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姆峰，在身后渐渐退去，隐没在群山中。
山路走到尽头，便是什约克河的河岸。苟罗瓦·阿里用绳子把一个装着两块金币的皮袋系在儿子脖子上。“只要安拉愿意，到了克伯卢镇上，你就会找到一所学校，把这些金币交给管理学校的先生，支付你的学费。 ”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阿斯兰努力控制着颤抖的嘴唇。
“你会知道的。 ”苟罗瓦·阿里吹胀六个山羊膀胱，把它们捆在一起做成一个“扎克斯” （皮筏），这是巴尔蒂人在水深时所用的传统渡河方式。
“好，现在抓紧。”父亲说。
阿斯兰不会游泳。“当父亲把我推进水里时，我
忍不住哭了。他是个坚强骄傲的男人，但当我沿着什约克河往下漂时，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水。 ”
阿斯兰被什约克河卷走，远离了父亲的视线，他紧抓着皮筏在水中浮浮沉沉，冰冷的河水让他冷得发抖。现在没有人会看见了，他放声大哭。在泪眼朦胧的恐惧中，不知过了十分钟还是两个小时，河道开始变宽，他的漂移速度也慢了下来。阿斯兰看见远处河岸上有人，赶紧用力踢水往那个方向前进。他不敢用手划水，生怕把皮筏弄丢。
“一个老人把我从河里捞起来，用牦牛毛毯包住。 ”阿斯兰回忆说，“我那时还在发抖，不停地哭。他问我为什么要过河，我就把父亲的话告诉了他。 ”
“不要怕。”老人安慰着阿斯兰，“你是个勇敢的孩子，离家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你回家的那一天，每个人都会尊敬你。 ”他在阿斯兰手中塞了两张皱皱的卢比纸钞，然后牵着他的手走到去克伯卢的路上，再把他交到另一位能陪他一程的长者手上。就这样，阿斯兰在胡歇艾下游河谷得到了许多人的陪伴，每个陪他一程的人都捐了些钱给他。
“大家都对我很好，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阿斯兰回忆说，
“我很快进了克伯卢的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尽可能用功读书。 ”
克伯卢是阿斯兰见过的最大的城镇，学生都很都市化，总有人嘲笑他的外表。“我穿着牦牛皮做的鞋子、羊毛织的衣服，而其他学生都穿着很好的校服。 ”
同情他的老师们凑钱帮他买了自衬衫、酒红色毛衣和黑色长裤。阿斯兰每天穿着校服上学，晚上就尽可能把衣服洗干净。一年后，他回到家中时，老人的话应验了。
“我走回山上的时候，”阿斯兰说，“整个人干干净净，穿着校服，每个人都盯着我看，说我变得不一样了。每个人都尊敬我，我也知道自己必须好好表现，才当得起那样的尊敬。 ”
1996年，阿斯兰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学校毕业，政府给他提供了一份公职。但阿斯兰决定回到胡歇艾河谷的家，父亲去世后，他就承担起了村长的职责。“我见过山下人的生活，我相信改善村民的生活
是我的责任。”阿斯兰说。
阿斯兰说服当初给他提供职位的政府官员，开辟了一条直通胡歇艾河谷的道路。他不断跟政府申请经费，把一间通风良好的农舍改成小学，大约能容纳二十五名男学生。但要说服村民把孩子送来读书却并不容易，他们宁愿让孩子到田里帮忙。阿斯兰总会在路上被村民拦住，他们低声说愿意送给他奶油和面粉，只要他们的儿子可以不上学。
等到阿斯兰自己的孩子已届学龄，他意识到要想让孩子们都受教育，他必须找人帮忙。“我被祝福过九次。”阿斯兰说，“我有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女儿夏奇拉最聪明。村里没有地方让她受教育，而她年纪又太小，还不能送走。多年来曾有几千名登山者经过我们村庄，但从没有人伸出援手帮助我们的孩子。后来我听说有个高大的‘安格瑞兹’在巴尔蒂斯坦各地盖学校，而且同时欢迎男孩和女孩，我便决定去找他。 ”
1997年春天，阿斯兰坐了两天的吉普车来到斯卡都的印度饭店，想见摩顿森。但饭店里的人告诉
他，摩顿森到布劳渡河谷去了，可能要好几个星期才会回来。“我留了一封信给这个‘安格瑞兹’，邀请他到我们村子来。”阿斯兰说，“但是我并没有收到回信。 ”
1998年 6月的某一天，阿斯兰在胡歇艾的家中，听到一位吉普车司机说那个“安格瑞兹”就在可安村，离他们只隔几个村庄的距离。
“那个春天我再度回到可安村， ”摩顿森说，“打算召开一个‘吉尔嘎’，也就是‘大会’，让大家推翻将宗帕的提议，这样我才能在那里建学校。 ”
将宗帕一直想盖一间属于自己的登山学校，处处排挤摩顿森的建校计划，甚至突发奇想，联络了当地警察，指称摩顿森在边界地区进行情报活动。阿斯兰开着借来的吉普车抵达时，摩顿森正努力说服非要他交出护照检查的警察。阿斯兰便向他自我介绍。
“我是胡歇艾村的村长，已经找您一年了。 ”阿斯兰还记得当时说过的话，
“晚上请您一定要到胡歇艾村来，参加我们的茶会。”摩顿森不喜欢可安村，
虽然不至于像第一次到可安村时那样，希望“挂在峡谷上的满月坠落下来把村子压碎”，但也很高兴有个理由离开。
阿斯兰除了受过很好的教育，还相当有创意，他大胆地把家里的房子漆上色彩鲜明的几何图案。那栋带着非洲风格的房子立刻让摩顿森有了回家的感觉。夜里，他和刚认识的村长朋友在屋顶上喝白玉茶，聆听他的求学故事。清晨时分，升起的太阳将玛夏布洛姆峰的冰川染成一片绯红，仿佛一张巨大的早餐甜饼，高挂在他们头顶。摩顿森同意把理事会批准在可安建学校的经费转给这个村庄，一个村长曾经跋涉百里下山求学的村庄。
“我在巴尔蒂斯坦四处找他，终于遇到他的时候，我非常惊讶。”阿斯兰说，“我以为我必须卑躬屈膝，向这位‘安格瑞兹’恳求，但他像兄弟一样跟我说话。葛瑞格非常和善，心地温柔，让人很自然就会喜欢上他。第一次遇到他，我立刻就爱上了他的个性。我的孩子和全胡歇艾村的人都喜欢他。 ”
靠中亚协会提供的经费和帮助，阿斯兰和村民
们在 1998年夏天建成的学校，也许是巴基斯坦北部最美丽的学校。摩顿森把学校的设计工作交给了村长，从装饰在每扇窗、屋顶轮廓线和走廊上的鲜红饰条上，就能看出阿斯兰对学校的钟爱。学校围墙外种满了向日葵，在温暖的月份长得比最高的学生还高。从每间教室都能看到高耸的玛夏布洛姆峰，它所代表的“世界屋脊”的意义，让胡歇艾村的许多孩子立下了崇高的学习目标。
时至今日，阿斯兰的大女儿夏奇拉已经是克伯卢公立高中的高中女学生了。胡歇艾村小学的成立，为她开辟了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夏奇拉盘腿坐在父亲身边，已经是位美丽端庄的少女，她戴着落叶图案的乳黄色头巾，说话时面带自信的微笑。
“我一开始去上学，村里的人都告诉我上学不是女孩子的事。”夏奇拉说，“他们说你最后还是会像所有女人一样，要到田里工作，所以何必要往脑袋里装书上说的东西呢 ？但父亲非常重视教育，所以我不让自己受他们影响，坚持我的学业。 ”
“我鼓励每一个孩子。 ”阿斯兰对夏奇拉的两位
兄长点着头，他们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和夏奇拉一起住在克伯卢，顺便担任她的保护人。“但我从很早就发现，这个女孩对待上学的态度很不一般。 ”
夏奇拉害羞地用头巾把脸遮住。“其实我并不特别。”她说，“不过我在胡歇艾的学校总能拿到很好的成绩。”最初夏奇拉并不适应克伯卢的生活。“那里的环境很特别，所有的事情速度都很快，而且好像什么都有。 ”她把最近的物理考试成绩拿给父亲看，因为只考了八十二分，她觉得很难为情。“这里的功课很难，但我正努力适应。 ”
有了直通山下的道路，夏奇拉的求学之路已不像她父亲当年那么艰难。这个女孩正以她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未来开创道路。
“夏奇拉是胡歇艾河谷所有村庄里，第一位享有较高教育权利的女性。 ”“现在，
阿斯兰骄傲地说，胡歇艾村的女孩子全都拿她当榜样。 ”
父亲的赞美再一次让夏奇拉躲进了头巾后面。“胡歇艾村人的观念慢慢改变了。现在我回到村里时，看到所有家庭都把女儿送去上学。 ”
夏奇拉的学习成绩不只影响了胡歇艾河谷的女孩子们，也影响了她的兄长。 18岁的雅古在拉合尔大学读了一年书，不过八个科目挂了六科。现在他转到克伯卢的地区学院就读，决定好好努力，争取日后在政府机关工作。
“我没得选择。 ”雅古害羞地扶了扶棒球帽，上面有颗金星，那是他妹妹在胡歇艾学校赢得的奖章，“妹妹一直在逼我，她很用功，所以我也得用功。 ”
阿斯兰仔细看过夏奇拉最近的课业成绩，发现有一科女儿考了满分——乌尔都语文测验。阿斯兰小心地捧着考卷，仿佛那是金子做的。“对于这一切祝福，我感谢全能的安拉，还有葛瑞格·摩顿森先生。 ”
1998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巴基斯坦北部的数千名民众，都像阿斯兰一样赞美着摩顿森。摩顿森再度回到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的白沙瓦——当年他曾在此死里逃生。如今，塔利班已经占领了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东逃至此的难民的情形更为恶化。他参观了许多难民营，努力提供庇护和食物，还给
成千上万的难民提供教育。在当时的混乱中建学校，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摩顿森却设法在白沙瓦西南方的桑夏图难民营，组织起八十位教师给四千名阿富汗学生上课。
巴基斯坦北部的居民多有严重眼疾，摩顿森安排了美国白内障专家乔夫塔宾医生，帮斯卡都和吉尔吉特的六十位老人进行免费手术。他还把巴尔蒂斯坦唯一的眼科医生聂兹·阿里送到尼泊尔知名的堤朗加眼科医院接受特别培训，以便乔夫·塔宾医生回美国后，他可以独立进行白内障修复手术。
在孟加拉参加了一场开发专家会议后，摩顿森觉得中亚协会的学校应该着重鼓励女孩儿上学。
“男孩子接受教育后，通常会离开村子到城市找工作。”摩顿森解释道，“但女孩会留在村子里，成为社区的领导人物，并且把所学的东西传承下去。如果我们真想改变当地生活，让妇女获得力量，改善基本卫生环境，降低婴儿的高死亡率，就必须让女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
摩顿森坐着绿色吉普车一路颠簸，走访了中亚
协会赞助过的所有村庄，和村里人开会讨论。他开出了条件，如果学校希望继续获得中亚协会的赞助，村里人必须签字，同意增加百分之十的女孩入学率。
“如果女孩子们能至少念完五年级， ”摩顿森说，“一切就会不一样。 ”
中亚协会的理事会组成也在改变。乔治·麦克考恩的妻子凯伦曾在旧金山湾区创立过一所高中，她加入了理事会。另一位新成员是旧金山城市学院的巴基斯坦教授阿都·贾巴。现在整个理事会都由专业教育人士组成。
中亚协会的十几所学校已经建好并顺利开学，茱莉亚·柏格曼在两位城市学院老师乔依·都里哈罗与鲍伯·厄文的协助下，每年夏天在斯卡都举办教师培训班，还为所有教师建了一座永久性的资源图书馆。那年夏天，帕尔维、柏格曼从美国带到巴基斯坦的培训班讲师、中亚协会薪资单上的所有巴基斯坦教师云集斯卡都，同摩顿森一起研究制定了中亚协会的教育原则。
中亚协会学校的教学课程将与公立学校完全一
致，不涉及任何宣传西方文化的内容，任何保守宗教人士都无法指控他们有“反伊斯兰教”的嫌疑，这样他们就没有理由关掉学校。同样，他们也不会教授许多宗教学校里的课程。
“我不希望巴基斯坦的孩子们像美国人一样思考。”摩顿森说，“我只希望他们能得到平衡、不走极端的教育，这个想法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核心。 ”
每一项成功完成的计划都增加了摩顿森的声誉。他的照片开始出现在一些家庭的壁炉旁，吉普车司机的仪表板上。
摩顿森的传奇——一个为人和善、为贫苦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的非穆斯林人士——正穿过无边无际的沙丘，穿过曲折蜿蜒的峡谷，随着光阴的流逝越传越广。
十七沙地上的樱桃树
今天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应该要数印度次大陆以及克什米尔控制线。
——美国总统克林顿前往印巴进行外交访问之前的演讲
法蒂玛．巴图尔还记得第一次听到那“轰”的爆炸声从印度炮兵阵地传来的情景；她也记得炮弹从蓝天落下时的呼啸声；她更记得在田里收割燕麦的姐姐阿米娜和自己，在第一声爆炸响起时面面相觑的神情。
她们居住的布罗尔摩村位于古尔托瑞河谷，在边界另一边印度士兵的随身地图上，属于“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在此之前，这里从来没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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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事——至少对 10岁的法蒂玛来说是如此。天空中传来了她们从没听过的呼啸声，她在姐姐脸上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惊讶神情，
“这是什么东西？”
第一批 155毫米榴弹落下之后，法蒂玛选择尽可能遗忘一切。记忆中的影像就像烧红的火炭，炙热得根本无法碰触。躺在麦田里的尸体，残骸，震天的轰响，呼啸，爆炸——一切都太快，太近，最后汇聚成一股尖叫。
阿米娜急急抓住法蒂玛的手，加入四处惊恐奔逃的村民中间，用最快的速度——虽然永远都不够快——奔向能遮蔽天空的洞穴。
在避难所的黑暗之中，法蒂玛不记得 （或是不想记得）阿米娜为什么又回到了爆炸声中。她想，姐姐是回去带小孩子们进来——那是阿米娜的个性。至于那颗正落在洞口的炮弹，法蒂玛却一点儿记忆都没有。她唯一能说的，是在那颗炮弹爆炸之后，姐姐的灵魂完全破碎了，她们两人的命运也永远改变了。
1999年 5月 27日，蒙大拿的午夜时分，摩顿森在地下室里焦急地翻阅着各国通讯社的新闻，想了解在克什米尔突然蔓延的战乱细节。
大英帝国最后一位驻印度总督蒙巴顿伯爵随手划下的边界线，像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摩顿森焦急地给巴基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