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我们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长寿，比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于此生活方式已二千余年，一旦要以夷变夏，本末倒置，其艰难万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变夏从夷呢？那就是中世纪毕竟是中世纪；那个时代的「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适用，我们现在要另辟蹊径，就不得不从洋西化、改弦更张了。
「健康的个人主义」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里，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健康的个人主义」之上的（「健康」一辞是胡适之先生为中文读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误解）。个体公民与各级政府之间，与夫各级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双边契约的关系（见图乙），政府不再是家长。它是听命于人民的「服务机构」（service agency），官员是「公仆」（public servant）。这一来，它和我们的传统的家长制，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但是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们的土家长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语国家，则政府便是为民服务的机构；权力若被滥用，则全国国民，都会变成独夫专政的个体对象。卢梭说：「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everyone is 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况。到那时，天既不高、皇帝也不远，那就民无噍类矣。上节所述战前的德义日加上个斯大林的俄国，战后的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就是这个画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结果。九〇年代的台湾从家长制蜕变到一个「社会重于国家」的洋制度方向来，希望它的年轻的政治领袖们相忍为国。不要也画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说的宗法社会传统下的「家长制」只是我们帝国时代，至今还没有完全「蜕变」掉的特征之一。但是这一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国所特有的农业经济制度相互配合运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对「暹罗连体兄弟」（Siamese 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开的。事实上中共今日在大陆上的政经失调，便是在这两个弟兄之间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重农轻商的后遗症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原有的以农立国的经济制度，也并不是甚么坏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类历史上经过精心设计，一行两千年而有实际效验的「较好制度」（better system）呢！须知中国封建时代，原和欧洲一样，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欧洲的经济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而我们却缓缓地走上「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原是在社会强于国家的客观条件之下，不受人类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长的。它的确是一种（如马克思所想像的）「客观实在」（objective reality）的产品。
可是我们「重农主义」，却是从头到尾的一种「主观设计」（subjective planning）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国家强于社会的情况之下，由政府主动从事「土改」的结果，是主观意志制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井田、开阡陌」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为了解放农村个体户的生产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给废掉了。改农业为私营——这正是近年来邓小平毁弃毛制土改的主要内容。
秦以后，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买卖。此一农村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没有太大的质变。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才被毛泽东倒转了。
【附注】毛共土改，改私田为公田，也是主观意志的产品。在制度上说，实在是恢复先秦的封建生产制，所以终于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产制，所谓「复井田」，把脑袋搞掉的。
以主观意志来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两家原是一致的。汉承秦制之后，儒家的政权，把法家原有的「重农轻商」的政策，继续推到最高峰。商人阶级受到政府严重的歧视。我国这种与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轻商主义」，其后竟深入人心，历两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个强大的政府镇压了，那个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的「城市中产阶级」（urban middle class）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能出现了。缺少个城市中产阶级，中国也就出不了「重商主义」和「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没有产业革命和与之俱来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那我们就只好安贫乐道，维持个半饥半饱的农业大帝国，永不想发财致富了。全国人民都生存在大贫小贫的边缘，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样，那就真的一穷二白了——所幸我国人口过剩的现象，只发生在清朝乾隆以后。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晚清时代，从古老传统中承继下来的政经实况。这一实际情况，也是传统的政经制度作天衣无缝的配合所制造出来的。但是从人类文明累积的总成绩来看，这种体制原没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们那独步世界的中世纪文明，便是这项政经体制孕育出来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纪来华传教，目击我国康雍乾盛世的耶稣会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名闻天下的民主圣人杰弗逊；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纪中叶，作为罗斯福农业「新政」智囊的华莱士等等，他们比较中西，对我国传统小农制的社会生活，无不推崇备至。晚近的科学史权威的李约瑟，对于我们中世纪科技与社会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们自己的往圣先哲，唱戏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论，那就更不用说了。纵迟至今日，李登辉总统还不是在为「回归固有文明」而呼吁吗？遑论当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优秀的传统，为什么在晚清时代——那时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现在还多一点吗？——我们却表现得那样窝囊呢？结果招致「新青年」们，一致喊打，几乎把「固有文明」全盘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们又为什么表现的如此暴戾无知，还要麻烦「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东来，普渡众生呢？
对此，我们的综合答覆，要点盖有数端。其一便是前节所述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古」或许是我们的；「现代」却绝对是人家的。请翻翻我们今日的中小学教科书；想想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几是属于我们「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货嘛！
一句话归总，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论好坏），是不能适应现代西化的需要。适应不了，它就会变成我们求新的包袱，现代化的绊脚石了。好汉专说当年勇，那就十分窝囊了。且看我们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许有一个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罗孝全牧师杯葛了，以致身死国灭。
传统国家机器的周期性
再者，纵使一个古老民族，它有勇气卸下传统的包袱来求新求变，它还要有个有效率的行政机器来推动此事。不幸的是我们在清末的那部国家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不堪，应该报废的程度了——它负荷不起这个天降大任。
科学家告诉我们，任何群居动物的团体组合，生灭盛衰之间都有其周期性。这反应在传统历史上，史家则叫他做「治乱、分合」；阴阳家则叫它作「气数」；西方汉学家则名之曰「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但是不管称谓如何，我们那部「中央集权文官制」加「农业经济」的国家大机器，亦有其不随人类意志转移的运作周期性。西汉以后历朝的政治史实就警告我们，这部大机器的有效运作期不可能超过两百年。（以世界标准来看，两百年一个周期，不算最长，也算够长的了。）过此时限，就是报废换新的时候了。
满族的统治者于公元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国，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满一周期。到此时它那部仿汉改良重建的统治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报废之时，不堪任重致远了。
吾人试闭目沉思，如「鸦片战争」等国耻国难，均发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时，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我们国运使然吧！这些国难国耻，却发生在「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 expansionism）的极盛时期（根据他们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国国运周期衰竭开始之时。在这盛衰对峙之间，则清廷造化如何，也就无待蓍龟了。
所以我国近代史家每喜诟病清室涉外官吏为如何颟顸，如何庸愚，而在下读史数十年，则不以为然也。
设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诸后来国、共、民、青、民盟、民进诸党之高干，优劣之间，岂待区区执简人之饶舌哉？只是大清帝国气数将终，统治机器报废之周期已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国岂能厚责于机车驾驶人员和维修技工耶！
「西化」、「现代化」与「阶段性」
综合本篇以上各节之阐述，一言以蔽之，我们大概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转变的「转变史」（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的过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学人则改呼为「现代化」。其实这两个概念的疆界实在不易划分，不过人类毕竟是个有「历史感观」（sense of history）的动物。历史往往也是解释概念之争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现代生活中的刷牙为例吧！「刷牙」这项卫生习惯，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国都市生活中却变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入「现代化」的范畴了。据说毛泽东就没有刷牙的习惯。这大概由于他年轻时农村背景和叛逆个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泽东反对「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绝这「西化」的习惯了（毛氏也一辈子未穿过「西服」）。所以当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够「现代化」而被老婆骂成「太土」了。
毛泽东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见微知著嘛！这项社会学上的「微观法则」却能替我们解决无数大问题呢！
可是不论「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我们近代史上这项转变，几乎是十年一变，层次分明的。它存在着浓厚的「阶段性」。我们如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试一回看鸦片战争前传统中国的历史，那就几乎千年未变了。
从一本千年未变的「静的历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变的「动的历史」，则近代中国之动荡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这项动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是从「西化」进入「现代化」，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们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给、自足、自满的「三自」文明。它在「现代」阶段忽然大动特动起来，实在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吃了洋人的苦头，所以才搞起「洋务」来（那时叫做「夷务」）。我们对付外族的老办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我们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所打败。战后痛定思痛，我们第一个「夷务专家」的魏源（林则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了（见魏著《海国图志》序）。这就就开始了我们「科技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邓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实说，我们在前一个世纪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确是有声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竟是世界七大海军之一，远驾于新起的日本海军之上。不幸甲午一战，马脚全露。有识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为他们知道，大清帝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现代化」。康有为、梁启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宪」。他师徒二人认为连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们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则认为要搞政治现代化就得彻底的搞。他主张「建立民国」，干脆把皇帝搞掉，来选个「伯理玺天德」。
康梁失败了。孙先生成功了，并且当选了中华五千年史上第一个「伯理玺天德」。但是孙伯理玺天德并没有解决问题，随他而来的则是军阀混战、夷狄交侵。国政民生反远不如大清帝国之晚年也。这样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识之士」胡适之等来重行考虑了。
胡适之他们认为科技（坚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经济亦余事也。重要是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害了绝症，非彻底脱胎换骨不为功。这就是他们「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了。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动「全盘西化」，这样他们也就把「西化」运动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从魏源到胡适这一「转变」过程是节节升高、层次分明，「阶段性」是十分浓厚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虽然是属于另一大时代了，其变化之轨迹，阶段分明，基本上是与前期无异的。
总之，我们这部苦难而光辉的中国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动之下，时时在变、处处在变。其进度虽然难免迂回曲折、颠颠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终于要找到一个安全而满意的出口则一。出口云何，一个长治久安、名实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国也。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只要我们不停地摸索，最后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局势来看，这个「通」的日子，似乎并不太远了，我们等着瞧吧！
*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脱稿于台北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五期
七、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在上篇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女」，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繁，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二十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