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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然，这个工作不只是由社会学界来做。但社会学界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可做。为我们国家的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批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为防止和抵制和平演变，社会学界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我们的社会学研究所能够和全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工作者，和前辈的学者，和许多不断地培养起来的社会学新生力量一起，为社会学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
第一篇是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６日在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２日第二篇是１９０年３月１７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建所１０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社会学研究》１９０年第４期，７月２０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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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３８４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需要创新，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论点，发现新的资料。
一切学科都要前进，都是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研究是研究过去的事情。它如何前进？如何创新呢？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过去的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当然不能根据主观的意愿去改造历史，不能因为今天或明天的现实有什么要求，就按照这种要求去描述历史。但是，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
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去弄清楚某一历史事实，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对已往的历史的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
所以我们虽然绝不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去随便改造历史，但又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研究，并要在研究中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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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
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或者从中国近代中无论举出哪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我们固然要如实地尽可能全面地进行研究，但是在研究中总是要有所侧重。
某一方面之所以受到特别的注意，这常常是和现实生活的需要有关的。实际生活的发展，往往使我们感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忽视了或没有十分重视，而现在看来，却应该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即使原来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仍可能感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说明。现在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过去的事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有了新的社会实践才能深刻地看出来，这种情形也是有的。我们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但又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和任意剪裁历史的主观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已往的历史之所以需要反复研究，并且能够有所创新，我想，根本点就在这里。如果过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结论，那当然更应该用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来代替它。
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许多人长期研究所取得的，并且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也还需要我们反复地加以阐明。
例如，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过去一般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一段时期。其实，按照社会性质来说，整个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时期）。
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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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这个结论不是轻易取得的。甚至可以说，是付出了几代人流血的代价才取得的。对于前一代人，这也许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不成问题的结论，但对后一代人，也可能还不那么清楚，还需要加以解释和证明。
真理不怕重复，在重复中也可以有创新。历史的真理是需要反复地加以申述的。为了使生活于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人们认识和接受真理，不能简单地把已经说过的东西，再说一遍。我们现在需要结合当前的实践，对这些值得重复的正确结论，进行有充分科学根据的、有说服力的论证。
为此，我们就要收集和研究更多的资料，作出更深入的全面的分析，进行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地进行这种工作，虽然好像说的是老话，但仍可以有新意，这里也就包含着创新。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对于正确的结论，我们必须加以坚持，并且给予新的论证。
对于过去的错误结论，要加以修正，而代之以正确的结论。
二
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没有作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
当然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充分。
究竟怎样才算是对历史作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这里谈一些看法：单纯积累起一大堆材料，这不能算是系统的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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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材料摆得很充分。有这样的历史学派，他们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把史料考证清楚。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有几种不同的记载，那就要考证出哪一个记载最为可信，这就是历史研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历史研究的可能。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没有不同的记载，那就没有什么研究工作可做。按照这种学派的说法，历史研究就会陷入烦琐的考证，而且止于罗列一堆历史材料。
我们是重视史料的收集、考证工作的。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
不掌握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不辨明有关史料的真伪，当然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某些历史事实的细节，如果对了解全局有关，花气力进行考证、辨明，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不分轻重，不管它对全局的了解有无意义，凡是发生过的事情都要一一弄清楚，就势必陷入烦琐的考订工作中，那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史料学的工作，不过是史学研究的开始，决不是它的完成，决不像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那一派的看法一样。
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为根据，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
例如，我们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这一百年的历史，概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本质的认识。
又例如，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的同志说，这是个封建主义的政权。有的同志说，这是个农民革命的政权。这也是企图对太平天国得出一个本质的认识。当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如果这个认识是正确的，是否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历史的科学研究的任务？我想，这仍然只是做了历史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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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开始的一步工作，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系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还远没有完成。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所谓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从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中得出一个概括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的确反映了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反映了隐藏在众多的现象后面的本质，那就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把历史现象的一切复杂性、多样性全部反映出来。这种概括的认识表现为抽象的概念，而实际存在的具体历史现象却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举例来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一贯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个结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斗争的具体情况是极端复杂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前，斗争有时主要是反帝，有时主要是反封建，有时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而很多是不自觉的，有的甚至表现为低级的歪曲的形态。在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时，也还经过不充分自觉到充分自觉的过程，有时还因犯了错误而受到挫折和失败，而且在各个不同阶段分别着重反对某一个敌人，并不是平均用力地反对一切国内外敌人。总之，虽然从总体来说，从本质上看，一贯地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实际现象决不是这一句话就说完了的。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在历史舞台上的许多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是各种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抽象的、规律性的概括认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才不至于陷入纷歧错杂的历史现象的海洋中，无法认识和理解这些现象，无法驾驭所遇到的一切史料。但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毕竟不在于只是得出某些抽象的概念，而是要以这些概念（如果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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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科学的概念）为线索，使纷歧错杂的历史现象井然有序地展现出来。因此，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既要从具体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这是第一步；又要把这种认识再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回到在历史舞台上具体的人和事上——加以说明，这是更重要的一步。
在这里还可以说一下，我们从具体的历史现象中得出的某个规律性的结论，究竟正确不正确，怎样能够得到检验呢？
列宁曾告诫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列宁选集》第二卷，７２３页）
如果我们是从个别材料中得出一个结论，又用这结论来说明这些材料，那当然毫无意义。我们应当尽可能掌握具有全局性的材料，从中得出结论，并且带着这个结论回到广泛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不但不回避，而且要敢于面对那些看起来和自己的结论不相适应的具体现象。如果这个结论能够贯穿一切，把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都说明清楚，那么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如果这个结论不足以说明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就要加以修正和补充。这可以说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一种形式。对于已往的历史的认识是否正确，当然不可能用现在的实践来证明（虽然有时可以参考）
，而主要是用已往的历史实践来证明。在这里，所谓实践，就是具体的社会活动，具体的历史事实。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应该经得起一切有关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检验。
如果我们对某一段历史确已取得了科学的认识，能够以此为线索，把有关的具体的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如实地展现出来，把本质隐藏在其内的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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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性如实地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科学研究就做得比较充分了。
只罗列材料而没有观点的情形，或者只提出抽象的概念而不谈具体的人和事的情形，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的。但是，至少在一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确有这样的毛病：列举了一些历史的现象，然后得出若干所谓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往往是人所共知的，而举出的历史材料也好像是为了证明其结论而故意挑选出来的，使人感到观点与材料并不是水乳交融。应当按照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对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展开深入的研究。我们所要说明的论点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有血有肉的，和具体史料溶合在一起的结论。
从纷歧错杂的社会现象中看出规律性的本质的东西，又据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这种方法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现实生活就是正在进行着的历史。由于历史研究所处理的是过去的事情，不但其前因，而且其后果都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更便于我们来运用和学会这种方法。科学的历史研究，除了给人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外，又能帮助人们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锻炼自己的认识和思维能力。如果我们能提供更多的历史研究成果，我想，是可以从这两方面给人以好处的。
三
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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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任务。
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并不始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较早的著作家，如湖南醴陵人刘彦，他曾经当过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当过大学教授，当过北京政法大学校长。他在１９１０年出版了一本《中国近时外交史》，已提出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划线。
以后２０年代初，开始有些中国近百年史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因而不能说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且还有其他缺点，但是这些著作，一般地包含有爱国主义的主题。刘彦的１９１０年的那本书，后来在１９２７年扩充改写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
他的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解放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也有反爱国主义的。
例如蒋廷黻，曾任过大学教授，当过国民党的外交官。他著有《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他讲鸦片战争，是贬低林则徐而称颂琦善的。
他说林则徐是完全不可取的，而琦善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最好的外交家。他的这种观点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界中也很少有人赞同。他的立场是反爱国主义的。
解放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努力对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状况作出科学分析，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呻吟，提高到理性认识，阐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