老师的火爆脾气,只得讪汕地饿着肚皮跟了出去。屋角剩下了陈汉章,还在顾影自怜地喝着酒。

    钱玄同见黄侃为此撤席,放声大笑。

    钱玄同比黄侃只小一岁,为1887年生人。虽出身书香,却性格狂放。少年时就毅然剪发,表示“义不帝清”。他是在1906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与反清亡命日本的黄侃,先后随章太炎入了同盟会。当时的日本,真可谓革命者的大本营。章太炎出任同盟会喉舌《民报》主编时,留日学生号称八千之众。他是青年学子心中除孙中山外,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儒侠。先是与孙中山、黄兴一起,通宵达旦地用热血豪情起草了《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等十四个纲领性文件,奠定了同盟会的行动方策。又以大无畏的气概,以《民报》为阵地,向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起了长达数年的论战,使革命党的舆论在东京重执牛耳。

    他那种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独行独往,纵横驰骋于清末民初政坛与学界的豪迈侠气,如磁铁般吸引了无数青年的心。章门多狂猖之士,不但狂还疯。他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就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话自白。他也由此得了个“章疯子”的雅号。

    那天的场面听者如云,人声似潮。他演讲时穿一身黑衣,像头久被囚禁刚挣脱铁镣的怪枭,不可一世地兀立在东瀛的海国天穹之下。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绝不能断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黄侃和钱玄同就是他的两位颇具水准的得意门生。钱玄同喝了酒,又气走了这位大师兄,还消受着张掌柜的恭维,不禁得意起来。他的眼神闪闪发亮,又开始摆起了龙门阵。

    “太炎先生讲课的风韵呵,真是终生难忘。那还是八年前的一个上午,在日本他的一间八席的房子里,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了一件长背心,留着点泥鳅须,学生围在边上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先生对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庄谐杂出,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同家人朋友一样。每次都是从八点开始讲到正午,四个小时里从不休息。学生八人中有我、周氏兄弟、许寿裳、钱家治、朱希祖、朱宗莱和后来做了先生女婿的龚宝铨。黄侃这湖北佬运气好,先单独入了师门。此公后来做过一首诗,说他是‘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他当年倒曾是一位意气奋发的革命党,还是遭通缉逃来日本的,不像今日这般迂腐。不过先生后来对我评价也不错,他在宣统二年写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有一段话。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犹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他说到这里,有点醉被刘半农和范文澜架着尽兴而去。

    屋角只剩下一位老人,还在顾自品味这寒夜的孤寂。这倒是位真正的怪人,怪就怪在当年不当教授做学生上。陈汉章为浙江象山人。他是清末的一位名举人,以博学著称,京师大学堂是慕名前去请他教书的。这大约是1907年的光景,朝廷刚废了科举,他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可称洋翰林,为博得一个翰林头衔,竟决定不就教席而当学生。他当时已四十多了,见马神庙四公主府的藏书楼里古籍很多,一头钻进去就是六年。于民国三年以甲等第一名毕业,虽翰林没有当上,却成了首屈一指的朴学权威。

    他有自己的精神天地,对刚才章门弟子的龃龉自然不感兴趣,那是年轻人的事。再说章太炎治学也太重门户,他的弟子先后进入北大的还有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等,据被误作门徒的沈尹默讲,章门弟子虽分三派,但涌入北大后,对严复手下旧人采取一致立场。对当年吴汝纶留下的桐城派更是一律呵斥,认为那些老朽们应该让位了,大学堂的讲台应由他们来占领在这座昔日的皇家庭园里,他见的改朝换代也实在太多其间有牵涉政治潮流的,也有涉及宗派纠葛的,远非“新旧”二字所能说得清。

    他对黄侃还是很有好感的,这是章门弟子中少数个性捐介,却治学严谨的人。当然还有朱希祖,也是章门龙象之一。他主讲的中国文学史,板书流利工整,极得学生好评。只是一口海盐腔,除浙北籍的桃李外,要想领会也实非易事。如黑板上明明写的是“孔子的现世思想”,从他口中读来就成了“厌世”,诸如此类的笑话,屡见不鲜。

    还有蔡元培,他也是心说诚服的。不仅因为道貌温和,主要还在于他是位真正的读书人。不说别的,就凭他四十多岁几番出洋留学的精神,就该相信他来执掌北大的诚意。他又想起了一件往事,喟叹一声垂下花白的脑袋。

    真是斯文扫地呵!那是寒假前不久的事,上午一进教室,就见一位阔少爷,横坐在最前排。旁边还跟着位听差,忙上忙下地一口一声:

    “少爷请用茶,少爷请吸烟。”

    他认识此人,父亲是奉系小军阀,已借故在家休学了一年,不知何以又冒了出来。也许是在家乡听惯了堂会,把他也当戏子耍他是硬着头皮走上讲台的,可还没讲几句,就见那听差旁若无人地窜了进来,猴急地咋呼道:

    “少爷,打听明白法学门今天上课的是司法部的江老爷,快换场子吧。”

    教室里哄堂大笑,他也随之挥袖而去。

    他醉眼矇眬地抬起头,凝视着不远处那座混乱不堪又耗费了他生命年华的校园。他是多么渴望能有一天,再漫步在一座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宏论,或者远眺北河沿垂柳下书人的窃窃私语。至于那种遥远的“太学”传统,那种书院里的真精神,还有那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的无尚权威,当然更令人痴迷和神往。当然他也知道,那毕竟太虚渺了,只能永远地留在梦中咀嚼和回味

    3

    虽然北京人讲究过旧历年,但每当新年临近时,人们的心里还是会溢出一丝憋不住的欢悦。毕竟一年的辛劳和污秽,将随着夜空迎春的爆竹,声声远去。

    而对于这座位于东厂胡同与翠花胡同之间的黎宅主人来说,今年的元旦更有一番喜庆的理由。黎元洪今日一早就起来了,洗漱完毕,在卫士的侍候下穿上特意定做的貂皮大衣,就与家眷一起去膳房用餐。天刚放亮,便随总统府浩浩荡荡的车队离开了居仁堂。

    他是在初秋时搬进中南海的,并按袁世凯的旧例,以怀仁堂为总统办公之地,居仁堂为居住之所。一晃数月,整日地公务缠身,还真没顾得上回过东厂胡同。

    当他的车队在警察开道下,缓缓驶进王府井大街北端时,眼睛不禁一亮。只见黎家大院的灰色高墙已修缮一新,侍卫长正带着管家仆役在挂满灯笼的大门口夹道欢迎。他的兴致来了,两撇八字胡随张开的菩萨脸微微耸动。望着不远处那块“黎大德堂界址”的石碑,心里倒真有点感激起袁世凯当年的苦心

    记得三年前,他被老袁设计骗来京城后,就被请进了慈禧囚禁光绪的南海瀛台。表面上他是袁氏的参政院院长,生活上有求必应。实际上形如囚徒,其住处被人戏称为“北京第一模范监狱”。虽然他不是革命党,但毕竟是以辛亥首义元勋身份发迹的,在帝制的问题上,自然持否定立场。但苦于虎离深山,别无他计,经谋士提醒,灵机一动,以夫人有病为理由,天天找老袁要求搬出瀛台,并以辞去参政院长和参谋总长为要挟。袁世凯敷衍不过,总算答应了辞职要求,为了拉拢他,又让长子袁克定花十万大洋买下这套住宅送给了他。

    这真是一座颇有来历的官宅。黎元洪一步入大门,就觉得神清气爽,分外亲切。又看见了高大的围廊上,那典雅的图案,与宫城的红墙廊柱相比,别有一番景象。他情切切地来到院子东南的花园,只见古朴的八角亭下,山石精致,藤木盎然。也不知历代主人种下了多少奇花异草,园子虽丘壑不多,却很宏敞。他是在去年下半年乔迁新居的,人未进门,就听说了这儿在清代曾两度做过“相府”。先是大学士瑞麟居住此处,以后荣禄又成了这里的主子。据说沈桂芳在京任军机和总理大臣时。也常在瑞麟家居住。这座在道光咸丰年间被称为“余园”的官宅,虽也曾显赫过,但真正热闹起来,还是他来了以后。

    当他在前呼后拥中走进东花厅时,眼前又浮现出一年前的景象。

    那真是民国史上的一场闹剧。去年的12月15日,他得知急于称帝的袁世凯,已下令封他为武义亲王。并通知在京简任以上官员,全部前往黎宅致贺,意在迫他受封。急得连夜召集亲信来此密议,总算做好了准备。他怎会忘记那天的场面,早晨七时起,院门外已人声如潮。只见东至隆福寺,西抵皇城根,南过东南市场,北达安定门大街,全是黑压压的一片官帽,赶鸭般往东厂胡同涌来,交通为此中断。及八时半,人员到齐,由国务卿陆征祥率领进门请见。他至今都为那天的表演而暗自得意,据后来报界透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黎副总统终于身着便服出见。并慷慨激昂地向天下宣称:

    “我黎元洪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说完竟独自入室。文武百官被要得面面相觑,只好尴尬离去。

    最为开心的还是以后几件事,为他赢来了今天的美誉。袁世凯见一计不成,又派人上门量做亲王制服,还送来“武义亲王开拆”的信件,想不到均被一概回绝。袁世凯终于恼羞成怒,亲书了一块“武义亲王邸”的匾额,强悬于黎宅大门内。他权衡再三,决心孤注一掷,待使者一走,就将匾摘下随手扔进了马厩。

    大雪初晴,暖暖的阳光透进方格花窗。院子里,一群小鸟在腊梅上嗽嗽喳喳地叫个不停。黎元洪喝一日刚蒸好的高丽参汤,满意地打量起这阔别数月的东花厅。这厅有四个开间,宽大气派,改造过的明式落地长富,上部装了磨砂玻璃。厅内壁有火墙,地铺方砖,朝南四扇屏门,中间悬一幅恽南田的没骨牡丹图,设色清丽娇艳。两边抱柱配有翁同龢的对子,上联是:“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下联为:“为公乎,为私乎,坐坐而去”。靠窗倚一明式黄花梨八仙桌,置花梨鼓凳八个,各有锦垫。东西相向,是八张花梨太师椅,亦有棉垫相衬。椅间配有月形茶几,亦花梨也。屋角是原主人杨度用过的紫檀琴案,孤零零地供着一尊古意盎然的商代铜鼎。

    他瞥一眼满屋的陈设,暗自讪笑袁氏父子的失算。这老袁,本是天下第一号精明之人,却放着呼风唤雨的大总统不做,硬要往黄泉路上瞎撞,结果倒成全了别人的美梦。袁世凯是今年6月6日呜呼哀哉的,他倒是粗中有细,还惦记着欠袁家的那笔买房钱,连夜派人送去十万元的奠仪,也算向世人了结了这笔宿债。根据1913年9月国会两院议决的大总统选举法,就在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上午十时,黎元洪终于以副总统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那令京城万人空巷的总统就职典礼,就是在东厂胡同里举行的。可怜袁氏父子一心想将这房子作为亲王府相赠,最后竟成了新总统的官邸。

    整个上午,黎元洪的心境一直很好。先是家人和亲信一一前来请安。待夫人和小姐走后,那位从湖北带来的管家,又领着几位新买来的丫环前来晋见。管家是老跟班,深知主子怜香惜玉的脾性。有位叫如意的妙龄女子,长得娇小玲珑,风韵十足。穿一身墨绿色软缎旗袍,袅袅婷婷地摇着碎步,请安时横波顾盼,越显得细腰一捻,酥胸微耸。弄得他眼花缭乱,心里漾出一丝春意。他轻吟了一句“满树梨花压海棠”的诗句,又沉浸在那种倚翠偎红的温柔梦境里

    午餐也搞得很别致,全是湖北黄破的家乡菜,那武昌鱼还是特意派车运来的,与宫廷菜系拉开了距离。

    可是一等午睡起床后,烦恼的事便接踵而来。他原打算在自己家接见几位文化界的名人,还特意点了民国元老,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名。昨天让秘书通知范源廉操办,听说他答应好好的。可到现在也不来电话,侍卫长派人去找,又满北京不见踪影。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却气势汹汹地杀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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