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上前扶住了这位浑身瘫软的长者，艰难地走了出来。
6
暑假里的一天中午，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蝉鸣不绝。张国焘带着天津巾帼领袖刘清扬，来到陈独秀寓所。陈独秀见刘清扬眉目清秀，举止娴静，以为是他的女友，便大大咧咧地开起了玩笑。张国焘红了脸，连忙解释道：
“我们是受北京学联委托去南洋募捐的呀。”
另外的话他只能单独说，离京之前，李大钊专门托他找陈独秀，了解一下上海建党的事。
陈独秀先在外面安排好刘清扬的住宿，就留张国焘住自己楼下，和李达一间房。自己和夫人高君曼住在楼上。这幢老式石库门房子还是柏文蔚让给他的，柏氏已迁到新渔阳里居住。进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张，椅子数把，壁间挂有大理石嵌屏四幅。
张国焘喜欢交际应酬，性格和李达不一样，有时很晚才回来。有一夜他又回来晚了，高君曼以为他谈恋爱去了，就和他开玩笑说：
“张先生是轧马路去了吧？”
张国焘连忙摇头：“哪里，哪里。”他确实没有去轧马路，不过心里早已对刘清扬有了意思，刘清扬似乎没有看中他，却对北大教师张申府暗生了恋情。
陈独秀仍然很忙，先是和章士钊等人筹办西南大学，最后一筹莫展。又要独自编《新青年》，还到处约人谈话，研究如何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几天下来，张国焘有点佩服陈先生尽管很忙，生活却忙中不乱，很有规律。他上午写作，中午尽可能要睡一会，下午或应酬来客或出门社交，晚上再接着写文章，精力实在过人。
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家中来了一位俄国客人。来人是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金斯基，陪同前来的翻译是俄籍华人杨明斋。
“陈先生，这里有李大钊先生的信。”见面时，带着山东口音的杨明斋递过来一封信。看样子他要比陈独秀小一点，约莫三十八九岁。
“哦！是守常介绍来的。”陈独秀狐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一边让坐，一边急切地看起信来。
“李先生还是柏烈伟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呢！”杨明斋估计陈独秀认识这位北大的俄籍教授。
“好啊，欢迎，欢迎。”陈独秀满面春风地忙着上茶敬烟。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这位化名吴廷康的维金斯基来沪的目的。他们是想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尽快在中国建党。显然，这位老朋友是一直把自己看成领袖人物的。俄国客人一到上海又先来找自己，这使他觉得很有面子。
“请问，你们一起来了几位？”陈独秀说话时，礼貌地对这位俄国人笑了笑。对方忙咧了咧嘴，他那双冷峻的鹰眼一直注视着陈独秀。
杨明斋忙说：“吴先生的秘书马马耶夫和夫人都留在北京，想协助李先生在北方建党。”
“看来你们对中国的情况很熟悉？”
“不，我们是从少数俄侨口中听说《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
说话时，杨明斋欠了欠上身，看得出他对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很尊重。
“陈先生、李先生都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突然，吴廷康用生硬的中国话插了一句。陈独秀充满敬意地眨了眨眼，他没想到这位俄国人还会讲华语。他发自内心地感叹了一声，说：
“我和李先生讨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这次二位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张国焘正将藤椅移到门外，手里摇着芭蕉扇，悄悄地听着楼上的谈话。李达说杨明斋以前来过，这位俄国人倒是第一次看见，说完又回屋里埋头写作去陈独秀正在谈起俞秀松和罗亦农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谈起陈望道刚刚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谈起李达正在筹备的《共产党》月刊，谈起戴季陶的那份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杂志。维金斯基听说这些人都住在渔阳里附近，就饶有兴趣地提出想分别见见他们。
两位客人走后，陈独秀还谈兴未尽，拉着张国焘来院子里乘凉。陈独秀说：
“你回北京后，就和守常、申府一起，尽快把北京小组成立起来。我们上海小组，这个月就成立”
张国焘听得热血沸腾，一把拉住对方的手：
“可惜我还不是共产党。”
“不要紧，我会建议他们考虑的。”
张国焘是八月底赶回北京的，临走时，陈独秀托他带了一封信。李大钊看完信后觉得事关重大，就和张申府在“亢慕义斋”讨论起来。
李大钊沉思着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说：“仲甫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维金斯基的意思，各国共产党名称可以不一致，不必强求。记得俄国以前是叫社会民主工党的，现在已改为共产党了，我的意见就叫共产党吧。”
“仲甫担心戴季陶、张东苏不愿意用共产党的名称。”
张申府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着陈独秀的信一边说。他最近去过趟上海，陈独秀的意思，如果想争取戴秀陶、张东苏等人在党内，能否不叫共产党。
李大钊注视着墙上的马克思像，坚毅地说：“这是个原则问题，他们要是真不满意共产党的名称，那是留不住的。”
“好！我给仲甫回封信，就定下来叫共产党吧！”
其实张申府也知道，戴、张等人只是找借口罢
李大钊又谈到陈独秀对张国焘的评价，说：“仲甫对张国焘印象不错，是不是先把他吸收进来？”
张国焘当时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国民社的主要负责人。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先后出国后，他在学生中算是活动能力最强的人
张申府觉得他有点爱出风头，但想了想还是同意了：
“我同意吸收他入党，因为仲甫的意见是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进来，他说当务之急是增加党员数量。不创党则已，既然创党，就轰轰烈烈地创，创出个眉目来。他希望我们先组织北京小组，尽快向北方发展。他已去函湖南、湖北、山东等地，希望各地加快建立共产党小组，力争在明年正式在中国建党。”
仲秋时节，天高气爽，北京共产党小组在“亢慕义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和刘仁静都是李大钊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当时的北大还没有白色恐怖，门口不远处还有校警在帮着站岗。在谈到经费问题时，大家都有点发窘。北京小组和上海小组相比，经费要困难得多。陈独秀编辑《新青年》，经济上比李大钊宽裕些。北京小组成员又多数是北大的穷学生，最后还是李大钊爽快地表了个态：
“这样吧，每月从我薪水中拿出八十元作为活动经费！”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校长室里，蔡元培正和丁文江会谈。丁文江蓄着小八字胡，刚随梁启超游历欧洲回国不久。他回国后，就出题对北大地质系的学生进行了考试，发现竟全部不及格。便来找蔡元培谈整顿地质系的设想，决定成立地质研究会，聘请美籍地质学家葛利普和李四光任教授。组织地质调查，举办地质展览会，一洗过去中国地质调查依赖外人之耻。
此刻，两人又谈起了英美和苏俄的外交政策。就在《新青年》的“纪念劳动节专号”上，全文刊登了苏俄的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废除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原是去年在巴黎和会时发出的，但由于军阀政府的封锁，直到最近才在国内刊物上披露。
丁文江又谈起了梁启超和他们代表团对英美法外交政策的看法。由于他们在山东问题上联手出卖中国主权，中国的知识界对欧美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纷纷转而对苏俄有了好感。只见蔡元培感叹地说：
“过去我国的一般看法，只要听到俄国两个字，就联想到过激，不是惊骇，就是痛恨。此外，还有一点轻视。以为劳农政府，无非胡闹一下，决无存在的地位。现在不同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苏俄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许多原来反对的人，也纷纷转而赞同苏俄”
丁文江风趣地说：“听说北大还成立了牛客士研究会，你还给他们拨房子”
蔡元培听了哈哈大笑，因北大在马神庙，现在又冒出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人不解，便闹出了这段笑话。
丁文江不无担忧地问：“蔡先生，如果共产党真像幽灵从你眼皮下钻出来，那中国将从此不得安宁”
蔡元培坦然一笑，说：“我刚写过一篇谈洪水猛兽的文章，按照兼容并蓄的哲学观点看，任何存在都有合理性。道并行而不相悻吗，真冒出来，也不可怕。”
7
正当徐世昌高喊和平统一计划，企图促使南北和议时，风云突变，直皖大战终于爆发
起因还是和段祺瑞重用徐树铮有关。自冯国璋去年底病逝后，曹锟成了直系军阀的新首领。曹锟和吴佩孚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段祺瑞控制了全部军费，又将参战军队改为边防军，还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一跃而成了“西北王”。在新的威胁面前，他俩联络“东北王”张作霖，组织了一个反皖的“七省联盟”，秘密地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拉开了反皖的帷幕。
又是以“革命将军”自居的吴佩孚首先发难，先在5月下旬从湖南撤兵北上，借紧跟而来的湘军之手，赶跑了老段的战将张敬尧。又于6月初兵逼中原大地，与皖军摆开决战的架式。他的军队一路上军容整齐，红旗招展。地方官员和士绅列队迎送，军乐齐奏。士兵们高唱着这位秀才出身的玉帅自编的军歌，士气确实与别的部队不一样。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雨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
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雨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坠。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
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都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7月4日，在曹锟、张作霖的催促下，徐世昌终于罢免了徐树铮。段祺瑞被激怒了，见他两颊发红，精神颇有错乱之象地咆哮道：“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当即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自任“定国军”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军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同时，派兵包围了总统府，硬逼着徐世昌下令惩办吴佩孚。
然而一纸空文并不能决出雌雄，真枪真炮才能判定胜负。吴佩孚于7月13日发布出师讨贼电文，矛头直指所谓再造共和的上将军段祺瑞，打破了北洋派的传统，撕掉了“清君侧”这块遮羞布。他的这份电文流传很广，也为他赢得了不少民心。
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
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化做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
胞；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乱国之
贼臣，民国之汉奸也。
7月14日两军交战，吴佩孚采用“擒贼先擒王”的战术，先夜袭团河，吓得段祺瑞匆忙逃回北京。又迂回包抄了松林店的定国军前敌总司令部，生擒了老段的“四大金刚”之一曲同丰，还逼他在保定向曹锟献上军刀，表示投降。在廊坊指挥东路作战的徐树铮，一时敌不住直、奉两军夹攻，也丢盔弃甲地逃回了北京。段祺瑞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吐血的旧病又复发他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军队几天功夫全军覆灭，今后还凭什么本钱去逞“虎”威他实在伤心极了，拿起手枪对着脑袋就是一枪。子弹擦耳飞过，身后的卫士应声倒地，他却没有死。他本打算躲入外国使馆，隐声息影算但转念一想，觉得还应该留条后路，以便东山再起。于是，在7月20日厚着脸皮给徐世昌递了份辞呈，自请免职以谢国人。
徐世昌看了辞呈，冷笑一声说：“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呵！”
曹锟与张作霖联手战败了皖系军阀后，又开始争夺中央和地方人员的安排及权力分配。7月28日，曹锟应张作霖之邀到”天津参加会议。在会上，曹锟对张作霖作了重大让步，改变了推举直系元老王士珍组阁的想法，同意张作霖请其儿女亲家靳云鹏复职的建议。8月4日这天，曹锟、张作霖又分批前往北京。徐世昌在火车站前铺下黄土，以帝王之礼欢迎这两个大军阀。两人进京后每天都忙着政治分赃，很快就按他们的意志组成了内阁，共同垄断了北京政府。
这一天，因李石曾刚从法国回来，胡适又新添了女儿素斐，为表示庆贺，蔡元培特请了蒋梦麟、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等在六味斋吃饭。见李石曾迟迟不来，同人们先谈起了前不久七教授联名发表的那份《争自由的宣言》。胡适、蒋梦麟等教授呼吁新一届政府取消限制自由的一切条例，恢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还提出要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倡发扬为自由而战的精神。据说曹锟看了《晨报》非常恼火，大骂了一通蔡元培和北大的新派教授。
蔡元培见周作人闷闷不乐，便想起刚刚失败的那场“新村”运动。先是工读互助团生产的袜子、手套等卖不出去，几乎全部亏本。后来又人心不齐，很快散伙而胡适又公开发表演讲指责他们，说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孟子独善的个人主义，是想跳出社会去寻找一种超然的理想生活，实在是一种荒唐的书生之见。
为了宽慰周作人，蔡元培谈起了刚在北大开课的鲁迅和他深受学生欢迎的小说史课。
他不解地问大家：“豫才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听说预备钟还没敲响，教室里早坐满了人，找不到座位的就站在门边、走廊，甚至坐在窗台上，而且还有不少别系、外校的青年从老远赶来听。”
是呀，胡适作为名教授，也扪心自问地感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