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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建国后五六年间，顺利地用和平方法实行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领导广大小生产者经过合作社的方法实行了对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地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不可能不导致社会主义。
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总的来说，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旧社会所不可比的。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７８年的２６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６％，钢产量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３５万吨变为１９８７年的３１３８万吨，煤产量由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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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变为６。
１８亿吨，发电量由７２亿度变为２５６６亿度，粮食产量由１６３９２万吨变为３０４７７万吨。
中国革命胜利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在知识界中表示怀疑的人是有的。破除这种怀疑并不很容易。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会重复旧中国的民族灾难和社会灾难，这样说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这毕竟是个假设。人们看到的事实是：社会主义虽然有许多成就，但并没有把人民带进“天堂”
，中国在世界上仍然处于经济落后的地位，而且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出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挫折，有的挫折甚至是灾难性的。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不经过曲折而成长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检讨造成曲折的主观原因。
第二，为什么在长时期内犯“左”的错误？
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很好的成就。
那时年平均增长速度，工业是１８％，农业是４。
５％。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遭到严重挫败，迫使１９６１年起进行调整。虽然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情况好转（这三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工业是１７。
９％，农业是１１。
１％）
，但１９６６年起发生了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而且延续十年之久，对经济、政治、文化造成极端严重的破坏。
“文革”结束后，又在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发生新的冒进。
所以总的来看，像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是犯了２０年（１９５８—１９７８）
“左”倾错误。
“左”
倾错误产生的原因，这里可以概括说几点：（一）
由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紧迫感而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倾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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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不顾一切地力求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快得多的速度发展经济，结果“欲速则不达”。
（二）
错误地搬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按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来进行的。这种模式确有缺点，至少毛泽东并不满意这种模式。他企图用中国长期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战争中的经验和原则来改造这种模式，于是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不断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否定物质利益原则这一套做法。这套做法并不能矫正依靠行政命令、过度集中的那种经济模式（事实上继续保持）
，而且更造成了混乱。
（三）
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典型。
实际上取消商品经济，加强行政管理，实行自给自足、平均主义，但一度被认为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四）脱离实际，不断地强求社会主义的“纯洁化”。这种倾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出现，那时表现为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全部消灭掉，以后又总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愈单纯、统一，愈大愈公愈纯洁，就愈能促进生产力。当这种情形并未出现的时候，就致力于上层建筑的革命，要求意识形态上的纯洁，以为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革命觉悟不高，其结果就是把发展生产抛在一边，而只是追求革命化。
以上几点，虽不足以完全说明“左”的错误的表现及其原因，但这里确是包含了我们的痛苦的经验。我们的改革不能不针对这些弊端。
第三，为什么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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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且着手对于过去那种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过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与改革同时，实行开放政策。开放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改革。
改革十年的成绩是显著的。国民生产总值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４８２亿元（人民币）增加到１９８８年的１３６９４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９。
５％；居民实际消费水平，这十年内年平均增长７。
８％，增长的速度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应该说，这十年是中国在以往的历史中经济发展最旺盛，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是，改革也遇到了困难。这就是，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快，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混乱。这些情形在去年年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开始进行必要的调整，大约需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这种调整是为了巩固改革的已有成果，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这里不打算讲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种种具体问题，只就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两种倾向谈一下看法。
一种倾向认为，这样的改革不行，中国需要的是“补资本主义的课”
，或者说，实行全盘私有化，也就是重新走资本主义的路。知识界中抱这种主张的人只是极少数，但改革遇到困难时，这种看法就以各种形式较多地表现出来。
这种看法的主要根据是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在中国旧社会中，并不是没有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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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起来，因而没有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３０年的生命，重新走资本主义的路既不可能，更不能为工人、农民、知识界的多数人所接受。
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身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是必须重视的。
在过去“左”倾指导思想下，既没有重视这一历史事实，甚至还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但不因此而更困难，反而似乎容易一些，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纠正了这种错误看法后，我们肯定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自己的特点。
改革十年来，从实际出发，至少明确了以下两点：一、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不能用国有制——全民所有制囊括一切。
１９８８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制经济占６４％（１９７８年是８０。
８％）
，集体所有制经济占３２。
６％（１９７８年是１９。
２％）
，其余３。
４％是在十年中出现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等。事实证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并不妨碍公有制为主体。
二、中国不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但必须补商品经济这一课。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是“左”倾指导思想下的一种错误观念。改革十年来，我们逐步把商品经济引入原来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村，逐步改变企业依附国家，带有垄断性，因而缺乏活力的状态，使企业作为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经受市场的考验。除了扩大农村商品市场和工业消费品市场外，开始形成生产资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不再是以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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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手段为主，逐渐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通过市场而实行的间接调控。改革前我们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市场机制极不完善，而如何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结合起来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不小的。但是事实证明，为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就必须学会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我们称之为：过商品经济关。当前所要进行的调整，不是在改革中退缩，而正是为了过好商品经济关。
在改革中出现的另一种倾向认为，一切困难和矛盾都是由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机制，放弃依靠行政手段的高度集中的体制而来。因此不如还是回到老路上去。这种倾向并不明确表现为许多人的主张。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缺乏为之付出必要的代价的准备，并且在改革的近期实惠预期值过高的情况下，一遇到困难和曲折，这种倾向就会若隐若现地浮出来。
改革，就其对全社会的深刻影响来说，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但它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革命，不可能在一个早晨把旧的经济体制粉碎掉。许多矛盾和困难是由于新旧体制暂时并存的局面而来，有些则是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中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逐步使新体制健全地成长起来，最终代替旧体制。
回到老路上去，不可能为多数人认为是一种好的选择，而且实践已经证明此路不通。改革的道路是总结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以来（在中国是近４０年）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而得到的结论。虽然走这条路会有风险，有困难，也难免有政策上的失误，但是要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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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选择。抱残守阙，只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权利，更谈不到扩大其影响。
第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在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精简党政领导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制止贪污腐化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采取了措施。但是，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发扬民主又必须同时加强法制。中国社会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它领导的军队和地区中实行民主制度，但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民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全国解放后，我们又常满足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这类说法，忽略了实际民主制度的建设。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所谓“大民主”
，其本意是发动最广大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消除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但是这种大民主只会造成自发的群众骚乱，只能起破坏作用。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能适应经济战线上的改革和发展的步骤，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必须有领导地、稳妥地、逐步地推进。当然不能重复大民主的错误。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的同时，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可以说是我们要过的另一关。
社会的多元化是个事实。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至今仍应认为是有价值的。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社会有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不同于处理敌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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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会如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种种人民内部矛盾，确实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
至于多党制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以外有八个民主党派。
我们实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不可能也不应当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
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和改造。许多旧的领导方式不适用了，必须探求适合于新的条件的方式，否则党的领导就坚持不了。社会主义的旧模式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而得到改造，否则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坚持不了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另一项。在中国一部分知识界中存在着不同程度地怀疑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能靠法律和政治权威来消除这种倾向。我们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形势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挑战。我们应该勇于接受这种挑战，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各种怀疑论和否定论，马克思主义将失去其战斗力和生命力。
中国现在存在文化水平低的问题，在许多人中还存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方面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后遗症，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社会生活大变化的反映。
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但为实现这个任务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有１１亿人口，经济和文化很落后的国家中，必须努力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这对于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是必要的条件和前提。这些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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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为艰难的任务，但也是我们必须和能够完成的任务。
１９８９年５月这是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稿，原来准备给外国朋友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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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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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
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