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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适得其反。
大办人民公社，一切行业国有化，由国家经营，这些做法在当时认为很好。既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公得越大越好，越纯越好，但实际经验证明并不是这样。为什么生产关系“很好”
，生产力还发展不起来呢？于是用这种抽象地追求“纯粹”的标准去看上层建筑的问题，就提出了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
就“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者本意来说，好像是为了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最完美的社会主义，但结果走向反面，反而搞乱了社会主义，给那些争权夺利的野心家造成了机会。这些经验教训当然值得研究，值得记取。
再来说说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说反右派斗争中被称为右派分子的人，提出了最好的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说法同历史决议完全不一样。历史决议讲，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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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究竟历史决议说得对不对？这是值得收集当时的材料，认真地研究一下的。
据我回忆，像历史决议所说的真正右派分子的言论那时确是有的，但也确是极少数。那么，“严重地扩大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１９５７年我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就认识清楚了。既然发动大家讨论，给党提意见，当然就议论纷纷，出现各种各样的说法。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包括党内知识分子，当时有“左”的，也有偏右一点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观察形势，讨论问题，批评党的缺点时表现出这种影响，也是不奇怪的。他们一般并不是敌视党，敌视社会主义，倒是关心国家前途，肯动脑子的人。
认识上的偏差，本来应该通过讨论、通过实践来逐渐解决，而不应该一棍子打下去，当成敌我矛盾。何况有些当时被看作是偏差的，并不一定完全错误。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开始建立时，不承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从纯而又纯的主观要求出发，把在当时水平下认识的偏差说成敌人，结果是狠狠地打击了肯想问题、敢提意见的人。这样的扩大化留下了很沉痛的教训。还有些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政治性的主张，不过是对某个党支部书记不满意，对党内某些不良现象不满，提了些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当时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从这种扩大化中也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总之，从吸取教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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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对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值得分析研究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
，应当全盘否定。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成就，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但也是构成“文化大革命”
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分。
我想，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当然要谈到毛泽东的错误，要谈到两个反革命集团，但也必须说到党和人民中的健康力量的发展。既要谈到周恩来怎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保护了许多干部，尽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并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要说到被诬为“二月逆流”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进行的斗争，说到邓小平１９７５年进行的整顿，等等。我们还要看到当时许多被“审查”
、“监护”
、“流放”的干部和党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在身心备受迫害的境遇下，保持了对党、对国家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青年和其他群众，包括开始时被“左”的口号迷惑的人，逐渐通过实践辨明是非，以各种形式抵制“文化大革命”。这些都应该是构成“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的一部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总的逆流中，这种健康力量能保持和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这种健康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转变为新的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什么叫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过封建社会主义，是反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后，封建地主阶级、贵族阶级失去了原有的优越地位，心怀不满，他们用社会主义的腔调攻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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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制度，装作不是为了封建主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声讨资产阶级。所谓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主义。
我们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各种遗毒，“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中也包含着封建主义的遗毒，这都是事实。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更使人感到中国经历过长期的封建时代的这个历史特点。因此，党的许多文件，包括历史决议都特别提到，要注意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余毒。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得更明确。
他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当然，这些都不是说，１９５６年以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封建主义的复辟。
我们可以再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要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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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这就是说，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切失误，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封建主义。当然，把正确的和错误的混在一起，都说成是封建主义，更是完全错误的。提出所谓封建社会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想说，我们只能反对封建主义，不能反对资本主义。因为现在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那当然要欢迎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要”全盘西化“。有的同志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就不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要欢迎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他又说：”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
这都是切合实际的分析。所以，邓小平说：“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兴无灭资”。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东西，都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全部排除。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在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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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文化。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商品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还有许多有效的生产组织方法、管理方法。所有这些固然带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烙印，但它们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的。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身的旧社会不能继承到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我们敢于向资本主义学习。我们所学的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是，必须批判和排斥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丑恶的东西。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要进行分析，同样，对于封建社会产生的一切也要进行分析。
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长，两千多年。我们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对社会主义的不利影响。但如果把整个封建时代所产生的一切东西统统说成是封建主义的，都抛弃掉，那我们这个民族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存，几千年连绵不断地发展下来，总还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民族虚无主义不行。所以要把民族遗产中的民主精华同封建糟粕区别开来。
从这点上说，“全盘西化”论也是错误的。
列宁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但又要善于接受民族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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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切优秀的成果，这也是在反封建主义时必须注意到的。
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０日在全国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上的讲话。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１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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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
最近邓小平同志讲，这几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工作没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党史的研究和宣传应该而且能够起很重要的作用。下面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 中国革命史教学与中共党史研究
大专院校过去是讲中共党史，现在一般改为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者要考虑怎样帮助大专院校把中国革命史教好。中国革命史的范围要比党史广。注意整个革命史的问题，对党史研究有好处。它的好处，我想简单讲三点：第一，我们研究党史，把党成立以前的历史研究一下，多讲一点，确有好处。党不是凭空成立起来的，是在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社会主义的理想，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不是偶然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讲一下党成立以前的历史。比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注意的是唯物史观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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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划分为阶级并有阶级斗争是客观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在还没有传入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会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如果注意辛亥革命以前的一些言论，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当时已有许多人注意到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梁启超有一篇文章讲到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他把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三等。
同盟会的一些人在主张革命的言论中，也讨论到革命要由“中等社会”主持，要运用“下等社会”的力量，等等。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作出一种阶级分析，但这种分析还很不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把本来模糊不清的概念明确了。
在中国思想界、舆论界中原来已经存在许多萌芽的东西，虽然是实际的反映，却还说得不清楚，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外面来的东西，它能够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发展，是因为它符合于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要求。
第二，讲革命史，要多讲一点革命的背景，否则革命就无法解释。革命不是主观制造出来的，是在一定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不能说经济没有什么变化，但到底情况怎样？经济、政治等情况到底怎样？民国初年是怎么个情况？当时的议会是怎么回事？袁世凯的统治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问题不说清楚，就无法理解共产党何以产生，也说明不了为什么会有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
所以讲中国革命史多讲一点背景情况，是有好处的。
第三，讲中国革命，要多讲一点党外的群众，也要多讲一点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给予我们的帮助。
我们党在中国不是孤军奋斗的。
即使是在大革命失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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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一支很小的游击部队，仍得到国民党第１６军军长范石生的帮助，这不单纯是出于个人友谊。
共产党人所提出的革命目标，他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